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他们愿意载我们一程。最后，我们选择在清晨五点搭上一辆卡车上路。车子出发三小时后，他们追上了我们，要我们搭坐他们较舒适的吉普车继续旅程；我们难拂其意，不过还是把行李留在卡车上；约在晌午抵达伦孜宗，卡车也在几小时后随即到达。当地的藏人看到我们欣喜若狂，纷纷请求我们给予他们甘露丸，以及任何边境巡罗未没收的DL喇嘛或其他大上师的法照——我给予了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伦孜宗等了两天才找到一辆往札日的卡车，不过，我回乡的消息早已传到叔叔那里，他派了大儿子开卡车来迎接我们。当两辆卡车在马路中央不期而遇时，一开始我们并不认识对方，由于马路狭窄，我的堂兄拜托我们的卡车司机倒车好让他通过，就在那时，他认出了我们，当然，相认时大家都很激动。我们一路上在许多村庄停留，大家一看到我们的僧袍都飞奔前来要求加持，为我们奉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我可以感受到这些藏人的心是多么地坚定和充满毅力——二十年来，中共极力想改造他们的思想，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信仰。
两天后我们抵达了札日。下车时，我的叔叔和婶婶笑容满面地在前面迎接。坐定后，我们谈到了印度和西方的生活，而他们则告诉我文革时佛教受迫害的情形；然而自一九八四年开始，札日山又重新对外开放朝圣，因此我们决定十天后启程。
绕山的朝圣团成员包括叔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哥哥和我。头两天天气晴朗，所以我们拍摄了许多山景和一些已毁坏的寺庙废墟；我们横越一片森林以及草原，接着则是一块很陡峭的岩地。由于无法适应高海拔的位置，以及习惯西方交通工具的影响，我几乎吃不消；不过由于圣山周围的环境，我的心却是安详无比。以往这里住了许多野生动物，但在文革时已全被猎人捕杀殆尽。
出发后两天天气变坏，雨开始持续地下着，水渗透了衣服；另一方面，由于爬山耗力，身体里面不停出汗，因此我们几乎内外都湿透了。所幸我裹了一条毯子，外罩塑胶布，因此在晚上扎营过夜时，我还有一样干的东西可以包住自己。
由于总共要越过五座高山和无数小山，因此我们花了八天时间在札日附近绕走。有一次，我差点从山顶摔下来；其中一个隘口，岩壁非常陡峭，人若摔下必死无疑，但有一些老喇嘛用他们的神通力，赤手在岩石上制造出凹槽，如此一来，当人们往上攀登时便不会有事了。
我们回去时，每个人都很惊讶我瘦了一圈，他们知道必定非常辛苦。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这是我一生中心灵最宁静的一次体验，也是我自孩提时离开西藏后，生平完全用脚行走最远的一次旅程。
休息了六天后，我们再次到措卡(白湖)朝山——它是札日群山中的一座，由第四世DB法王罗培多杰开放的。这次不像前次那么辛苦，因为我们雇了马匹背载行李，不过还是必须通过三个巨大的山口。这次行程总共花了八天的时间，途中陆续遇到一些亲戚，虽然大家都很高兴能够相见，可是我们并没有稍做停留。有一个地方的泉水由一块岩石后面涌出，因为天气太冷了，我们并没像往常般全身梳洗，而只盥洗了脸和脚。在札日和措卡的两次朝山中，沿途都可发现许多岩石上面印着一些大上师的手脚印，以及他们的牦朱和狗的脚印。这些圣地，都是噶举上师在西元第十二世纪时发现的。
在家乡停留了一个月后，我急于想去止贡并拜见巴冲仁波切。离开当天，我一边打包行李，我的表兄一边帮我找卡车；车子中午到达，我们问司机是否愿意载我们？这时有许多卡车经过，满载着伐自札日浓密森林的木头。司机同意了，但表示只能送我们到伦孜宗而已。途中我们在桑那丘林过一夜，从前这里是竹巴噶举法王竹千仁波切的驻锡地，它曾经是一座十分雄伟兴盛的寺院，如今除了一小部分稍为重建外，其他部分都已成为废墟。我们由那里再回到了伦孜宗。司机是个藏人，他邀请我们住宿他家，他的家人非常亲切，看到我们很高兴，一再恳求我们留下，长住西藏。他们觉得离开同胞便形同背叛，但我解释说：我也告诉他们，所有海外藏人深信留在故乡的同胞绝对会坚持他们的信念。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天后才匆忙搭卡车回孜塘和拉萨，但我的哥哥慢了一天，因为卡车只剩一个座位。司机又是一个藏人，看到我欣喜若狂，虽然我坚持付车资，但他还是拒绝接受。在拉萨，我们等了三天才弄到一辆往止贡替的卡车。离开那天，我们清晨五点起床，这时已是九月末，云层遮住了太阳，冷风迎面吹来，更糟的是天空开始飘雪，由于我们坐在卡车上面，因此一点也不好受；我穿了一件夹克，但还是冻坏了。
那天早上十一点左右，我们终于抵达止贡替。我环视四周，回想起吉天颂恭尊者在西元十二世纪建庙的历史，从那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曾在此证道成就。如此神圣寂静的环境触动了我，仿佛置身于佛净土中；但在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数世纪前建造的佛塔全被毁坏，不禁感到十分难过。由于我随身携带两位止贡法王的亲笔函，因此寺院附近的人都热情地招待我。地上积了很厚的雪，虽然我有些等不及，但也无法马上直奔矗立于山顶的寺庙，倒是后来遇见了下山办事的寺庙总管。隔天一早，我们背上行李开始往上爬；到达后，我立刻去见巴冲仁波切，交给他随身携带的介绍函。虽然他已上了年纪，身子仍十分硬朗，心智也很清明；他的生活简朴，住在一间建筑在岩洞上的小屋。由于他极高的成就和慈悲，寺院的僧众都视他为金刚总持的化身。
