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弟子超晔不敢虚说，赘述于此。
是年春，朱庆澜(子桥)将军与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熙人)请大师赴东北讲《仁王护国经》，遂于夏日启程，途经金陵，在古林律寺为程潜(颂云)将军授戒。6月26日，大师与常惺法师等至北平，北平僧界及朱庆澜居士等于东车站迎至柏林寺，当日大众恭备午斋。居寺月余，编《仁王经阐秘》四卷；《仁王经》自来注疏最多，而《仁王经阐秘》依真言宗理而为之解，用浅略、深秘二种意义，解其秘要，实未之见。朱庆澜将军十分钦佩大师之博学高风，因其所請，大师为朱授灌顶皈依，赐法名“超愿”。大师又至北平居士林演讲，说信、慧、施、戒四种法门，并灌顶传法，受请任居士林最上导师。
7月，大师抵沈阳。25日(阴历六月十九)，“仁王护国法会”开始，张学良将军偕翟文选入坛护摩受戒。法会期间，大师每日上午八时至十时，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并为信众灌顶传法。法会毕，道出榆关，为奉直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
随后，朱庆澜将军等发起北戴河暑期讲经会，大师与常惺法师赴会轮流讲演，达半月之久，并游北戴河避暑，复至联峰山观音寺与信众结缘。
秋八月，大师偕朱庆澜将军谒五台，所过之处，随宜开示。于五台山设千僧斋，为信众结缘灌顶。
中秋月，五台山普济佛教会重刊《释迦如来一代记》，该书由辽宁关东印书馆承印。1943年，哈尔滨佛经流通处又将此书再次刊印。朱庆澜将军跋曰：
“己巳之秋，同人等发起东北和平法会，于辽宁省城启建密坛，宏开讲筵，礼请持松法师敷座宣演《仁王护国般若经》，种菩提之净因，消弥漫之浩劫，一时间者，皆大欢喜。法师于讲经余暇，著述《释迦如来一代记》一书，览斯编者于世尊应化事迹可悉知悉见，实学佛之梯航也。五台山普济佛教会愿出资印送，以公同好。爰记数言，俾著述与印送之功德，同我佛事迹而并传焉。”
是年，兴慈法师于上海吉安路271号创建的法藏寺殿宇全部落成，此为当时上海地区唯一的天台宗道场。自创建始，该寺以讲经作为弘法利生的主要方式，寺内设特邀法会，分别邀请海内高僧大德来寺讲经，如应慈老法师来宣讲《华严经》，圆瑛老法师来宣讲《楞严经》，持松大师来宣讲我国失传已久的密宗，弘一律师来宣讲南山律。这种集禅、律、密、净于一堂的讲经弘法，真是殊胜因缘，四众赞叹，成为一时盛景。
李凤歧先生夫妇古稀双庆寿，其子荣祥居士(法名圆净)为大师灌顶弟子，故大师赋诗以申祝赞，诗中有“父在儒宗承本立，子于佛学悟真常”之句。全文刊于《海潮音》。
大师常教人读《普贤行愿品》，以普贤十大愿行持，为每位学佛者必知必作也。此即教理联系实践，佛法即在世间。后大师对弟子云：密宗关于《行愿品》及《心经》，另有深秘解释之义。大师又云，所谓秘密者，实非秘密，明白后即不秘密了。因众生根器不同，故有浅密、深密、秘密、秘密中秘密不同之诠释。
1930年，民国19年，庚午，37岁
1月，湖北省佛教会欢迎太虚、持松两高僧摄影载于《海潮音》(见下图)。
春，大师受邀于汉阳归元寺讲《楞严经》。蔡元培(孑民)先生率男女生徒十余人入座听经，叩哲学与宗教大意，及以美术代宗教之利弊等。大师作《哲学与宗教》贻之，后以“入入金刚”署名刊于《佛学半月刊》。文之大意是说，哲学、美术等与佛教均有相通之内涵，但却都不能替代佛教，因为整个佛学是研究人类在宇宙法界中之正确位置的。
4月，宝通寺传三坛大戒，礼请大师为得戒大和尚。时湖北新洲报恩寺沙弥本焕由其剃度师传圣法师推荐，赴宝通寺从大师受具足戒。大师对其开示曰：“要领悟到佛的真谛，须经过一番苦行修炼的功夫，亲自体验，渐入佛心，没有捷径，只有苦修行，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并着重指出：“你要多走些名刹古寺，多参拜高僧大德，特别要注意持戒修行。”本焕法师现年已104岁高龄，每忆及受戒之时况，总是感叹持松大和尚的栽培恩德。
5月25日，中国佛教会于上海觉园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圆瑛法师、太虚法师、王一亭、关絅之等36人为执行委员，让之法师、持松大师、赵朴初、简玉阶等18人为候补执委，谛闲法师、印光法师等12人为监察委员，江味农等6人为候补监委。圆瑛法师继续当选为会长，并通过了《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修正草案》等。
朱庆澜将军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宗道场，函电交促，礼请大师前往西安就住持位。适汉口大水，车轨被淹，以致未果行。9月4日(阴历七月十二)，大师复函朱庆澜、康寄遥二居士：
“连日预备动身，而平汉路轨屡被大水冲断，中途折回者若干次。津浦、陇海亦时有阻隔之虞，故拟今晚暂先回汉，俟有机会再来亲教。此次之所以失信于座下，半由于天灾，半由于人事。松亦自感有愧，但亦无可奈何之举。子老屈候多日，尤令人惭作无已。所幸来日方长，忏悔当不至于无地。”
