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与动物权——“人权”观念的延展与“护生”信念的回应
释昭慧
一、“人权”：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
“人权”这个观念的普及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跨越，但它真正落实于人类社会的过程，却是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
我们回想一下：即使是到了十九世纪，“天赋人权”的思想，早已为良心人士之所倡议，但是欧美两洲对非裔奴隶的买卖，却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欧美各国有关奴隶的法律或案例也显示：奴隶终究只是主人的一桩“货品”而已。为了废除奴隶制度，在美国甚至是付出了“南北战争”以及总统被刺的沉重代价。
解放了黑奴，人权并不因此而获得保障！种族歧视，以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而作大规模的灭族行动，格外令人发指；歼灭战俘与平民，则以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最为惨烈！两次大战，使得无数苍生陷入了人间地狱，“乱世人命如粪土”，连生存下去都是一项奢侈的要求，就更遑论其他自由、平等的权益了！
所有杀戮与迫害，理由不外乎佛经所说的“欲诤”与“见诤”。如云：
“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姐妹、亲族展转共诤。……复次，众生因欲缘欲，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梵志梵志共诤，居士居士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斗诤共相憎故，以种种器仗，转相加害，或以拳扠石掷，或以杖打刀斫。彼当斗时，或死，或怖，受极重苦。”
“贪欲系着因缘故，王、王共诤，婆罗门居士、婆罗门居士共诤。……以见欲系着故，出家、出家而复共诤。”
“贪欲系着”，即会有利益之争(欲诤)；“见欲系着”，即会有意识形态之争(见诤)。人类史上无数的斗争战乱，原因不外乎此。
二次大战之后，各国痛定思痛，终于筹组了世界组织的“联合国”，颁布了“联合国宪章”，申明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如此认真建立国际秩序与道德共识，显然为欲抑制“欲诤”与“见诤”的灾祸横流，以保障人类福祉，促进世界和平。
在利益分配上，各国为减缓贫富不均对弱势族群所带来的痛苦，而建立了累进税率与社会福利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人们学习着抛弃“真理一元”的坚持，而强调思想、宗教多元化，种族、语言多样化，并谴责性别歧视。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第二一七Ａ(III)号决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通过教育，促进对人之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然而，世界是否从此就没有了杀戮与掠夺？不然！即以施行公权力的政府而言，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依然众多，他们以“宗教神律”或“传统文化”为理由，企图认定“人权”可以有多重标准——东方的与西方的；宗教的与非宗教的。残忍的灭族行动出现在卢安达与东帝汶；以酷刑惩处思想犯或严苛钳制女性地位的现象，则尚维持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度……。
但无论如何，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的“人权”保障，还是大幅提高了。欲诤与见诤，总算是有了“不得逾越人权”的底线；残害人权的行为纵使有之，也已越来越无法用意识形态来将它“合理化”了。只要不将它“合理化”，残害人权的行为缺乏正当性，自然也会因为做起来“理不直气不壮”，或受到舆论的重大压力，或受到国际的贸易制裁，而相形减少。
“人权”观念的普及化，可说是在人类文明史上跨越了一大步。
二、“环境权”与“动物权”：另一大步正待跨越
令人不安的是：杀戮与掠夺继续发生在非人物种之间，而且有增无已。首先，随着非人性的集约农场与动物实验，动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苦难较诸过往，愈益深重而大量。其次，全世界每一秒就有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面积的热带雨林，因人类的砍伐而消逝；野生动物也因栖息地受破坏与猎捕危机而纷纷绝种(或濒临绝种)。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这样的宣示，对人类的和平前景，无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但却也预留下了一个“动物无权分享和平”的伏笔。因为这似乎明显地将“理性和良心”，当作是“人得以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先决条件，易言之，人以外的其他动物被认定是欠缺“理性与良心”的，似乎就没有权利获得同样的保障了。