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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人間佛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上)▪P3

  ..續本文上一頁臺灣各“人間佛教”教團的共識。但他早逝于中國大陸,與臺灣佛教接觸的因緣較淺。其弟子慈航法師(1895~1954)于1948年來臺弘法,明確指示,爲了挽救佛教的危機,必須仰仗興辦教育、文化與慈善事業“叁大救命環”。這可說是將臺灣“人間佛教”的社會關懷,作了基本路線的定調。

   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1907~2000),曾于1983年明確指出,要發揚“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16] 但趙樸初的“人間佛教”說法較爲晚出,是在一篇精簡的佛教協會報告書中提出來的,目前尚未建構類似太虛大師或印順導師這樣完整的論述。而且受限于地理因素,這種呼籲對臺灣佛教的影響力並不大。因此最爲影響臺灣佛教的“人間佛教”創說者,首推印順導師。

   由于國共戰爭的緣故,印順導師先于1949年抵達香港,再于1952年(四十七歲)抵達臺灣,自此定居臺灣,教學、弘法、寫作不辍,著作等身。今(2005)年6月4日已圓寂于花蓮慈濟醫院,高齡一百零一歲。可以說,他一生的大半歲月是在臺灣度過的,大部分的重要著作也完成于臺灣,並發行到全球,這對華人佛教與國際佛教學術界形成了钜大的影響。

   印順導師發現,從印度部派佛教時代,就已有理想化(神化)佛陀的傾向;也就是說,佛陀在信衆的宗教心理需求下,逐漸被塑造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而且在天上成佛的理想模型,失去了佛陀原來的人間性與親切感。因此他1941年在重慶,就已寫下了〈佛在人間〉一文,依《增一阿含》的教證而明確地說,佛陀是在人間而非天上成佛的。

   1952年在香港淨業林,他爲住衆講“人間佛教”,並完成一系列的“人間佛教”文章,如:《“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學理建構至此已大體完成。到了1989年,他已七十八歲,特別撰爲叁萬字的小書,名爲《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該書綜合他畢生的治學成果,歸入“人間佛教”的要旨,頗有衆流入海的況味。

   印順導師之所以會提倡“人間佛教”,主要原因有叁:

   一、受到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的啓發,贊同佛教重視“人”、“生”,而非偏重“死”、“鬼”。

   二、受到新儒的刺激影響(如上已述)。

   叁、自己也觀察到中國佛教嚴重鬼化、僧侶生活腐化與教運積弱不振等諸般問題。

   以此叁項重要原因,他上探佛陀本懷,求諸叁藏典籍,並作印度佛教思想史之研究,乃發覺:佛教不只是在中國有庸俗化、“死鬼化”的問題,在印度即已有了濃厚的“天神化”乃至巫教化傾向。

   于是他認爲,不但要革除“死鬼化”的惡劣風氣,也要去除“天神化”的變質成份,宜應體念佛在人間成佛、說法、建僧、教化的真義,把握難得的人身環境,以及人在知情意方面的叁種殊勝要件(憶念勝、梵行勝,勤勇勝),修學自利利他的人菩薩行,就在此世(而非來世)、此間(而非他方)建設人間淨土,濟度廣大衆生。

   由于他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建立在深厚的教史觀察與學理基礎上,因此他的學說思想,經五十年之流傳,已成臺灣佛教的“顯學”。如前所述,藍吉富教授贊歎印順導師之佛學成就,可說是“玄奘以來第一人”。[17]王雷泉則綜合評斷印順導師思想,並給予如下的高度評價:

  “印順法師的佛學著述和闡揚的“人間佛教”思想,爲佛教從信仰層圈出發,契入社會、文化層圈,完成佛教的現代轉向奠下了理論基礎。印順以他透徹的理性思辨和冷靜的科學精神,提升了臺灣佛教的學術水准,其著述絲毫不遜于一流的日本佛教學者和基督教神學家。可以這樣說,在當今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學者中,不管是印順思想的忠實信徒還是從原教旨主義角度對印順提出批評者,幾乎無一不受到印順思想的洗禮。”(王雷泉:1999)

  五、臺灣當代“人間佛教”的事功成效

   (一)概述“人間佛教”之主要成果

   “人間佛教”必須落實在關懷苦難衆生的實際行動中。《阿含經》中仆仆風塵說法度衆的佛陀身影,《本生談》中舍己助人的釋迦菩薩,大乘經中“嚴淨佛土,成熟有情”的諸佛菩薩,這些都是“人間佛教”行者的人格典範。

   “嚴淨佛土,成熟有情”是大乘佛教的理想,爲了將這樣的理想落實于人間,于是救助苦難有情,建設“人間淨土”,就形成了“人間佛教”各教團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動力。這也無形中矯正了一般人把佛教等同于“逃塵避世”或“迷信落伍”的偏見,增加了社會對佛教、僧尼的認同與支持。此中事功最顯著者,即爲佛光、法鼓與慈濟叁大教團。

   以下略述“人間佛教”在教育、文化與慈善事業方面的主要成果:

