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弟子超晔不敢虛說，贅述于此。
是年春，朱慶瀾(子橋)將軍與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選(熙人)請大師赴東北講《仁王護國經》，遂于夏日啓程，途經金陵，在古林律寺爲程潛(頌雲)將軍授戒。6月26日，大師與常惺法師等至北平，北平僧界及朱慶瀾居士等于東車站迎至柏林寺，當日大衆恭備午齋。居寺月余，編《仁王經闡秘》四卷；《仁王經》自來注疏最多，而《仁王經闡秘》依真言宗理而爲之解，用淺略、深秘二種意義，解其秘要，實未之見。朱慶瀾將軍十分欽佩大師之博學高風，因其所請，大師爲朱授灌頂皈依，賜法名“超願”。大師又至北平居士林演講，說信、慧、施、戒四種法門，並灌頂傳法，受請任居士林最上導師。
7月，大師抵沈陽。25日(陰曆六月十九)，“仁王護國法會”開始，張學良將軍偕翟文選入壇護摩受戒。法會期間，大師每日上午八時至十時，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並爲信衆灌頂傳法。法會畢，道出榆關，爲奉直戰爭枉死者施食回向。
隨後，朱慶瀾將軍等發起北戴河暑期講經會，大師與常惺法師赴會輪流講演，達半月之久，並遊北戴河避暑，複至聯峰山觀音寺與信衆結緣。
秋八月，大師偕朱慶瀾將軍谒五臺，所過之處，隨宜開示。于五臺山設千僧齋，爲信衆結緣灌頂。
中秋月，五臺山普濟佛教會重刊《釋迦如來一代記》，該書由遼甯關東印書館承印。1943年，哈爾濱佛經流通處又將此書再次刊印。朱慶瀾將軍跋曰：
“己巳之秋，同人等發起東北和平法會，于遼甯省城啓建密壇，宏開講筵，禮請持松法師敷座宣演《仁王護國般若經》，種菩提之淨因，消彌漫之浩劫，一時間者，皆大歡喜。法師于講經余暇，著述《釋迦如來一代記》一書，覽斯編者于世尊應化事迹可悉知悉見，實學佛之梯航也。五臺山普濟佛教會願出資印送，以公同好。爰記數言，俾著述與印送之功德，同我佛事迹而並傳焉。”
是年，興慈法師于上海吉安路271號創建的法藏寺殿宇全部落成，此爲當時上海地區唯一的天臺宗道場。自創建始，該寺以講經作爲弘法利生的主要方式，寺內設特邀法會，分別邀請海內高僧大德來寺講經，如應慈老法師來宣講《華嚴經》，圓瑛老法師來宣講《楞嚴經》，持松大師來宣講我國失傳已久的密宗，弘一律師來宣講南山律。這種集禅、律、密、淨于一堂的講經弘法，真是殊勝因緣，四衆贊歎，成爲一時盛景。
李鳳歧先生夫婦古稀雙慶壽，其子榮祥居士(法名圓淨)爲大師灌頂弟子，故大師賦詩以申祝贊，詩中有“父在儒宗承本立，子于佛學悟真常”之句。全文刊于《海潮音》。
大師常教人讀《普賢行願品》，以普賢十大願行持，爲每位學佛者必知必作也。此即教理聯系實踐，佛法即在世間。後大師對弟子雲：密宗關于《行願品》及《心經》，另有深秘解釋之義。大師又雲，所謂秘密者，實非秘密，明白後即不秘密了。因衆生根器不同，故有淺密、深密、秘密、秘密中秘密不同之诠釋。
1930年，民國19年，庚午，37歲
1月，湖北省佛教會歡迎太虛、持松兩高僧攝影載于《海潮音》(見下圖)。
春，大師受邀于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蔡元培(孑民)先生率男女生徒十余人入座聽經，叩哲學與宗教大意，及以美術代宗教之利弊等。大師作《哲學與宗教》贻之，後以“入入金剛”署名刊于《佛學半月刊》。文之大意是說，哲學、美術等與佛教均有相通之內涵，但卻都不能替代佛教，因爲整個佛學是研究人類在宇宙法界中之正確位置的。
4月，寶通寺傳叁壇大戒，禮請大師爲得戒大和尚。時湖北新洲報恩寺沙彌本煥由其剃度師傳聖法師推薦，赴寶通寺從大師受具足戒。大師對其開示曰：“要領悟到佛的真谛，須經過一番苦行修煉的功夫，親自體驗，漸入佛心，沒有捷徑，只有苦修行，才能達到那種境界。”並著重指出：“你要多走些名刹古寺，多參拜高僧大德，特別要注意持戒修行。”本煥法師現年已104歲高齡，每憶及受戒之時況，總是感歎持松大和尚的栽培恩德。
5月25日，中國佛教會于上海覺園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選舉圓瑛法師、太虛法師、王一亭、關絅之等36人爲執行委員，讓之法師、持松大師、趙樸初、簡玉階等18人爲候補執委，谛閑法師、印光法師等12人爲監察委員，江味農等6人爲候補監委。圓瑛法師繼續當選爲會長，並通過了《中國佛教會各省縣佛教會組織大綱修正草案》等。
朱慶瀾將軍發願恢複西安大興善寺密宗道場，函電交促，禮請大師前往西安就住持位。適漢口大水，車軌被淹，以致未果行。9月4日(陰曆七月十二)，大師複函朱慶瀾、康寄遙二居士：
“連日預備動身，而平漢路軌屢被大水沖斷，中途折回者若幹次。津浦、隴海亦時有阻隔之虞，故擬今晚暫先回漢，俟有機會再來親教。此次之所以失信于座下，半由于天災，半由于人事。松亦自感有愧，但亦無可奈何之舉。子老屈候多日，尤令人慚作無已。所幸來日方長，忏悔當不至于無地。”