于是，人们寻求着彼此“和解”之道，却忽略了“与动物和解”或“与自然生态和解”。“和平”变成了“人”此一特定物种彼此间的利益平衡，以及“人”之物种对其他物种的利益分配，如此而已。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人依神的形体而受造，是大地万物的管理者！动物被当作人的财产，无论是东、西方的俗世思想，或是西方主流宗教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人与神的契约早已置动物于不利之境地，如今人与人的契约，依旧没有为动物带来丝毫改善命运的希望。于是，在争取非裔奴隶的“生命、自由和安全”时，犹有宗教人士基于“天赋人权”的形上原理，不断地控诉着奴隶制度的罪恶，否决其存在的正当性，但是当宗教不能同样给予“天赋动物权”的形上原理时，争取“动物权”的机会，就更形渺茫了。
假使面对有血有肉的动物，看着它们因受虐或死亡而颤栗、哀嚎，都不能让有“理性与良心”的人深自反省，而调整自己对它们的态度，那么，要寄望人对没有明显痛苦表情的植物，乃至周遭环境的无情物，赋与仁慈之心，那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幸好在这个不利情况下，近三十年来，依然有少数具有前瞻眼光与仁悯心肠的知识份子，不忍目睹动物所承受到的深钜苦难，从而跨出宗教意识或俗世偏见的藩篱，成为动物的代言人，推展遍及全球的“动物解放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促使国家在人与人的契约中，制订善待动物的相关法律，而且人类社会也终于出现了“动物权”(animal rights)这个名词，它提醒着世人：在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世界里，动物不因其为“张三或李四的财产”而拥有“法定物格”，它们只因其为(与人一样)会感受苦乐，会恐惧死亡的“生命”，而应拥有“法定人格”。
同样的关切，也出现在对待植物乃至于周遭环境的态度上。二十世纪七○年代，“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的概念也被提出来了，。
环境权，原指公民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最早是由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医生于一九六○年提出来的。至二十世纪末，它的内涵渐由“人类主体性”移向“环境主体性”，而成为基进的绿色主张。
基进的“环境权”与“动物权”主张，都是在颠覆人类沙文主义(Anthropocentrism)，但是，二者却是源自不一样的生命情怀。前者起先是从人类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自利”动机出发；进一步才在观察反省之中，超越了“人类本位”的见地，强调自他互利的“生态中心主义”。后者却是在一开始就着眼于动物的苦难，产生了素朴的“利他”思想。“动物权”运动者勇敢地揭发动物地狱的实相，在感情上，刺痛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对动物的悲悯之情；另一方面，在理智上，他们也依绵密的辩证以解构“人类本位”思想的正当性。
如果说，“人权”思想的法制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跨步，那么下一步有待跨越的，应就是“动物权”与“环境权”观念的法制化了。原因是：来自现实的残酷考验，证明了人类的有限；人类已共同面临着生态环境深受摧残，无以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困境。
三、“环境权”：由实务需要启其端到法律诉求
基进性“环境权”的主张，较“动物权”之出现犹晚，如前所述：环保运动的出现，是由人类之实务需要而启其端倪，是来自于对环境危机的一种警觉与反省。早先还没有发展到基进性的“环境亦为权利主体”之主张，而只是依人类为中心的环保意识。由于生态环境残破，祸殃及人，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于是人们开始反省自己对待环境的态度，希望透过一连串环境保护的措施，减低自然环境所受到的创伤与污染，并保持其中的各项资源，以便于人类能“永续利用”它们。这虽还是带着浓厚的“人类本位”色彩，但无论如何，较诸过往“人定胜天”的傲慢态度，已是一大进步。
渐进出现了依生态为中心的“生物多样性”共识。原来自然的生态系统，在成分多样、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途径复杂的正常情况下，其结构与功能，是互相协调、相对稳定的。然而由于客观的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发展等因素，以及主观方面，人类贪得无厌以掠夺环境，瞋恼无边以摧毁生态等因素，于是人们过度利用并严重破坏生物资源，而面临了资源枯竭的厄运，复带来了全球性的污染问题。这两者都导致生态系统失衡，而使得更多动植物加速绝种。然则，如何保持“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persity，简称Biopersity)，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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