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于戒幢佛学研究所
各位同学：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青年僧伽应有的宗教情操。这是作为一名僧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研究所的学员们通过预科两年的学习，希望达到的目标。
同学们到研究所来，学习四、五年时间，在佛学上究竟要掌握多少知识？在教理上深入到怎样的程度？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使命感、完善僧格、具足正见。假如离开这三者，即便精通唯识、中观，乃至将三藏十二部倒背如流，对自己的修行及弘法利生都不会有实际的利益。
一、要有使命感
使命感，简单来说就是责任感。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各自所应担负的责任：当学生的责任是要好好学习；当老师的责任是认真教书；当士兵则必须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平……
那出家人的责任又是什么？有人认为，出家就是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不必成家立业，不必为生存操劳，出家后万事皆休。其实，出家人放弃的只是世俗间的责任，等待着我们的是更为崇高的责任和使命－－住持正法，荷担如来家业。
所以出家人身上的担子，比世间的人更重。世人的责任，仅仅局限于某个家庭、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而我们学佛修行，不仅要为自己，同时还要为世界上的一切众生谋求幸福。很多学佛的人，学着学着就失去了动力，不知道学了以后究竟能做什么，这就是因为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我们有自利利他的发心，就会觉得，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佛教界，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从佛教界来说，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翻译了很多有关戒律的典籍，而唐朝之后，禅宗的清规逐渐取代了戒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制度。丛林制度源于高僧辈出的唐代，是重视权威、重视人治的制度，因此大德显得特别重要。宋元明清以来，大善知识越来越少，所以佛教制度也相应地衰落了。到了今天，即便是丛林制度，也几乎有名无实。纵观当今的汉传佛教界，基本是处于一种“无法无天，各自为政”的状态。
大陆的丛林，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十方丛林的规模，也就是说，虚架子尚有一些，而在港台地区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最近我到台湾参访了很多道场，发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私有制。我们知道，原始的僧团是典型的十方僧团，而丛林也属于同样的性质－－“铁打的丛林流水的僧”，佛教团体是十方大众共有的，属于公有制。
但而今，海外的一些僧团，已逐渐演变成私有制。很多寺院都是由个人经营起来的，寺院的所有权属于经营者。在香港甚至还出现过卖寺庙的现象：某和尚曾经营一所寺院，后还俗，遂将寺庙变卖，所得款项挪为己有，开办公司、结婚生子……这就是私有制带来的特殊现象。
第二，是子孙现象。台湾的一些重要道场，都能从中看到子孙丛林的影子：一个师父，下面一大帮徒弟，以子孙相续的模式构成了丛林的主体，外面的人很难进入，即使能住在里面，也会有局外人的感觉。
第三，是男女同住的现象。男女众共住一个道场，也是由体制变化而引起的问题。
当然，这种私有制、子孙制的现象，从成就一番事业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因为私有制，住持者的责任心往往比较强，耗费几十年光阴经营出的局面，他会尽心地维护并发展，且不容易间断，一直干到老，迟早总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而子孙寺院的特点是凝聚力比较强，都是自己的徒子徒孙，做起事来一呼百应，不象十方丛林，僧众来去自如，当长老的若不是特别有威德，很难聚集一批人在手下。十方丛林对住持的要求特别高，没有很高的德行就缺乏摄受力。相反，子孙丛林对住持的道德要求会低一点，会搀杂某些感情成份在里面－－再不好也是自己的师父，所以，子孙道场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私有制和子孙道场却非常不利，因为出家的意义就在于打破私有制，打破对财富、对家庭的占有欲。如果出家后进入一个以私有制面目出现的丛林，那就意味着刚出离了世俗的家，又踏入了另一个家。而长期从事一项事业，久而久之，会使经营者对“我”、“我所”的执著越来越重，而佛法修行的关键就是要打破我们对这两者的执著。所以，子孙制和私有制对出家人自身的修行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佛陀制戒时有很多制度是针对僧团的，目的是维护整个僧团的和谐与净化，可惜这些制度在今天同样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如“结夏安居”，安居是让每个僧人在一年中能有三个月的专修时间。如果一年到头都是忙忙碌碌，没有相对集中的修行机会，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很散乱。而三个月的静修，无论是对我们内心的清净，还是修行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半月诵戒的布萨制度也很重要。布萨是通过诵戒，对照戒条来检讨、查证自己，有过失就发露、忏悔，或者依靠大众的力量相互检验，从而使自己不断得到改造，所以，布萨可以说是僧伽的自新大会。现在很多寺庙也诵戒，但仅仅是诵而已，只剩下空洞的躯壳，根本不能称之为布萨。诵戒的本意在忏悔，以达到僧团的清净和谐。可惜如今的诵戒都流于形式，失去了忏悔的内涵，它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如收弟子和传戒的问题。为什么如今僧团素质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乱收徒弟、乱传戒。很多做师父的自己根本不具备收徒弟的资格；而做弟子也没有条件的限制，好象谁想出家都可以，这使得今天的佛教界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
