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與方便——追尋以憨山大師爲主流的晚明叢林改革之路

　　江燦騰

　　叢林1998年第3期

　　【編者按】臺灣學者江燦騰先生著有《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诤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爲中心》(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一書，對晚明叢林製度所存在的普遍問題作了根源性的探索，同時，對活躍在晚明佛教舞臺上的叢林大德尤其是憨山大師的叢林改革實踐軌迹作了追蹤性的討論，此外，對發生在晚明叢林內部的佛學大辯論進行了批判性的疏理。這對于我們考察晚明叢林製度提供了新的線索和切實可靠的材料，冀望能爲今日叢林的振興帶來些許啓示，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然，對于江著文中的史論，讀者自會見仁見智。本刊選登的是江著中關于“晚明佛教叢林改革”的部分內容，標題爲編者所加，恰當與否，讀者識之。(釋純一)

　　前言

　　在晚明佛教史的研究領域，探討叢林世俗化的問題，迄今爲止，仍在起步的階段。雖然日本學術界，如牧田谛亮在《謝肇齋の佛教觀》一文，已提出這個問題(1)；而長谷部幽蹊的幾篇論文，如《明末叢林における修行生活の一形態—德清による曹溪の複興をめぐって—》(2)和《明清時代佛教界の展望—寺刹の複興をめぐって—》(3)，也稍微觸及其中部份的問題(4)。但在整個研究的視角上，求其較周全者，仍屬希罕。因而，本論文的研究，便成了以叢林世俗化的诠釋角度，來探討晚明佛教叢林問題的新嘗試。

　　雖然如此，在本論文構思之初，也曾幾度徘徊于诠釋點的擇取方向問題：或遵從傳統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好呢

　　或另采取新觀點好呢

　　如采取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方式，問題的層次比較單純，且有諸多前輩的研究成果可參考(5)；缺點是容易流于“炒冷飯”的研究。反之，如果采取新觀點，固然可使新的問題點被挖掘出來，但是，所謂新的觀點，究竟理論的依據何在

　　是否能與晚明佛教叢林的問題相對應

　　幾經考慮之後，認爲根據禅宗叢林在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朝向世俗化是一直無法避免的(6)。明初，太祖雖極力區別僧俗，將叢林修行與社會大衆隔離，且在法律上訂定了嚴密的管製辦法(7)；但明中葉以後，隨著政府、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遷，佛教叢林的生活亦不得在此一時代風尚的沖擊下，轉向世俗化的發展。而到晚明時期，更是急劇地變遷。既然大勢所趨是如此，對研究者來說，即不應回避，而須加以處理。于是本論文即根據阿部肇一的《中國禅宗史の研究》前例(8)，采取世俗化的诠釋角度，來探討晚明佛教叢林的問題。

　　但是，晚明叢林的複雜狀況，較之前代更難處理。因晚明的佛教叢林，一方面有大師輩出，一方面則僧俗急劇混融；不但宗教融合思想盛行，叢林中也出現佛學的大辯論(9)。換言之，根源性的確認和通俗化的發展，同時存在于晚明叢林內部。

　　相應于這種狀況，要如何在探討上加以統合，並且又能層別其複雜現象，便需有所斟酌。在本論文中，即根據此一需要，將整個結構，分成叁大部分：一、爲叢林的共同問題之探討；二、爲叢林改革的實踐途徑；叁、爲叢林的佛學大辯論。而在取材上，則采取圓澄的《慨古錄》爲問題的提綱(10)；以活動力最強的德清爲改革實踐的線索(11)；在佛學辯論上，則以五臺山新學風的開創者鎮澄爲批判的前導(12)。如此，則使叢林的各層面，得以貫串起來。

　　然要進行如此的探討，不用說將涉及甚多不同層面的佛教史知識，在研究所數年內，要一一精通，實不可能。但，在研究時，仍盡最大可能，收集相關研究論文(13)；同時也試圖透過近代中國佛教史思想反省的著作(14)，來理解傳統佛學的特質和思想理路問題(15)。所以，在本論文裏，雖然處理了一些晚明佛教的新問題，例如五臺山新修行集團的發現，及其引發的叢林關于《物不遷論》的大诤辯；但思想的诠釋依據，仍仰賴于當代許多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此爲本論文研究上，所應感激者。假如本論文，尚有可取之處，當歸功彼等之學術貢獻。

　　此外，本論文撰述之前，曾先撰寫兩本著作(16)，以處理相關的周邊問題(17)。

　　故在本文中，即不再重複，以下即就叢林的改革問題，展開討論。

　　注釋

　　(1)牧田谛亮，《謝肇

　　の佛教觀》，《東洋學術研究》第十卷五號，一九七五年。(東京：東洋哲學研究所，一九七五年)，第2—3頁。

　　(2)長谷部幽蹊，《明末叢林における修行生活の一形態——德清による曹溪の複興をめぐって—》，《中國關系論說資料21》第一分冊(上)，論說資料保存會，一九七九年。第230—345頁。(3)長谷部幽蹊，《明清時代佛教界の展望—寺刹の複興をめぐって—》，《禅研所紀要》(愛知學院研究所，一九七六年)，第六、七卷合集，第89—335頁。

