..续本文上一页种临场感受，不只是身力、财力的付出，更重要的是，布施者本身也由此而更体现了生命意义与生命价值。
原来，宗教最能禀于慈悲济世的教义，于落后国家或是灾区施行种种赒济。但是十八世纪以来，一些宗教的殖民地慈善事业，几无例外的挟带着传教的目的，也确实让诸多殖民地人民抛弃了传统信仰，改奉西方宗教。这种做法，往往引生当地人民文化认同的危机感，从而对异教慈善行为视同“入侵”而排拒之。例如：2001年1月26日印度发生芮氏7.8级地震，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十万，这种情形，原本亟需各界援助，但它坚拒西方宗教团体进入印度赈灾。
印尼慈济人以一个华人佛教团体，在印尼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赈灾济世时，恪遵慈济原则，不以慈善为手段来趁机传教，反而还在大爱村为居民建设清真寺，以便伊斯兰占大多数的大爱村居民，拥有幸福的宗教生活。这种尊重本地人民宗教认同的宽广心量，正是佛法“无我”智慧的实践，业已产生了化解宗教隔阂的钜大成果。
这些华裔慈济人的贡献，对印华社会与马来人族群的和解，实具足指标性的意义。原来，三百多年前，一万多名华人在红溪河畔被马来人杀害，血流染红了溪河，河流以此得名。1998年的排华暴动中，许多华裔基督徒被杀害，基督教堂被破坏。印尼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矛盾，迄未得解。然而在三百多年之后，慈济的无私大爱，却为种族仇恨的阴霾，射入了一道阳光，无形中化解了昔日来自种族、宗教、贫富阶级等等差异所导致的藩篱隔膜与血腥冲突。
虽说这是印尼慈济人“在地赈灾济贫”的成效，但我们依然要说，没有台湾佛教的证严法师，就没有慈济志业；全球慈济人精神上的大家庭，就在台湾的后花园——静思精舍。这可说是当代“人间佛教”立足台湾而关怀世界的一大贡献。
六、“人间佛教”的外部挑战
“人间佛教”的发展，当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例如：社会固然对慈济有高度好评，但志业庞大而募款能力极强的慈济，依然会承受到“过度吸纳社福资源”的指责；至于网路上普遍流传的恶毒谣言，他们也是百口莫辩。
最令人感慨的，是2002年发生的“慈济一摊血”事件。1966年，在花莲县凤林镇某诊所，有丰滨乡阿美族原住民产妇陈秋吟因缴不出保证金，而被绝望地抬了回去，死在归途。她在诊所地板上所流下的一摊血，触动了证严法师悲天悯人的情怀。法师因此历经千辛万苦，逐渐创立了济度众生苦难的慈济功德会与慈济医疗志业。争奈有媒体记者不慎将诊所名字写了出来，引发医师家属的强烈不满。他们于是召开记者会，全盘否认此一事实，并对证严法师提起民、刑诉讼，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窃取慈济网站的内部资料。很巧合的是，那段时日，网站上不断出现各种谣言与辱骂，将证严法师污名化成了一个造谣生事的邪恶尼师。
以高道德标准自我期许的慈济团队，济度苦难是它的看家本领，但是对“制恶”一途，则因护念当事人(诊所老医师)之一念善心，而不免自缚手脚，一筹莫展。好在当年长途扛抬陈秋吟就医的唯一幸存原住民陈文谦老先生，以及其他亡者亲属(妹妹、媳妇)，在长期缠讼的最后时刻被查访到了，他们慨允挺身而出，见证了当年血泪交织的一段原住民医疗史页。而弘誓学团与现代禅教团也站了出来，为证严法师在媒体上掰回了一份公道，因此让医师家属的气焰稍歇。[20]
许多媒体与民众(乃至是承审法官)，起先受到医师家属信誓旦旦的影响，对“一摊血”这段往事之真实性，竟然有所质疑。经过前述各方努力之后，社会各界方才转趋信任、同情，并支持证严法师。即使如此，民事庭的法官依然判证严法师败诉，出现这样荒谬的判决结果，一时让舆论哗然。
回顾当日，无论是法官也好，旁观的民众也好，一遇到他们心目中宛如“圣人”般的宗教人士，立刻沦丧了诉诸“公正”的能力，几近乡愿地要求受害当事人，只能选择“退让”一途。在此氛围之下，证严法师一身吞下了所有委屈，放弃了上诉的权利。
显然，“人间佛教”的教团与个人，面对来自社会阴暗角落所射出的妒恨之箭，是否只能扮演一个社会所期许的“圣人”角色？一味退让，是否反会助长更多的罪恶？但像笔者这样硬碰硬以制止罪恶，是否又会升高彼此的对立与仇恨？这都是“人间佛教”面对类似个案之时，所需深思熟虑的外部挑战。
七、“人间佛教”的政教份际
(一)“严土熟生”与政教互动
“人间佛教”强调“严净佛土，成熟有情”[21]的大乘理想，并积极从事社会关怀，它关切的不只是教内事务，而已广及生态环境与“众人之事”。然则无论其主观意愿是否乐意与政治交涉，但它与“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力量，实不可能毫无交集。因此，“人间佛教”应如何定位其政教份际？这又是一项“人间佛教”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笔者过往曾发表过许多篇论文与时论，认为过度标榜“中立”与“超然”，不是最好的方法，这会让恶劣政客有恃无恐地推出伤害佛教或伤害众生的法律与政策。因此佛教应站在“佛教主体性”的立场，本诸“护教”与“护生”原则，在“不竞逐政治权力”的前提下，介入公共领域。相关论述极多，不劳在此一一赘引。
