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与方便——追寻以憨山大师为主流的晚明丛林改革之路

　　江灿腾

　　丛林1998年第3期

　　【编者按】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着有《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为中心》(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一书，对晚明丛林制度所存在的普遍问题作了根源性的探索，同时，对活跃在晚明佛教舞台上的丛林大德尤其是憨山大师的丛林改革实践轨迹作了追踪性的讨论，此外，对发生在晚明丛林内部的佛学大辩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疏理。这对于我们考察晚明丛林制度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切实可靠的材料，冀望能为今日丛林的振兴带来些许启示，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然，对于江着文中的史论，读者自会见仁见智。本刊选登的是江着中关于“晚明佛教丛林改革”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恰当与否，读者识之。(释纯一)

　　前言

　　在晚明佛教史的研究领域，探讨丛林世俗化的问题，迄今为止，仍在起步的阶段。虽然日本学术界，如牧田谛亮在《谢肇斋の佛教观》一文，已提出这个问题(1)；而长谷部幽蹊的几篇论文，如《明末丛林における修行生活の一形态—德清による曹溪の复兴をめぐって—》(2)和《明清时代佛教界の展望—寺刹の复兴をめぐって—》(3)，也稍微触及其中部份的问题(4)。但在整个研究的视角上，求其较周全者，仍属希罕。因而，本论文的研究，便成了以丛林世俗化的诠释角度，来探讨晚明佛教丛林问题的新尝试。

　　虽然如此，在本论文构思之初，也曾几度徘徊于诠释点的择取方向问题：或遵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好呢

　　或另采取新观点好呢

　　如采取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式，问题的层次比较单纯，且有诸多前辈的研究成果可参考(5)；缺点是容易流于“炒冷饭”的研究。反之，如果采取新观点，固然可使新的问题点被挖掘出来，但是，所谓新的观点，究竟理论的依据何在

　　是否能与晚明佛教丛林的问题相对应

　　几经考虑之后，认为根据禅宗丛林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朝向世俗化是一直无法避免的(6)。明初，太祖虽极力区别僧俗，将丛林修行与社会大众隔离，且在法律上订定了严密的管制办法(7)；但明中叶以后，随着政府、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佛教丛林的生活亦不得在此一时代风尚的冲击下，转向世俗化的发展。而到晚明时期，更是急剧地变迁。既然大势所趋是如此，对研究者来说，即不应回避，而须加以处理。于是本论文即根据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の研究》前例(8)，采取世俗化的诠释角度，来探讨晚明佛教丛林的问题。

　　但是，晚明丛林的复杂状况，较之前代更难处理。因晚明的佛教丛林，一方面有大师辈出，一方面则僧俗急剧混融；不但宗教融合思想盛行，丛林中也出现佛学的大辩论(9)。换言之，根源性的确认和通俗化的发展，同时存在于晚明丛林内部。

　　相应于这种状况，要如何在探讨上加以统合，并且又能层别其复杂现象，便需有所斟酌。在本论文中，即根据此一需要，将整个结构，分成三大部分：一、为丛林的共同问题之探讨；二、为丛林改革的实践途径；三、为丛林的佛学大辩论。而在取材上，则采取圆澄的《慨古录》为问题的提纲(10)；以活动力最强的德清为改革实践的线索(11)；在佛学辩论上，则以五台山新学风的开创者镇澄为批判的前导(12)。如此，则使丛林的各层面，得以贯串起来。

　　然要进行如此的探讨，不用说将涉及甚多不同层面的佛教史知识，在研究所数年内，要一一精通，实不可能。但，在研究时，仍尽最大可能，收集相关研究论文(13)；同时也试图透过近代中国佛教史思想反省的着作(14)，来理解传统佛学的特质和思想理路问题(15)。所以，在本论文里，虽然处理了一些晚明佛教的新问题，例如五台山新修行集团的发现，及其引发的丛林关于《物不迁论》的大诤辩；但思想的诠释依据，仍仰赖于当代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此为本论文研究上，所应感激者。假如本论文，尚有可取之处，当归功彼等之学术贡献。

　　此外，本论文撰述之前，曾先撰写两本着作(16)，以处理相关的周边问题(17)。

　　故在本文中，即不再重复，以下即就丛林的改革问题，展开讨论。

　　注释

　　(1)牧田谛亮，《谢肇

　　の佛教观》，《东洋学术研究》第十卷五号，一九七五年。(东京：东洋哲学研究所，一九七五年)，第2—3页。

　　(2)长谷部幽蹊，《明末丛林における修行生活の一形态——德清による曹溪の复兴をめぐって—》，《中国关系论说资料21》第一分册(上)，论说资料保存会，一九七九年。第230—345页。(3)长谷部幽蹊，《明清时代佛教界の展望—寺刹の复兴をめぐって—》，《禅研所纪要》(爱知学院研究所，一九七六年)，第六、七卷合集，第89—335页。

