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主义思想。……即便是任何一种意识型态，自认为代表真理，而与不同意识型态者产生对立争斗，缘起论者也无意加入这种对抗。不是他有所谓“骑墙”心态，而是他在缘起论的观照下，确信每一个人都只拥有有限的因缘，而世间展现的是无限的因缘与形貌，所以每一个人都只能从他的立场与角度看到部分而非全部真理；倘若有人宣称他的主义思想才是真理，那他保证还没认清“缘起”的真谛。”[23]
然而近年来恶化的族群对立，却使得社会运动的处境较为艰困。即使“人间佛教”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只是支援弱势、护念众生的单纯诉求，依然无法摆脱被“贴标签”或力量分散的困扰。
因此笔者近年业已微调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这“缘起”世间，社会关怀的任何一种路线，都有其因缘条件的限制。完全不介入法律与政策的慈善救济，以及摆明要介入法律与政策的社会运动，各有特长，也各有瓶颈，因此不妨各司其职，互为奥援，共同促进“严土熟生”的大乘理想。笔者早年严词批评慈济，近年却一改既往风格而赞叹慈济，外人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慈济与笔者的政教互动模式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笔者近年来对政教互动模式“各有特长，也各有瓶颈”的前述体会。
(三)“护教”二例举隅
前节主要是谈论“护生”立场的政教份际。本节再谈“护教”立场的政教份际，并举“佛诞放假运动”为例，俾读者理解：在民主社会中，为了挽回劣势，争取公平待遇，佛教不妨采取何种政教互动的做法。
解严以前，台湾虽有宗教自由，却由于政治领导人本身有基督宗教的信仰倾向，这使得基督宗教少数心胸狭隘的教徒，常不免借助政治力量，暗中打压本土宗教。解严之初，西方宗教虽然是台湾人口的极少数，却依然在台湾政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暗中打压佛教的情况，仍未能完全改善。发生在1994年的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观音像事件”与发生在1999年的“佛诞放假运动”，即为两项显例。
1.观音像事件
1993年，座落于公园南侧的基督教灵粮堂，将公园中矗立着的一尊“祈安观音”铜像，视同“魔鬼撒旦”，因此联合各教派神职与信徒共同签署，并运用基督徒在政坛上的钜大势力，施压台北市政府，硬将这尊名艺术家杨英风先生所造，饶富艺术气息的“祈安观音”，抹黑为“违建”，必欲除之而后快。偏激份子甚至趁夜黑风高时分，用粪尿与硫酸泼洒观音圣像。当初主导造像的明光法师，几经努力争取转寰而无效，1994年初，终于转而求助于笔者。
笔者瞭解内情之后，乃基于义愤而全力投入，一方面到处奔走，说服教界大老、法师与信众支持，用以制衡对方所营造出来的民意压力，另一方面则与瞿海源、林本炫等诸赞同拆像之学者，以及对方的狂热教徒，于各媒体与台北市议会所举行的公听会上唇箭舌枪，见招拆招，力破种种“拆像有理”之谬论，用以挽回媒体劣势，这样努力下来，终于赢得了广大教众的认同与广大民众的同情。
无奈基督宗教在政界的势力过于庞大，因此市政府在权衡之下，决定牺牲虽人数众多但却力量松散的佛教。1994年三月中旬，惊闻观音像拆迁在即，笔者乃与立法委员林正杰先生，于3月19日起，联手在公园外的红砖道上绝食、静坐、护观音，以此行动，感召到佛教界与社会各界“沛然莫之能御”的支持力量，“祈安观音”因此化险为夷，长存于公园之中，成为台北市大安区的一座地标。[24]
回想当日，由瞿海源所倡议的“公共场所不得有宗教象征物”之论甚嚣尘上，连板桥石雕公园原拟安置观音像之石雕，都因眼见“祈安观音”惹来的麻烦而喊停。笔者则戏笑怒骂，扬言将一一清算外来宗教在公共领域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包括耶诞放假，后详)。这使得对手心存顾忌，不为已甚。最后终于保住了“祈安观音”，于是“公共场所不得有宗教象征物”的诉求，未能形成惯例，否则其他各处公园、道路的释迦、观音、地藏圣像，都将无法幸免于遭到破坏、拆迁的巨大灾难。
2.佛诞放假运动
五十多年前，天主教的于斌枢机主教建议“圣诞节应予放假”，[25]这显然是透过政治力量，运作“耶诞放假”。但是这种事情有违宪法之宗教平等原则，不能明目张胆地“放水”，以免引来其他宗教的强烈反弹，官方乃迂回宣布：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行宪纪念日”(指该日是中华民国正式施行宪法的纪念日)，因此放假一天。佛教界领袖当然不服这种变相优惠措施，也曾争取过“佛诞放假”的对等待遇，争奈官方总是推说：“涉及宗教平等之考量，怕其他宗教会讲话，所以宗教节日一律不准放假。”
