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题十八应真手卷》载于《妙*轮》，系大师为《十八应真手卷》所题，题文内容借用了宋代云门宗中兴之祖雪窦重显禅师(980～1052)所撰《僧宝》一诗(载《明觉禅师语录》)内容。同月，大师与兴慈老法师、圆瑛老法师、应慈老法师等联合署名的《崇德语溪净业社修建募缘起》载于《觉有情》半月刊，后又于9月刊于《佛学半月刊》。
是年，大师书孙过庭《书谱》扇面赠克钧先生，此扇面曾现身于一拍卖会。
盛幼盦(法名普慧)出资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会址初设于上海静安寺，后迁法藏寺。盛自任会长，编纂者有持松、芝峰、黄幼希、许圆照、范古农、李圆净等。主要是汇集校勘诸经本，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搜集未载之重要典籍。抗战胜利后，因经费困难等原因自行中止。后于1946年，虚云、圆瑛等人发起刊行《民国增修大藏经》，曾将方册本《普慧藏》第一期五十种作为该藏的第一期单行本予以重印。《普慧藏》纸型今存于南京的金陵刻经处，现已重印。
1944年，民国33年，甲申，51岁
1月1日，所撰的《编印华严疏钞始末因缘》载于《觉有情》半月刊“华严疏钞编印专号”，曰：“《华严疏钞》不但是复兴贤首宗的续命汤，而且是探讨八十《华严》的指南针。”“《华严疏钞》出世不久，流行还未普遍，就遇着武宗的毁灭佛法。当时《经》、《疏》、《钞》原是各别成部，展转传抄，难免错讹，这时中国连错讹的也没有了，流传到高丽去了，一直到宋朝方才由高丽取回来，净源法师才把《疏》录在《经》的下面，名曰《华严经疏注》，《钞》还是另外的。到明朝嘉靖时，妙明和尚方才连《钞》会在一处。”“《疏钞》既是后人所会，因卷数太多，会刻的人或前后照应不到，或有意删削，所以前后的文多不连贯，甚至大段的删略了，展转翻刻，越误越多，看的人也都不会细细的留心校对，所以多年并没有人想着要重新校刻。”“所以“华严疏钞编印会”就在这时势艰难期间，勉力的组织起来了。这事的动机虽然是徐蔚如居士，可是努力促成的功劳，还是李圆净居士和蒋竹庄居士。因他们两人的努力，和黄幼希居士之肯毅然出而主任编订，又遇着应慈老法师正在上海开办华严学院，一般会众也都希望这件事早日成功，时节虽然差一点，可是因缘却很具足的了。”
4月1日，《傷呂碧城居士之逝》载于《觉有情》半月刊。
6月6日至12日(阴历闰四月十六至二十二)，大师于圣仙慈寺启建尊胜息灾法会。《觉有情》半月刊载文曰：“本埠善信多人，慨灾劫未艾，民生剧苦，特吁请持松大阿阇黎，就南通路(旧淡水路)圣仙禅院开建尊胜息灾法会，以密宗轨范，建坛作法。同时请显教比丘五十位，轮流念佛七昼夜，冀仗三宝威神，救济有情苦厄。自阴历闰四月十六日起，至廿二日圆满。希各界善信随喜参加，同沾法益。”
是年，韩惠安居士长子于汉口经营失败，来沪要将瑜珈精舍出售抵资。韩居士也无奈，众人皆为之叹息，两幅巨大曼荼罗遂转移至弟子陈承辉家中收藏。此两幅曼荼罗是日本穆韶祖师赠予大师者，名贵异常，虽经数百年，佛像依然鲜艳如故。自此，大师又回圣仙慈寺居住。
11月，应“来苏社”之请所撰《木祖师二百岁寿》载于《木道人二百岁纪念特刊》。该刊由《木铎声》编辑处编，上海道德书局出版。吴企尧老居士记得：当时正值日寇占领上海，在《木道人二百岁纪念特刊》中看到持松大师有“多情十法界，无情一草木”等诗句，感到诗中洋溢着大气磅礴的爱国爱教精神。他说，持松大师德高望重，一生爱国爱教的感人事迹很多，凡有胜缘读到记述高僧大德事迹的书，是通过文字般若熏受的福报，有利于积极向上提高素质，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1945年，民国34年，乙酉，52岁
阴历十二月，为《弥陀经像义》作序，刊于次年之《觉有情》半月刊。序文云：“佛教亦称像教，以其观像而启信仰也。故真言宗三密相应，首重意密。净土《十六观经》云：“十方诸佛，净妙国土，从心想生”。《华严经》云：“一切唯心造”。盖无在而不由乎心矣。《弥陀经》虽教人持名，然一经首尾，即是弥陀曼荼罗，若能随文起观，则于持名必有大助。宋慧崇、李福惠二居士所绘《弥陀经像义》，实又为随文起观之大助也，即此功德，已可作他年上品之因。故随喜赞叹，为题数语于首。”
大师于序中所指之心，非单指吾人之肉团心，乃属意识思维，即“心意识”，如俗语中常用之“真心、好心、良心……”等等，属密教六大(地水火风空识)之识大。肉团心无有正邪、好恶、美丑之分；而真善美、邪恶丑等种种事物概念，已由意识思维起诸行动而显现。大师于首即云三密相应，首重意密，故于持弥陀名号时，劝随文起观(观即意识作用)必有大助！
