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驰聘于“时空隧道”的战车——三能变缘起的第六识观——理性的是非得失

　　太古之时．地球上森林密布，草原丰盛，山野沟壑，江河湖泽，无处不是郁郁葱葱。其间鸟类欢鸣，野兽嬉戏，鱼鳖畅泳，大自然一派“伊甸园”的宁静祥和。

　　近一万年来，地球上草原稀疏了，森林缩减了，极多的鸟兽绝迹了。江河湖泽浑浊了，从来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也昏暗了。在大地上，那些被称作“村落”、“集市”的非自然的东西从小到大，从疏到密，不知不觉地迅速发展成为密集的城市乃至庞大的都市。在大地上行走的马牛羊鹿虎豹，在空中飞行的鹰隼雁鹅鸦鹊鹤等，变成了牛车、马车、汽车、火车、双翼飞机、单翼飞机、喷气飞机、火箭、卫星、宇宙飞船。同类同种的雄性动物在繁殖期间用角蹄爪牙的争斗，豺狼虎豹捕食他物的横暴凶残，变成了一种用刀剑戈矛；枪炮、飞机、军舰；导弹乃至原子弹的战争。

　　这一万年来地球怎么变了样？几十亿年来的地球不是一直是太平安宁的么？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使地球在短短万年，甚至在这最近的三百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在人类中谁都知道，引起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的理智活动及其突变式的发育和发展，甚至变态的发展。

　　人的理智真是一个怪物。它能把有变成无，能把无变成有。能把许多毫不相关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新的，对人既有利又有害的，在大自然中原本不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在荒原上种植和收获庄稼，能从石头中产生出金银铜铁，能把水和火变成电，进而还变成电灯、电话、无线电、电视、电子计算机。能把一种石头变成镜子，又变成能看到用眼睛看不见的——老鹰和猫都看不见的极细极小的生物乃至天空中那遥远又遥远、数不清数不尽的星星——的那种显微镜和望远镜。人类拥有了这一切，极大地优化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优化了自己的生活。但人类拥有了这些，也用来算计自己的同类，从小的个人间的吵架、斗殴，到大的冲突、战争；从冷兵器的战争到热兵器的战争；从几百人几万人的战争到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与的战争。人真是一个怪物，既那么的可爱，又那么的可恶。

　　在这善善恶恶的过程中，人类也记录下这一切，也证明着这一切，并从另一方面表现这一切，于是有史学、哲学和科学；还有音乐、美术、文学、政治等数不清的学问——文明，人类的文明。

　　不论是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地球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人的理智活动如同魔术师一样，口中念念有词，意念动用之间，这一切就从“无”到“有”了。有一类人，疑惑地看着这一切，更多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如同长江中的水分子，相互拥挤着．顺着河床疾速地流向下游。下游是什么呢？是大海。而人类文明之流的最终归宿——这个大海又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没有人知道的结论。古往今来无数哲人和思想家，都深思过这样的问题，但大多都得不出结论。有的虽有见解和结论，但几千年之后，或几百年、几十年之后，社会的发展却并不符合他们的“圣断”，或“科学的预言”。佛教认为这一切都是“俗谛”而不是“真谛”，人类在“俗谛”上用人的理智去穷尽万物的“所有性”。离开了佛教的“真谛”，用人类有限的、受局限的理智去穷尽宇宙万物的“所有性”，并为人的欲望服务，必然会带来歧途亡羊的茫然感和危机感。我国先秦时曾有一个歧途亡羊的故事，载于《列子

　　 说符篇》：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之者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扬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

　　邻人丢失了一只羊，那么多人去找，竟找不回来，这件生活中的小事，竟使当时与孔孟老庄齐名的大思想家杨朱先生陷入了沉思。后来他的学生问他为何，他却如同后来老禅师们的模样一样——不作任何解释和回答。

　　杨朱的担忧，是怕后人对于大道不知回归根本，在支末歧途上越走越远。无独有偶，两千多年过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西方的学者拉里夫