迄笔者于1999年初发起“佛诞放假运动”，并草拟文宣指出：全世界从来就没有因行宪而放假的先例。说穿了，此一假日，不过是政府变相独厚基督宗教之举，与现代国家“宗教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驰。更何况基督宗教在台人口只占极少数，却享有特殊优惠，而本土性宗教，特别是号称“人数近千万”的佛教(与佛道混合教)，反而没有一个宗教假日，因此依“宗教平等”之原则，请政府比照亚洲各国，宣布“佛诞日”(国历四月初八日)放假一天。
全国佛教领袖、法师、信众热烈响应，各界公正人士亦盛情相挺。笔者并请时为总统候选人的陈水扁先生签署，沈智慧则请另一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先生连署，这让时为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的连战先生，产生了极大的民意压力。策略的成功，再加上半年来的努力，终于在6月22日上午十时，让沈智慧委员“将佛诞订为国定纪念日”的提案，在立法院获得顺利通过。佛诞放假运动至此告一段落，虽未能百分之百达到预期目标(因为依然是耶诞独享放假特权)，但差堪告慰的是：一、藉着本次运动，提醒了民众，要注意节日背后所隐涵的政治力量，以及宗教特权的荒谬性。二、为本土宗教开创了宗教纪念日的范例，尔后本土有历史性之宗教都可循例争取权益(道教会即在翌年，争取农历正月初一为道教节)。
待到2000年8月间，行政院发布“拟于明年起全面实施周休二日”之消息，中国时报于8月15日登载：行政院已初步同意，由于行宪纪念日也是耶诞节，唐飞院长认为应再行评估云云。笔者见报乃立即致函唐院长，表达“对耶诞放不放假，并无异议，并且乐见其成，但对于佛诞放假，则一直念兹在兹”的基本立场，请唐飞于宣告耶诞放假之同时，亦宣告农历四月初八之佛诞放假一天，以符“宗教平等”之宪法精神，以符台湾广大民心之所欲。
笔者在发函的同时，复请中国佛教会、中华佛寺协会、佛光会发公函致唐院长表达教会立场，请立委沈智慧向唐院长提出“佛诞放假”之要求。经过这一连串的努力，终于让行政院下定决心，将2001年起的行宪纪念日，改为“只纪念而不放假”。至此，四十八年来独享放假特权的耶诞日，才终于被迫取消了这项特权。
“观音像事件”与“佛诞放假运动”，是“人间佛教”政教互动的良好教材，对于民主政治的本质与公共政策的运作，佛弟子必须另有一番
弃成见的解读而“大彻大悟”，不宜再执于“无条件政党认同”与“无条件中立超然”之两边，而须无私地善观因缘，掌握佛教主体性——即护教与护生——的中道理想。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人菩萨行的历史足履》。全书506页，已于五月下旬出版，以精装本刊行，流通价480元。邮购帐户／法界出版社，邮拨帐号／15391324。详洽法界出版社：电话(02)87896108，传真(02)87896110，查询相关资讯。
[1] 台湾基督徒人口迄今仍有下降趋势，根据台湾基督教资料中心每两年推出的教势报告，台湾基督徒人口已从2001年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七四，到2004年再减为百分之二点五。以上的调查不包括天主教和真耶稣教会，但含盖所有的更正教宗派。负责撰写该项报告的朱三才牧师透露，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教会根本已无聚会。(2004.07.28，http://www.twbm.com/agape/agape51-1d.htm)
[2] 2005年3月20日，第四届台湾文化“台湾思想与台湾主体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杨惠南教特提醒笔者：台湾佛教的发展，必须将日据时代日本佛教的贡献也列入考察。在此感谢杨教授之补充指正。
[3] 以上所述，见释昭慧：〈当代台湾佛教现象的两个悖论〉，《弘誓双月刊》第64期，2003年8月，页4～6。
[4] 详见释昭慧、江灿腾编著：《世纪新声——当代台湾佛教的入世与出世之争》，台北：法界出版社。
[5] 印顺导师着《成佛之道》偈颂云：“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摄，一道一清净。”(页三八二)
[6] 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全书》，页253、313。
[7] 梁君原系佛弟子，后回佛入儒，虽犹称许佛法为最究竟，而目下不赞同提倡佛法，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国。1920年十一月，太虚大师作〈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回应云：“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民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5册，p.303)
[8] 印顺导师于《印度之佛教》序文中说…
《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上)》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