在本节中，笔者拟简要回顾台湾佛教之政教关系，以及笔者有关“佛教主体性”政教互动的经验谈。这又可分为“护教”与“护生”的两大主题，前者是佛教为自己而争取公平的待遇，后者是佛教为众生而争取公正或仁慈的政策。两者都将佛教的人间性，从“精神领域”扩及到“公共领域”。
从日据时代到国民党主政时代，由“南瀛佛教会”到“中国佛教会”，政治力量一向是透过全国性佛教会的白手套，用以掌控宗教力量。佛教会虽是一个“由下而上”所形成的松散组织，没有法定公权力，但却可以透过教会领袖对政治人物的影响力来控管佛教。因此解严以前，举凡拟议“成立全国性佛教社团法人”的方案，一定会被教会联合政治力量“封杀出局”。而教会领袖“忠党爱国”，党国不分，也引起了在野人士的强烈反弹，时有“攀附权贵”、“政治和尚”之类令人难堪的讥评，出现于媒体评论与学者清议。
解严以后，“人民团体法”终于修法，允许成立两个以上同性质的全国性法人，于是，佛光会、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华佛寺协会等等，一个一个成立了全国性的社团法人。政治大环境改变了，这对台湾佛教(特别是“人间佛教”)的蓬勃生机与多元发展，无疑是一股清新的助力。
(二)慈善救济与社会运动
但是在政教关系方面，台湾佛教(即使是入世济民的“人间佛教”)省思的深度与广度依然不足。“人间佛教”的团队从事慈善救济且绩效卓著，这点殆无疑义。然而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很多苦难的发生，并非靠慈善救济就能解决，它们可能源自政策或是法律的不周全乃至严重错误，这又牵扯出“金权政治”的问题。
既然官商利益相与结合的力量如此强大，势必要成立NGO(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团体，结合强大民意，用以监督议会问政与官僚施政的品质，抵制利益团体的政治影响力，并促成较有益于弱势众生与生态环境的法律与政策。在这方面，由于佛教徒习惯了“政治挂帅”的思考模式，为了避免贻致“干预政治”之讥，大都标榜“中立”与“超然”，不愿运用社会运动的手法，矫治政策与法律的偏锋。
然而“人间佛教”既然以“建设人间净土、救度苦难有情”作为职志，面对弱势群众与苦难生灵，以及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如果明知这是源自错误的法律与政策，“人间佛教”岂能自外于政治？许多苦难来自罪恶，但佛教中人却往往只想挽救苦难，不愿从根源切断罪恶，这是“人间佛教”无容闪避的社会质疑。
因此笔者认为，当代台湾“人间佛教”，还须要以更积极的作为，来面对政教关系。宗教可以基于教义的反省而关怀弱势，进而要求改善不良的政策与法律。但这纯属政策面与法律面的诉求，宗教实不宜介入“权力争夺”或“权力分赃”的游戏。因此，笔者并不赞同佛教徒另组政党，不赞同佛教团体拉抬特定政党，也不赞同出家人参选民代、任职官员。
由于社会运动面对的往往是罪恶，包括政策的罪恶、法律的罪恶、人性的罪恶、政商微妙勾结的罪恶，以及意识形态的罪恶，而一般佛弟子所期待的，又是和谐而非充满张力的生活。所以即使是慈悲为怀，他们也宁愿面对苦难，因为那比较没有争议，而且厕身于救难行列，让他们会有较大的成就感。但是一旦面对罪恶(而且是他人或集团的罪恶)，经常可能要面对被报复、被反扑、被惩戒的后果，最起码他们会身心劳苦。因此在台湾，社会运动迄今犹非“人间佛教”的主流，主要是包括传道法师、笔者、性广法师与传法法师在内的出家人，以及几个屈指可数的佛教团体(如“关怀生命协会”)在推动它。
再者，近年来统独、蓝绿阵营[22]的斗争益形恶化，各方政客为了胜选，一次又一次在选举过程中，使用极尽煽情能事的攻防手法，激起了群众盛大的政治热情，但也不幸导致族群严重撕裂，这使得党同伐异，“只问立场而不问是非”的情形相当普遍。
“人间佛教”在教理的反省过程中，不难跳出将统独、蓝绿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笔者早在1995年撰写《佛教伦理学》一书时，即已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对立的严重性，因此阐述“依于佛法反思而超越意识形态”的看法云：
“真正的缘起论者必然以民主的态度包容各方面的异见——包括政治、宗教或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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