　　(4)长谷部的上述二文，前者以德清的弟子冯昌历等所编的《曹溪中兴录》资料为主体，处理一些曹溪的丛林生活形态的问题。后者则以明清的寺刹重建为统计资料，说明一些佛教发展的现象。其重点皆不在丛林世俗化的问题。其中附带性的提及罢了。

　　(5)可参考第一章第一节注26的说明。

　　(6)可参考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三章第三节“南宋禅思想の中国社会史上の关系”第109—121页。以及第四节“唐末变革期の禅宗”，第112—124页。

　　(7)见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台一版)，卷二，《钦录集》，载洪武二十五年颁的《申明佛教榜册》(第58—60页)，以及洪武二十七年所颁的《清教录内禁约条例》(第62—64)，即知。因第一章会详探，此处不多说明。

　　(8)同注六。另本文第一章第一节，亦有讨论。

　　(9)指《物不迁论》的大辩论。请参考第四、五章。

　　(10)湛然圆澄，《慨古录》载《续藏经》第117册，第725—734页。请参考第一章第二节。

　　(11)请参考第二、三两章的讨论。

　　(12)请参考第二章第三节，及第四章的讨论。

　　(13)请参考《主要参考书目》。

　　(14)请参考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版)；《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如来藏之研究》，(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版)；《中观论颂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七版)；《大乘起信论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5)指“中观”、“唯识”和“如来藏”的三系分判。

　　(16)即江烂腾，《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板桥：稻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中国现代佛教思想论集》(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17)指关于明初的佛教思想，明末的僧俗思想，以及民国以来“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之辩等。

　　第一篇序论第一章

　　晚明佛教丛林改革所面临的诸问题第一节，研究视角：世俗化的诠释取向

　　要讨论晚明的丛林改革运动，首先涉及的，就是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角度

　　来看待晚明佛教的丛林问题；其次，才谈到：什么是晚明的佛教丛林问题

　　因此，在本章的第一节，即按顺序先探讨前言；而后者则留待其他各节来讨论。

　　民国十七年(1928)春天，以研究中国禅宗史闻名于世的胡适博士(1891—1962)在佛教圣地之一的庐山旅游时，曾如此地感慨晚明的佛教改革事业：“庄严伟大的寺庙已仅存破屋草庵了；深山胜地的名刹已变作上海租界马路上的“下院”了；憨山(1546—1623)、莲池(1535—1615)的中兴事业也只是空费了一番手足，终不能挽回已成的败局。……中古宗教是过去的了(1)。”胡适对晚明佛教人物的批评，并非仅此而已(2)；但我们的问题点并不在胡适批评之多寡，或是否讥嘲难堪

　　而想藉其昔盛今衰之嘲讽，重新思考一个佛教史的课题：到底在今日的佛教史研究者，要如何审视三百多年前，活跃在晚明时期的佛教现象

　　到底在今昔之变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有一较清晰的诠释视角来掌握

　　在晚近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以日本佛教学者为首的着作，如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の研究——政治社会史的考察》(3)和牧田谛亮的《民众と佛教》(4)、乃至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の研究——中国民众の容受》(5)等，都已将视野朝向社会广大民众阶层如何接纳佛教的实态研究。晚明的佛教信仰形态，在中国近世儒学思想高涨的环境中，如何调整与适应的问题，不只是佛教僧侣的巨大时代挑战，也是民众和儒家官僚在生活中或政策上实际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诚如牧田谛亮所言：“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由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几近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佛教的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从成立的。”(6)他同时也批评，假如检视明代佛教史的研究，有明三百年，代表佛教史的人物，只是云栖

　　宏、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齌益智旭(1599—1655)这四位大师；然而支持这些大师布教活动的庶民佛教信仰之实况，却未被重视。(7)牧田氏本人所撰写的《谢肇斋の佛教观》(8)，就是以万历三十年(1602)的一位进士谢肇斋(在杭)在笔记小说《五杂俎》，卷八，“人部”四的资料(9)，来探讨当时庶民佛教信仰状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金瓶梅》小说中的部分佛教资料。(10)总之，相对于出家僧侣，庶民佛教信仰，已逐渐获得佛教学者的重视。

　　但是，这样的研究，除了资料上取舍外，其实已涉及“世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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