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今北京市房山县内)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七《后唐洛京长寿寺可止传》的记载：“年甫十二，逈有出俗之心，依悯忠寺法贞律师，年十五为息慈。辞师往真定，习学经论。时大华严寺有仁楚法师讲《因明论》，止执卷服膺三遍，精义入神，众推俊迈。”从这一记载可知，可止十二岁出家为沙弥，十五岁前往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市)大华严寺听仁楚法师宣讲《因明论》，学习三遍后，已得精髓。“有老宿维摩和尚者，释门之奇士也。问楚师曰：“门人秀拔，孰者为先？”曰：“有幽州沙弥者，温故知新，厉精弗懈。”于是求见，遂质问胜军比量，随难应变，辞不可屈。维摩曰：“后生可畏。契经所谓虽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请止，开讲恒阳，缁素无不钦羡焉。”可止确实属于少年俊才，以沙弥身份至恒阳(今河北省行唐县)讲说经论。
十九岁，可止“抵五台山求戒。于受前方，便感文殊灵光爥身已，而归宁父母及师，于寺敷演。”受戒之后，可止回到范阳。二十三岁时，他又前往太原，学习《法华经》、《百法论》。在此地，可止度过了自己边学习边讲经论的阶段。
《宋高僧传·可止传》记载：“景福年(892—893年)中，至河池，有请讲《因明》，后于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景福为唐昭宗的年号，仅有两年，相当于892—893年，而此时，可止二十三、四岁。可见，可止在太原停留的时间不长就去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住于大庄严寺。乾宁三年(896年)，“进诗昭宗，赐紫袈裟，应制内殿。”
在长安几年之后，有“本道刘仁恭者，据有北门，控扼蕃汉。闻止之名，移书召归故乡。”这位刘仁恭于896年起，任卢龙节度使，后来于幽州(即北京市)割据。可止到达范阳，“其父与师，相次物故，母犹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从这些描述看，可止到范阳时，此地已经陷入战乱之中，可止只好以行乞方式赡养其母。僧传说他“诵“青龙疏”三载，此后有“燕师家子曰制胜司徒，召申供养。”可止的衣食才得到保证。“时庄宗遣兵出飞狐以围之，历乎年载，百谷勇贵。”此事发生于913年，战争结束于914年，刘氏父子俘归晋阳，可止于是避乱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节度使王处直素钦名誉，请于开元寺安置，逐月供俸。”可止和尚到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一带)之后，获得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供养，安置于开元寺，这才算安定下来。他于此地著《顿渐教义钞》一卷，并且才有可能授徒。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王处直被其养子王都所杀，王都继承其职务。天成三年(928年)，后唐明宗攻陷定州，招讨使王晏休受瀛王冯道的委托，寻找可止和尚。冯道曾经在刘仁恭手下任职，昔日可能在幽州认识可止和尚，“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此后，可止就在洛阳长寿寺住锡弘法。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
应顺元年(934年)正月二十二日，可止“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弥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六。闰正月二日茶毘收遗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龙门山广化寺之东南隅。”
从可止的弘法历程可知，在唐末时期，即便是在当时较为边远的幽州仍然有僧人宣讲《因明论》和《百法论》，说明唯识学在有唐一代的普及程度，是超乎先进学术界的想象的。可止和尚身处战乱，颠簸流离，朝不保夕，仍然坚持弘法活动，对于唯识学的传播作艰苦了的努力。然而，也许指出，可止所著《顿渐教义钞》已散失，不知是否为唯识学著作。而他“及在洛也，讲外，长诵《金刚经》，不知纪极。昔多居终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诗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时。”可见，他所弘经论驳杂，尤其精通《金刚经》，精通青龙大师道氤《金刚经疏》。从赞宁所说“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见师之道焉”的叙述来看，其弟子在当时影响不大。
三、息尘、巨岷、继伦
息尘、巨岷、继伦三位僧人弘法地点都在太原，而且息尘、巨岷之间又似乎有师承关系，但年齡相差不大。
释息尘(875？—938年？)，姓杨氏。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宋高僧传》卷二十三有《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叙述其事。
根据《宋高僧传·息尘传》记载：“年方十二，因梦金人瑰奇之状，引之入精庐。明旦告白二亲，恳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悯其天然，情何厌塞，遂曲顺之。即投草堂院从师诵《净名经》、《菩萨戒》，达宵不寐。将周一祀，舍本讽通。年当十七，便听习《维摩》讲席，粗知大义。及乎弱冠，乃圆上品，执持律范，曾无缺然。”这一学习历程属于唐末时期。年二十三，“文义斡通，于崇福寺宗感法师胜集传授，复学《因明》、《唯识》。”此中所说的崇福寺是太原城中的佛寺，在当地很有影响，高僧辈出。息尘所跟随的宗感未见于其它文献，不知其师承，但宗感精通《因明论》和《唯识论》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宋高僧传·息尘传》记载：息尘“不亏敷演，学徒颕脱者数人，崇福寺辩才大师从式最为高足。”这句话是接续上引文字的，如果所叙述的事在中间的间隔不算太长的话，息尘从宗感处出师，就开始宣讲经论，其中辨才大师从式是最杰出的。