大兴善寺，在陕西西安，创于晋初，初名遵善寺，隋文帝重建，赐名“大兴善寺”。唐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驻锡于此，翻译大量密教经典，为唐代重要密宗道场，后虽经多次劫难，然历代均有重修。《长安古刹提要》载：“寺在西安永宁门外五里，东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许，毗罗笈多曾译经其中，诏僧徒二十万实之，招提之盛，甲于海内！”由此可见，大兴善寺不愧为当时海内首刹，亦可窥隋唐佛法鼎盛之一斑。
8月，《募建大勇阿阇黎灵骨塔捐启》载于《海潮音》。大勇法师于1923年自东瀛归国后，半年间先于上海传法，继至杭州开坛灌顶传法，又至武汉，再赴北京，后又决意入藏融合东密藏密，遂组织人员西行求学，因受阻滞留于四川甘孜，于1929年逝于此地，终年三十七岁。闻大勇病逝噩耗，大师等发起并撰此文，向信众劝募。
秋初，为之东先生书“节录诗话总龟”扇面一幅，下押“师奘沙门持松”朱文印。此大幅墨宝近由沪上某长老于拍卖会上拍得，其内容摘自宋代阮阅编著的《诗话总龟》卷之三。
10月1日，《佛学半月刊》创刊，大师题写“愿开秘密藏，广为众生说”以贺，墨迹刊于头版。
阴历十月，大师讲《仁王经》于武昌莲溪寺。
由谢铸陈先生发起，中国佛学会发函邀请大师前往南京演扬密宗法要。大师在汉阳用电报回复，答应于11月前往南京弘法。11月25日，大师自汉阳搭乘“襄阳丸”轮船启程，于27日上午抵达南京下关，出席觉林欢迎会，入住毗卢寺。自12月1日至10日，大师每晚7时至9时讲《大日经住心品》，四众听者如云；应四众所请，分期在毗卢寺、居士林及觉林三处结缘灌顶，一时与会者莫不欢喜踊跃，叹为希有。14日上午，南京佛教界于觉林举办欢送会，下午护送大师出城至下关火车站，转赴无锡弘法。
1931年，民国20年，辛未，38岁
2月24日(阴历正月初八)，大师复函康寄遥居士：“长安古道场寺塔，得诸大居士次第修复，实非常之盛举，德业广大，不可思量，因之叹赞不已。密宗固应恢弘，学院亦当务之急，甚愿早观，顾咸承召，既符私愿，敢不乐从。徒以武汉宁沪各地，尚坚约讲经传戒，既已前诺，未便贸然置之，种种羁绊，西行之期，遂不得不稍展时日，容俟可行，即便辇发。至邀延弘一师，俟得晤，当代为致意，再函奉覆可也。”
是时，朱庆澜将军入陕赈灾期间，筹集资金，以工代赈，对慈恩寺、塔进行修葺，并实行丛林制度，上殿过堂，使弘法活动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础上，朱庆澜与康寄遥等诸善长缁素，共同发起于慈恩寺内创建慈恩学院，成立慈恩学院董事会，并延聘持松大师、太虚法师、妙阔法师主持学院教学工作。为此，康寄遥专门发函请求大师慈悲支持。
阴历四月，大师至湖北沙市章华寺讲《维摩诘经》，期间为信众授皈依并灌顶传法。又往宜昌居士林四日，讲《心经》、《大乘起信论》，说密乘法要，并应邀为200余人授皈依三昧耶戒，灌顶传法。
7月，大师所著《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开始连载于《佛教评论》。大师早年从月霞尊者深研华严教义，又从应慈法师受记莂，嗣为法子，一肩承系临济、华严两脉，自思：唐译《八十华严》以来，各种疏钞、玄谈甚多，清凉国师之《华严文钞》文广义繁，学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能深入，或对《华严》之全经、观行、境界不能演然于心目，也无所解悟，以至于不能进入华严海会，实乃一大憾事，于是自撰《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六卷。此书对华严之四法界、六相特别是十玄门及五教作了详尽整理，并准确予以发挥说明，对贤首教理作了全面的梳理，因而成为近代以来研究华严宗之重要典籍，也因此奠定了大师在华严宗之地位。
阴历十月，大师应请至杭州昭庆寺传戒，任教授阿阇黎。其间，编《因明入正理论易解》及《三昧耶戒义释》各一卷。《因明入正理论易解》一书是大师对陈那之弟子商羯罗主所著《因明入正理论》的诠释论著，采用的底本是玄奘三藏的译本。对于《因明入正理论》，历来注疏颇多，其中以唐窥基法师的《大疏》最为著称，然而此疏早年流入日本后，在国内就湮没无闻了，后亦有诸家疏解者，然未达深意。大师在日本时得以看到原疏，因其深奥，故撰《因明入正理论易解》，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之门。
自11月7日起，大师在沪上功德林讲演《仁王护国经》。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序幕。此举激起了全国各族民众护国浪潮的兴起，佛教界同胞也以自己的形式展现了他们护国爱国的情怀。《威音》杂志载有《沪上仁王护国法会之发起》一文，曰：
佛法中有《仁王护国经》，并仁王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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