大興善寺，在陝西西安，創于晉初，初名遵善寺，隋文帝重建，賜名“大興善寺”。唐開元年間，“開元叁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先後駐錫于此，翻譯大量密教經典，爲唐代重要密宗道場，後雖經多次劫難，然曆代均有重修。《長安古刹提要》載：“寺在西安永甯門外五裏，東南距大慈恩寺叁裏許，毗羅笈多曾譯經其中，诏僧徒二十萬實之，招提之盛，甲于海內！”由此可見，大興善寺不愧爲當時海內首刹，亦可窺隋唐佛法鼎盛之一斑。
8月，《募建大勇阿阇黎靈骨塔捐啓》載于《海潮音》。大勇法師于1923年自東瀛歸國後，半年間先于上海傳法，繼至杭州開壇灌頂傳法，又至武漢，再赴北京，後又決意入藏融合東密藏密，遂組織人員西行求學，因受阻滯留于四川甘孜，于1929年逝于此地，終年叁十七歲。聞大勇病逝噩耗，大師等發起並撰此文，向信衆勸募。
秋初，爲之東先生書“節錄詩話總龜”扇面一幅，下押“師奘沙門持松”朱文印。此大幅墨寶近由滬上某長老于拍賣會上拍得，其內容摘自宋代阮閱編著的《詩話總龜》卷之叁。
10月1日，《佛學半月刊》創刊，大師題寫“願開秘密藏，廣爲衆生說”以賀，墨迹刊于頭版。
陰曆十月，大師講《仁王經》于武昌蓮溪寺。
由謝鑄陳先生發起，中國佛學會發函邀請大師前往南京演揚密宗法要。大師在漢陽用電報回複，答應于11月前往南京弘法。11月25日，大師自漢陽搭乘“襄陽丸”輪船啓程，于27日上午抵達南京下關，出席覺林歡迎會，入住毗盧寺。自12月1日至10日，大師每晚7時至9時講《大日經住心品》，四衆聽者如雲；應四衆所請，分期在毗盧寺、居士林及覺林叁處結緣灌頂，一時與會者莫不歡喜踴躍，歎爲希有。14日上午，南京佛教界于覺林舉辦歡送會，下午護送大師出城至下關火車站，轉赴無錫弘法。
1931年，民國20年，辛未，38歲
2月24日(陰曆正月初八)，大師複函康寄遙居士：“長安古道場寺塔，得諸大居士次第修複，實非常之盛舉，德業廣大，不可思量，因之歎贊不已。密宗固應恢弘，學院亦當務之急，甚願早觀，顧鹹承召，既符私願，敢不樂從。徒以武漢甯滬各地，尚堅約講經傳戒，既已前諾，未便貿然置之，種種羁絆，西行之期，遂不得不稍展時日，容俟可行，即便辇發。至邀延弘一師，俟得晤，當代爲致意，再函奉覆可也。”
是時，朱慶瀾將軍入陝赈災期間，籌集資金，以工代赈，對慈恩寺、塔進行修葺，並實行叢林製度，上殿過堂，使弘法活動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礎上，朱慶瀾與康寄遙等諸善長缁素，共同發起于慈恩寺內創建慈恩學院，成立慈恩學院董事會，並延聘持松大師、太虛法師、妙闊法師主持學院教學工作。爲此，康寄遙專門發函請求大師慈悲支持。
陰曆四月，大師至湖北沙市章華寺講《維摩诘經》，期間爲信衆授皈依並灌頂傳法。又往宜昌居士林四日，講《心經》、《大乘起信論》，說密乘法要，並應邀爲200余人授皈依叁昧耶戒，灌頂傳法。
7月，大師所著《華嚴宗教義始末記》開始連載于《佛教評論》。大師早年從月霞尊者深研華嚴教義，又從應慈法師受記莂，嗣爲法子，一肩承系臨濟、華嚴兩脈，自思：唐譯《八十華嚴》以來，各種疏鈔、玄談甚多，清涼國師之《華嚴文鈔》文廣義繁，學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能深入，或對《華嚴》之全經、觀行、境界不能演然于心目，也無所解悟，以至于不能進入華嚴海會，實乃一大憾事，于是自撰《華嚴宗教義始末記》六卷。此書對華嚴之四法界、六相特別是十玄門及五教作了詳盡整理，並准確予以發揮說明，對賢首教理作了全面的梳理，因而成爲近代以來研究華嚴宗之重要典籍，也因此奠定了大師在華嚴宗之地位。
陰曆十月，大師應請至杭州昭慶寺傳戒，任教授阿阇黎。其間，編《因明入正理論易解》及《叁昧耶戒義釋》各一卷。《因明入正理論易解》一書是大師對陳那之弟子商羯羅主所著《因明入正理論》的诠釋論著，采用的底本是玄奘叁藏的譯本。對于《因明入正理論》，曆來注疏頗多，其中以唐窺基法師的《大疏》最爲著稱，然而此疏早年流入日本後，在國內就湮沒無聞了，後亦有諸家疏解者，然未達深意。大師在日本時得以看到原疏，因其深奧，故撰《因明入正理論易解》，爲研究者提供方便之門。
自11月7日起，大師在滬上功德林講演《仁王護國經》。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軍侵華戰爭的序幕。此舉激起了全國各族民衆護國浪潮的興起，佛教界同胞也以自己的形式展現了他們護國愛國的情懷。《威音》雜志載有《滬上仁王護國法會之發起》一文，曰：
佛法中有《仁王護國經》，並仁王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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