天祐二年(905年)，李克用占据河东(今山西省一带)。“武皇帝请居大安寺净土院，四事供养。”此中的“武皇”是指李克用，大安寺即太原的大安国寺。息尘于此思“专览藏教，修炼上生业，设无遮大斋，前后五会。尘甞以身饲狼虎，入山谷中，其兽近嗅而奔走。又于林薄裸体，以啖蚊虻。乃游仙岩岳寺，养道栖神。复看大藏经匝，设斋然一指，伸其报庆。彼寺有圣观音菩萨像，长爥七灯，香华供献。”此中所叙，合于修行上生弥勒净土的“六事”，所以文中以“修炼上生业”来概括。“后被诸生就请下山，城内传扬《大论》，四序无辍。”此中所说的《大论》一般是指《大智度论》，息尘于太原城中宣讲《大智度论》多遍。后唐长兴二年(931年)，“众请于大安国寺后，建三学院一所，供待四方听众。时又讲《华严新经》，传授于崇福寺继晖法师。由是三年不出院门，一字一礼《华严经》一遍，字字礼《大佛名经》，共一百二十卷。复炼一指，前后计然五指。”此段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大安国寺后建立“三学院”一所，这就是赞宁表明此传为“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的缘由。
僧传又说：时晋高祖石敬瑭居晋阳，“最多钦重。洎乎龙飞，尘每入洛京朝觐，必延内殿从容，锡赉颇丰。帝赐紫服并懿号，固让方俞。”这一段文字时间跨度极大，石敬瑭在后唐明宗时期始任河东节度使，住晋阳，时间大概在926年后一段时间。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石敬瑭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同月，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后晋天福二年，后晋迁都汴梁，翌年(938年)，升汴梁为东京开封府。如此疏解可知，石敬瑭至晋阳的时间要早于息尘建立三学院的时间，因此，此院的建立也可能得到了石敬瑭的支持。当石敬瑭作了皇帝后，他很快受诏至洛阳觐见晋高祖，并且被赐紫衣和师号。赞宁在传文中接着说：“尘闻凤翔府法门寺有佛中指骨节真身，乃辞帝，往岐阳瞻礼，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尘之双手唯存二指耳。续于天柱寺，就楚伦法师学《俱舍论》。”从赞宁的叙述看，息尘可能是在洛阳拜见晋高祖之后不久就西去至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的法门寺(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礼拜佛骨的，然后去天柱寺跟随楚伦法师学习《俱舍论》。关于天柱寺，有证据表明是凤翔府的天柱寺。如唐末诗人李洞(唐昭宗时，不第，游蜀卒)有《宿凤翔天柱寺穷易玄上人房》的诗，而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游历凤翔，写了《风翔八观》的组诗，其中第四首是咏赞唐代著名雕塑家在风翔天柱寺所塑的维摩诘像。
息尘至天柱寺“方经数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时，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腊四十四。”息尘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僧人，圆寂之后，“陇坻之间，闻其示灭，黑白二众具威仪送，焚之得舍利数百粒，弟子以灵骨，归于太原。晋祖勅葬于晋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从上述叙述推知，息尘圆寂时间的上限为938年，下限在941年。
释巨岷(877—949年)，姓任氏，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市)人。《宋高僧传》卷七《汉太原崇福寺巨岷传》叙述其事。
根据《宋高僧传·巨岷传》记载：“年甫七岁，志气敦笃。暂见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携入寺，意欲忘归。至本郡净心院，见宣远论师，志恋其房，泣求摄受。二亲知不能阻其愿，咸皆可之。”这位宣远论师不知其所主弘经典。“年十岁，诵终《法华》、《维摩》二经，日持十卷，更无间隔。”二十岁受具足戒恶，“便习尸罗，克通开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鉴。”在学习了戒律之后，“自尔大乘理趣，经论精穷，得其师门，则并部永和三学也。”此中的关键词句是“并部永和三学”，将此与前述“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相比照，则可知此处所说的一定是息尘法师，因此，可以确定，巨岷就是息尘的嫡传弟子。
巨岷在息尘门下，“俾夜作昼，窓案是临，不暇诸他，除研习义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经》兼《因明论》，末年逾切，又传输“金论”，尽屏余缘，各讲十遍，仍求辅亮，博览群书，得义最精，又扬具美。”由此可知，巨岷有两件大事：一是“研习义章”，即《大般涅槃经》、《因明论》，“金论”可能是譬喻的説法。二是“修六事二因”，即修习此法门以上生弥勒兜率天。由这些内容可知，在义学方面，兼弘“性”、“相”二宗，而信仰方面则是弥勒净土。
乾祐元年(948年)，汉高祖刘知远“以龙潜晋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赐紫衣，号圆智大师。续有诏宣，住崇福寺讲…
《第七章 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 第六节 唐末五代的唯识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