在继续述说我的经验前，我想提一下几件有关巴冲仁波切的事，以及他如何经历了文革浩劫。仁波切的故乡巴噶地方的村长的十八岁儿子与仁波切结有深缘，当时凑巧病得很严重，作父亲的原本执意要送他去医院，但儿子说：“不管他们怎么医治我，我都将难逃一死。既然要死，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您如对我一样善待巴冲仁波切。”几天后，儿子果然死了。由于父亲极疼爱此子，因此他依从了儿子的遗愿——巴冲仁波切被遣离当地，获准扮成牧人继续生活。一九八一年，当宗教自由稍为开放后，他又回到了止贡替，并发誓终其余生都不离开此地。一些老喇嘛也回来了，并另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喇嘛们。
后来一九八一年，在马卓衮嘎召开一次正式的会议，并邀请巴冲仁波切参加。特地派去接他的吉普车晚到了，当仁波切进入宾客已坐定的会场时，所有藏人都自动站了起来，而在场的中国人受全场气氛的感染，也不禁起立致意；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征兆，显示佛法将再次兴盛。仁波切接着向大众讲述有关止贡替寺庙的历史沿革，以及他要终生留在此地的愿望。他说，寺庙若能重建，他愿接受信徒的供养；若不能，那么他一毛钱也不会接受。大家都支持他重建寺庙的愿望。
三年后，巴冲仁波切为两百多位僧众剃度出家，这是一项伟大的佛行。没多久，他告诉一位侍者：“下个月我要舍掉这个肉身了。”他的大弟子滇津尼玛听到后，去见仁波切说：“请不要舍离我们。由于您的证悟和慈悲，才使得此地不论在寺院的重建或在佛法的弘扬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如果您离开，一切都会瓦解的。”巴冲仁波切回答说：“但每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到来的，甚至佛陀也免不了要离开他的身体。”他同时用了一句西葳谚语：“父不死，儿不长。”滇津尼玛哭泣着说：“但是您我之间无法相比：您像海洋、天空、高山，而我在您旁边只不过是只小虫子罢了。”巴冲仁波切默默不语。不过，当隔天所有僧众都在修长寿法请求他住世时，仁波切当众对大家说：“昨天滇津尼玛恳求我留下，所以今天我还在这里！”有些人或放会认为仁波切是以宣布其死亡来考验他的弟子，但情况绝不是这样——仁波切是看着滇津尼玛长大的，对他本性了解甚深；此外，巴冲仁波切是个非常率直的人，不喜欢玩这种喇嘛的游戏。
现在回头来谈我停留在庙里的事。在我到那里之前，寺庙为两位止贡法王兴建了一座关房；接下去的四个月，我们住在那里——这真是一件大福报。在这段期间，巴冲仁波切和一些人尽力为我们护关，让我深深感激。
前两个月的时间，我把所学的一切法教重新温习，另外又加上许多新的功课；我也与当时已年届六十的滇津尼玛就这些法教做深入的讨论。后两个月，我正式进入闭关，修大手印和拙火。
离寺步行约四个小时，有一个叫喋仲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全西藏最大的尼师庙，一个可治疗多种疾病的温泉，以及一座信徒常去朝圣的圣山。莲师曾在此闭关达七年七个月之久，其间写下了许多岩藏法本；西元十五世纪，有一位止贡法王仁钦彭措，曾在这个地区打开许多岩藏宝藏。
以前在山谷下面一个叫宗努孙多的地方，每十二年便举行一次颇哇的大法会，每次均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因此在那里建有一座大寺庙，可惜已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安排了一天的朝山活动，积雪高深及膝，而接下去的温泉热水确实让我们感到相当不舒服。尼师庙大部分都已重建，现有约五十位各种年龄的尼师住于此地，由止贡堪卓住持。通常法教的传承均由大喇嘛(上师)承续，然而，康卓玛(注：藏文“康卓”即“空行”之义)的转世虽未被正式认定，也有其自个儿的法承——当一位康卓玛圆寂时，另一位被认定为依喜措嘉(莲师佛母)转世的尼师，便会从寺庙内的僧团中出现。目前的康卓玛是涅尼滇津丘准，她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强迫还俗结婚，但她意志甚坚，誓不屈服，一心只为寺庙工作。她和尼师们亲切地迎接我们，我则回以茶砖和礼物做为供养。
几天后我回到了止贡替。由于佛陀和莲师都曾授记吉天颂恭尊者的降世及其驻锡地，加上尊者自身所做的预示，因此任何人只要以诚心和信心踏上止贡便必不生恶趣——包括畜生和昆虫亦将往生善道。寺庙附近也有一座著名的尸陀林，起源于空行由印度一处神圣的坟场取一石供养尊者而开始的。另外，当时的书本也记载着，任何人在止贡尸陀林以身体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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