先说说当师父的条件，戒律里面讲了三点：首先，要有十年以上的戒腊；其次，至少懂得两部戒律；第三，还要有教授的方法，方能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可我们放眼今日的教界，有多少人真正具足这三个条件？如果收了弟子却没有能力给予很好的管教，岂不是误了他人的法身慧命！
另外，就弟子这方面来说，从发心出家到剃度，也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比如戒律里面的问遮问难－－十三难十六遮，都是需要严格遵循的。
至于传戒，是出家人具备僧人资格的重要手段，本应非常慎重。现在有些道场传戒，不客气的说，是在“卖戒牒”，将“继佛慧命”的传戒变质为“卖佛慧命”，搞经济创收，这是佛教的悲哀。传戒的和尚，又往往不依照戒律，授戒时一口气就授上几百人、上千人；受戒的戒子们也是迷迷糊糊就受了戒，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比丘？怎么样才能具备比丘的僧格？统统都不知道，真是可悲呵！
正因为佛陀制定的戒律和制度没能得到切实的执行，才严重危害了佛教界自身的形象，所以，制度重建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推出戒律的原因。推出戒律不是机械地固守传统，而是根据戒律的内容整理出一套适合于当代的行为准则及僧团制度，在继承戒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戒律。
至于教理的弘扬，则要本着契理、契机两个基本原则。佛法在任何时代的弘扬，都有其特定的存在形式。佛陀讲经并不全是真实说，而是根据四悉檀－－世间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其中只有第一义悉檀才是佛陀直畅本怀、真实说法。而很多情况下，佛陀是根据众生的根基，针对不同众生的具体问题方便权巧地说法，该简时简，该俗时俗。三藏十二部典籍本身就存在权说与实说，并非都是真实的、究竟的、了义的。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从早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兴起，到中期大乘佛教的盛行，以至晚期密乘风行，这和当时社会背景及众生根基密切相关。而佛教传入中国，最初也结合了中国的本土的老庄、黄老、儒家之学，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中，逐渐形成带着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在汉传佛教中，唯识宗基本保持了原貌，但玄奘法师在翻译《成唯识论》时，选择护法的观点揉合各家思想，这就掺杂有他个人的意见。就象摄影，表面上很客观，无非是忠实地再现对象，但其中也会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作者会运用不同的视角和处理方法，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
因此，尽管唯识宗是各派系里中国特色最淡薄的一支，但地域的影响还是有的。至于其它各宗，如禅宗、天台、华严，在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代祖师的诠释和弘扬，无一不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既然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时代及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那么，在今天这个有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殊时期，佛教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更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我们应该在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是形式的问题，就是要通过重新的包装使佛法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产品的推广需要依靠包装，同样地，佛法也要结合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使人产生求法的意乐，才能将佛法进一步发扬光大。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是用新式标点、新式排版将三藏十二部典籍重新包装，使之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
另一方面，是在思想内容上的选择。今天，我们应该弘扬什么样的佛教才最切实可行？汉传佛教有净土、唯识、天台、华严等八大宗派。这些宗派都很契理，祖师们智慧大得很，脑袋一摇，厚厚的大部头著述就出来了，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但如今有几个人能去读？又有几个人能读得懂？所以说，这些宗派固然非常地殊胜，在当时也非常地契机，但能否顺应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人常常把一个宗派弘扬到了极端：弘扬唯识宗的人，以为唯识就是一切，只见唯识不见佛法；弘扬净土宗的人，以为净土就是一切，只见净土不见佛法；弘扬禅宗的人也是同样。在古代缺乏交流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情有可原，天台宗的人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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