　　(4)長谷部的上述二文，前者以德清的弟子馮昌曆等所編的《曹溪中興錄》資料爲主體，處理一些曹溪的叢林生活形態的問題。後者則以明清的寺刹重建爲統計資料，說明一些佛教發展的現象。其重點皆不在叢林世俗化的問題。其中附帶性的提及罷了。

　　(5)可參考第一章第一節注26的說明。

　　(6)可參考阿部肇一，《中國禅宗史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叁章第叁節“南宋禅思想の中國社會史上の關系”第109—121頁。以及第四節“唐末變革期の禅宗”，第112—124頁。

　　(7)見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臺一版)，卷二，《欽錄集》，載洪武二十五年頒的《申明佛教榜冊》(第58—60頁)，以及洪武二十七年所頒的《清教錄內禁約條例》(第62—64)，即知。因第一章會詳探，此處不多說明。

　　(8)同注六。另本文第一章第一節，亦有討論。

　　(9)指《物不遷論》的大辯論。請參考第四、五章。

　　(10)湛然圓澄，《慨古錄》載《續藏經》第117冊，第725—734頁。請參考第一章第二節。

　　(11)請參考第二、叁兩章的討論。

　　(12)請參考第二章第叁節，及第四章的討論。

　　(13)請參考《主要參考書目》。

　　(14)請參考印順的《中國禅宗史》，(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叁年，叁版)；《印度佛教思想史》，(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如來藏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叁版)；《中觀論頌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七版)；《大乘起信論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5)指“中觀”、“唯識”和“如來藏”的叁系分判。

　　(16)即江爛騰，《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中國現代佛教思想論集》(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

　　(17)指關于明初的佛教思想，明末的僧俗思想，以及民國以來“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之辯等。

　　第一篇序論第一章

　　晚明佛教叢林改革所面臨的諸問題第一節，研究視角：世俗化的诠釋取向

　　要討論晚明的叢林改革運動，首先涉及的，就是采取什麼樣的研究角度

　　來看待晚明佛教的叢林問題；其次，才談到：什麼是晚明的佛教叢林問題

　　因此，在本章的第一節，即按順序先探討前言；而後者則留待其他各節來討論。

　　民國十七年(1928)春天，以研究中國禅宗史聞名于世的胡適博士(1891—1962)在佛教聖地之一的廬山旅遊時，曾如此地感慨晚明的佛教改革事業：“莊嚴偉大的寺廟已僅存破屋草庵了；深山勝地的名刹已變作上海租界馬路上的“下院”了；憨山(1546—1623)、蓮池(1535—1615)的中興事業也只是空費了一番手足，終不能挽回已成的敗局。……中古宗教是過去的了(1)。”胡適對晚明佛教人物的批評，並非僅此而已(2)；但我們的問題點並不在胡適批評之多寡，或是否譏嘲難堪

　　而想藉其昔盛今衰之嘲諷，重新思考一個佛教史的課題：到底在今日的佛教史研究者，要如何審視叁百多年前，活躍在晚明時期的佛教現象

　　到底在今昔之變的曆史現象之中，能否有一較清晰的诠釋視角來掌握

　　在晚近的中國佛教史研究中，以日本佛教學者爲首的著作，如阿部肇一的《中國禅宗史の研究——政治社會史的考察》(3)和牧田谛亮的《民衆と佛教》(4)、乃至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史の研究——中國民衆の容受》(5)等，都已將視野朝向社會廣大民衆階層如何接納佛教的實態研究。晚明的佛教信仰形態，在中國近世儒學思想高漲的環境中，如何調整與適應的問題，不只是佛教僧侶的巨大時代挑戰，也是民衆和儒家官僚在生活中或政策上實際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誠如牧田谛亮所言：“中國近二千年的佛教史發展，考慮其推動中國佛教史的因素，假如無法確實了解僅由極少數的僧侶在指導，而實際靠幾近無數的庶民大衆以其信仰之力護持佛教的這一事實，真正的中國佛教史是無從成立的。”(6)他同時也批評，假如檢視明代佛教史的研究，有明叁百年，代表佛教史的人物，只是雲棲

　　宏、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齌益智旭(1599—1655)這四位大師；然而支持這些大師布教活動的庶民佛教信仰之實況，卻未被重視。(7)牧田氏本人所撰寫的《謝肇齋の佛教觀》(8)，就是以萬曆叁十年(1602)的一位進士謝肇齋(在杭)在筆記小說《五雜俎》，卷八，“人部”四的資料(9)，來探討當時庶民佛教信仰狀況。另外他也提到了《金瓶梅》小說中的部分佛教資料。(10)總之，相對于出家僧侶，庶民佛教信仰，已逐漸獲得佛教學者的重視。

　　但是，這樣的研究，除了資料上取舍外，其實已涉及“世俗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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