2月，大师在上海佛教功德林主持佛化婚礼，并致辞，曰：“夫结婚而用佛教仪式，在佛教入中国以来尚无先例，因无先例，世人得勿叹为奇闻耶？或以佛教为禁欲主义，而不宜有结婚仪式；或以佛教专属比丘，而不应在佛前结婚。然一经解说，匪特不奇，且属当然之举，既为当然，则不如是反为奇闻矣！”“今以佛教仪式结婚，较之普通非中非西非新非旧之杂凑仪式，庄严多矣！郑重多矣！在功德林蔬食处结婚，较之寻常酒肉荤腥之餐馆旅店，清净多矣！肃静多矣！在功德林蔬食处结婚，较之寻常酒肉荤腥之餐馆旅店，清净多矣！肃静多矣！”“欲以佛教仪式行之家庭，必须在家居士努力倡导，始克有效也。新郎新娘今日既以佛教仪式相结合，当知有大因缘，有大善根，始得生在佛教家庭，而又得此空前创举也，必须从此发菩提心，坚固不退，勇猛精进，以道相勖。昔者菩萨大士，有发愿生生世世为夫妻，互相警策，互相提携者。故知今日之会，不特见者闻者随喜赞欢，而亦常自庆自幸者也。”
春，应慈老人组织重编《华严经探玄记》告竣，大师奉老人命作《重编华严经探玄记序》。重编之《华严经探玄记》收入《普慧大藏经》。
大师的愿望载于上海《杂志》月刊第4期“今年的愿望”特辑，曰：“愿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于民国卅四年起咸趣安乐，永息争端，同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三毒五欲之妄念，证究竟种智之觉果。”
自上海沦陷，为躲避日伪之威逼利诱，大师即杜门谢客，著书立说。为此，计划将从日本取回之唐密教理、事相等写出，以利来哲修学。至此，计大师撰写论著、纂注、疏解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等计二十余种。
7月，日本投降前夕，鉴于国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大师乃决定偕弟子陈承辉、许华瀚修“仁王护国法”。但因无坛场，只得于圣仙慈寺之东厢设一方便坛，购置黑布遮蔽，不对外宣说。如是坛内每日修法不断，外面无一人知晓。此次秘密修仁王护国法以9日为期，每天修一座法， 9座法即圆满。经过精心准备，修法开始，许第一个上座，陈次之，大师最后上座，师徒每人修了三座法，第九日结坛。结坛时，许、陈问大师是否也在修降服法，大师点头称是。二人想轮修一次，大师说不必了。
唐密修法与众不同，行者跏趺坐于礼盘之上，用净布遮盖所结手印、默诵真言、深入观想，坛场内声息全无。如需助修者，则侍立于主修坛旁，随时递给所需法器，及照看好香花灯涂等供品。整座行法中寂静肃穆、庄严祥和，气氛与其他宗派迥异。
9月5日(阴历七月二十九)，大师应诸弟子之请，于圣仙慈寺内结坛修地藏法，祈愿息灾度亡。其时，有甘肃弟子成超健寄来血绘地藏菩萨圣像一帧，供养大师。《觉有情》编者有缘同与法筵，得大师许可后，将所撰之《地藏菩萨表白文及赞词》刊于《觉有情》半月刊“护国成功庆祝特刊”。
武桐荪居士抗战时于重庆中央银行任要职，日寇投降后常来往于南京上海间，有缘在静安寺拜谒大师，得灌顶传法，赐法名“超荫”。大师曾屡为其指点迷津，谆谆戒导，切勿为名利困扰，要发大悲心，有菩萨心肠，与人为善，作到无我无相境界。所有这一切，使武桐荪一生受益。他一生虽历经坎坷，但皆平安以度，清风两袖，乐天知命，信为大师教导之所赐，对大师之恩泽始终铭怀不忘，在大师晚年屡往探望，持松法师纪念堂建成后亦常前往参拜。
是年，德悟法师在静安寺原山门之东，另建一座庄严的仿唐新山门，由邓散木题额“静安古寺”。
1946年，民国35年，丙戌，53岁
2月4日，圆瑛老法师于圆明讲堂偶患中风。大师闻讯后，与应慈老和尚一同前去探望。
静安寺方丈德悟法师在新山门前于经过疏浚的“天下第六泉”涌泉井栏一侧，建成一座古印度阿育王式梵幢，作为佛寺标志。新山门和阿育王式梵幢落成峻工时，适逢静安佛教学院开学，乃于四月初八浴佛节举行揭幕典礼，受聘为佛教学院首任院长的太虚法师亲临主持剪彩，并拈香礼佛，欢喜赞叹。与会僧俗逾万人，成为当时沪上佛界一大盛事，盛况空前。
有弟子对算命看相类之宿命观还未摆脱，对此，大师总是好言相劝，曰：此乃旁门小道，有人藉此糊口，不可上当。大师引《法苑珠林》语：“生老病死、吉凶祸福、贫病寿夭，是法尔之道不可避。此乃因缘果报使然，既来之则安之。”又开示云：“止恶修善，经常检查自己，勤求忏悔，正确对待才是。”并又教导：“随缘了旧业，不再造新殃。”
7月31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公墓为圆寂的荣增堪布举行茶毗大典，持松大师和大悲法师应邀主持。
11月11日(阴历十月十八)，大师与中国佛学会杭州市分会同仁合影留念。是月，大师应中国佛学会杭州市分会的邀请，到杭州讲经传法，结缘灌顶。
鉴于余杭径山寺(全称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住持乏贤，日渐破落，杭州佛教界僧俗决定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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