　　赖教授在《和未来相撞》一文中又表达了一种现代“歧路亡羊”的忧思：

　　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才干的人，也不能真正知道科学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乘着火车奔驰着。速度越来越快；路轨分叉越来越多，方向不明。驾驶室中没有科学家，每一个指针背后都潜伏着危险。社会的多一半人都在最后一节车厢中向后看。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现代人类社会的处境。近两百年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科学那样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么大的进步和富裕，新的知识和信息如同潮水一样地不断涌入人类文明这个“水库”，而这个“水库”的容量到底有多大，其堤坝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大呢？最新的科学调查提出了一个质询：如果全球50亿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起码人类要耗费掉30个地球。——人类仅有的这个地球承担得起吗？何况人类的欲望如同安装了火箭推动器一样地向前猛奔。

　　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艾滋病、恐怖主义、核威胁、生物武器，这大多都是用现代科学所滋生出来的恶魔。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安全。最近发生在德国的一系列核走私案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也震动了全人类。人类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境如何呢？科学是那样的令人神往和充满希望，但同样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不安和迷惑。

　　人类正走在这样一个歧路口上。

　　人类将怎样面对这一困境呢？

　　庄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几位思想家之一，发表过许多思想家意想不到的奇谈怪论，这些奇谈怪论，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程序，可以把人类的精神引向一个更为宏大和清新的世界。如他在《逍遥游》一文中说：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灵冥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在《逍遥游》和庄子的其它文章中，庄子一再让人们明白如下的问题：一是人类自身，乃至一切生命现象，各有各的认识层次，彼此间是难以会通的；仅就人类自身而言，也因其环境、立场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出现认识层次上的差别；而认识层次上的差别，往往是先天因素造成的。二是人类自身，乃至一切生命现象，其认识都是有局限的，圣人也不例外。所以庄子在《齐物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

　　这不是诡辩，也不是庄子的相对主义，这是人类意识形态与能力的客观存在。康德说过，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之时，应首先检验一下自己的手段与能力——庄子则在两千年前首先明确地向人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庄子曾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中国式的，当然是中国道家的答案，这就是——道，只要人们回归于大道，一切问题、一切疑惑都可迎刃而解。

　　道家的道是恍惚的，离迷的，不确定的，对一般的人而言，比上述问题更以让人入手。得道是神仙们的事，凡俗之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气，又哪来这么大的智慧呢？总之，道是高高在上，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佛教则不然，它对上述的问题有理路清晰的解说，如同一门生命和精神的科学，用逻辑的，说理的，现实的，人人均可直接体验和确定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解说这一切的原因、结构及其后果，并让人们在善恶、迷悟中进行自由的选择。前面我们曾介绍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这似乎还与真正的理智无关，这里我们就以佛教唯识学的眼光来认识一下人的理智活动及其自身在唯识学八识系统中的排列，它是“老六”，即第六识——意识。在八识系统中，只有它才有资格以意识命名。

　　眼识依于眼根，缘于色界，故名眼识；耳识依于耳根，缘于声界，故名耳识；鼻识依于鼻根，缘于香界，故名鼻识；舌识依于舌根，缘于味界，故名舌识；身识依于身根，缘于触界，故名身识。它们各有其单一的内在依据和所缘的外部环境，才能产生各自的“识”的功能，并且互不混淆。意识也有内在依据，就是意根；也有所缘的外部环境，就是“法界”。

　　严格的唯识学说认为，阿赖耶识虽具多种“识”的功能，但其“恒而不审”，只能作为超时空的一种混沌精神实体存在，与庄子笔下描写的那个没有七窍的“混沌帝君”相似，不能直接发起认识活动。而末那识则“恒审思量”，执着这个“我”毫不间断地进行“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意识”又仅仅停留在狭义的“自我”上，超出这个“自我”，它就没有雅兴，又没有那个功能了。唯有被称之为意识的这个第六识，则能对八个识进行观照，也能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境”进行观照，如同孙悟空一样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能大能小，能深能浅，的确值得人们留意，认真看看这个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唯识三十论》云：

　　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

　　了境为性相，善不善俱非。

　　其它的不用多说，这里只就“了境”作一番说明。“识谓了别”，这是唯识学对眼耳等前六识所下的“共义”。“了”就是明了，就是对事物所作的判断和认识。“别”是区别、识别、分别。“境”指一切外部或内在的事物。不同的事物各有各的形相、大小、状态等色、声、香、味、触、…

《心灵锁钥 第二章：心灵世界的内在机制与精神王国的地图(三)驰聘于“时空隧道”的战车》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