  一、在教育事業方面,臺灣佛教早已有寺院創設中、小學與幼稚園,但最受重視的是1980年代以後,臺灣佛教自此邁入高教興學時代。

   由佛教界所舉辦的私立大學,目前已經成立的,依創立先後順序,計有華梵大學、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玄奘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六所大學校院,若加上正在籌辦中的法鼓大學,則爲七所。這是漢傳佛教前所未有的興學氣象,依佛教徒之經濟力,竟然于短短的十余二十年間,從無到有地建成六所佛教大學。

   此中除了華梵大學爲曉雲法師(1913~2004)創辦、玄奘大學由白聖法師(1904~1989)倡議,了中法師(1932~  )創辦之外,其余悉是由慈濟、佛光、法鼓等叁大“人間佛教”教團之所催生、主導。其余兩校雖未標舉“人間佛教”,然而華梵大學提倡“覺之教育”,並以“人文與科技融彙,慈悲與智慧相生” 爲創校宗旨;筆者所任教的玄奘大學,以唐朝高僧玄奘大師作爲師生效法的菩薩典範,顯然兩校實質上亦充滿著“人間佛教”菩薩行者積極勇健的氣息。

   複有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法光研究所、佛光山各級佛學院、以及遍布全臺的各佛學院,約計二十叁所,呈現了佛學教育或僧侶教育的多元風貌。此諸佛學院中,除了佛光、法鼓相關系統的佛學院之外,福嚴佛學院、佛教弘誓學院亦屬“人間佛教”教團,複由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編,結合國內二十叁所佛學院所的力量,共同完成了《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鑒》創刊號,已于2002年12月出刊。因此佛學教育系統,還是以“人間佛教”思想教育爲主流。

   重視教育的結果,僧尼素質明顯提高。在臺灣,比丘僧尼在大學任教而有助理教授以上職位者,已超過十五人,其中比丘尼至少就有十二人。[18]

   二、在文化事業方面,各類報紙、刊物、電臺、電視和大小演講遍布全社會。慈濟大愛電視臺全球無遠弗屆,收視率甚高;慈濟文化志業之一的《經典雜志》,于2003年以其高品質而榮獲金鼎出版獎。佛光系統辦了華人佛教界第一份每日出報的報紙,名爲《人間福報》;結合梵呗與國樂的梵音演唱團,巡回國際演出,更是佳評如潮。

   以上這些大教團,由于知名度較高,所以它們的文化事業甚爲多元而廣受矚目。但本文要特別一提的是,在藝文界深受推崇的“和南佛教藝術”團隊。在花蓮和南寺住持傳慶法師支持、詩人愚溪居士主導之下,于1987年創立了非營利性的文化事業體“普音文化公司”,從豐富的東方文化資産中,撷取適合現代人的體裁,融合文學、美術、音樂、多媒體的藝術創作,推出許多脍炙人口的多媒體作品,近年更舉辦百余場藝術活動,在世界宗教弘法史上,創下了新的裏程碑,並獲得文化界與宗教界的熱烈回響。因其卓越之文藝創作,而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多座象征出版界最高榮譽的獎項——六座金鼎獎、叁座金曲獎。其卓越而精致之詩、歌、樂作品,帶領著當代佛教藝術,攀登藝術的頂峰境地。

   叁、在慈善事業方面:佛光、法鼓與慈濟叁大教團,皆努力從事慈善工作。此中又以慈濟志業體最具代表性。慈濟功德會于1966年由證嚴法師(1937~  )創辦于臺灣省花蓮縣,是立足臺灣、宏觀天下的慈善團體,叁十多年來,在臺灣致力于社會服務、醫療建設、教育建設、社會文化等志業,並投入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國際赈災等事工。

   1985年起,僑居各國的慈濟人,將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凝聚在地的愛心資源,推動濟貧救難等工作。目前全球有叁十八個國家設有慈濟分支會或聯絡處。自1991年因救助孟加拉飓風重災,慈濟啓開海外救援工作起,至2005年初,累計援助了全球五十七個國家,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19]截至目前爲止,慈濟會員已超過四百萬人,委員一萬余人。“哪裏有災難,哪裏就有慈濟人”,慈濟人在世界各地都甚受尊敬,連帶地也改變了世人對華人的觀感。

   (二)慈善事業範例舉隅:印尼整治紅溪河案例

   各宗教都有慈善事業,但慈濟事業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沒有佛教本位的宣教心態,不具文化侵略性,在赈災救苦的同時,也能充分尊重並無私協助在地宗教與文化的發展,因此它成功地跨越了種族、文化、國家、階級乃至宗教的藩籬。

   在此特別要舉慈濟國際赈災案例中的“整治紅溪河,興建大愛村”案例。2002至2003年間,印尼慈濟人在印尼雅加達與官方協力整治紅溪河,並爲河畔之拆遷戶建築一千一百戶大愛村,複與臺灣農委會合作,在印尼發放五萬噸大米。

  在整個赈災、義診、建屋、贈米的過程中,慈濟完全采取重點、直接的做法,讓躬自參與的印尼華裔富人,能親身感受雪中送炭的無限溫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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