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意三业迷误，才流转生死的。迷误可以识破，众生可以返觉。”

　　大师见超晔能理解，接着云：“《大日经》曰：“我即同心位，一切处自在。普遍于种种，有情及非情。阿字第一命，缚字名为水，啰字名为火，吽字名为风，佉字同虚空。”《即身义》释云：初句我即同心位者，所谓心则识智也。后五句即是五大。中三句者，表六大自在用无碍徳。如是六大，能造一切佛及一切众生、器界等四种法身、三种世间。即六大为能生，四法身、三世间为所生。此所生法，上达法身，下及六道，虽粗细有隔，大小有殊，然总不出六大。故佛说六大为法界体性。又《即身偈》末句“圆镜力故实觉智”，此实觉智即是大圆镜智，即是本觉智，此智体即是六大法性。一智成就，智智成就，则一切种智成就。因此，真言宗就此成就了历代祖师的法身慧命、四身五智，亦为后来者“即身成佛”指明了成就依据及理智条件，证得生命体性佛性不生不灭之真理。”

　　正是这种思想与观念，使超晔始终乐观并积极向上，既一丝不苟地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自己，又认认真真地工作。

　　年末，大师出席《辞海》中国哲学史编写人员会议，会议主题是统一体例，讨论试写稿，参加佛教条目编写的还有苇舫法师和王永元居士。时高振农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同参加了会议。大师在会议作发言时，声音洪亮，言简意赅，给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高向大师表以敬仰之情，大师则合十并点头致意。

　　1961年，辛丑　68岁

　　秋某日，大师突患肾绞痛，急送上海华山医院，手术后取出肾结石，不久康复出院。

　　主持静安寺春秋两季法会，为国修法祈祷，祝愿灾障消除，人寿安康，国家富强。

　　大师被迎请至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信众会讲经。

　　一日，弟子超晔问：“佛门许多宗派，许多戒律，真言宗又如何？”大师回答：“发菩提心戒。”又问：“无他了？”大师答“没有了。”“犯了菩提心戒，或忘失菩提心怎么办？”答：“再想起来做起来就行！”问：“没有罪过吗？”答：“菩提心已转化了(那些罪过)嘛。”弟子又问：“这么简单呀！”答：“是很方便。”大师又复云：“菩提心戒即三昧耶戒，亦称为佛戒，是要通过灌顶方得秉受，乃是金刚乘弟子具器者才能得授！”

　　大师又开示：“菩提心即觉心，得大觉(无上正等正觉)即佛。”

　　又云：“此能发之心即所发之心，此自心清净心即大圆镜智，真言宗入手方便即以大圆镜智起修，即因即果，因果同时。至能所一如，始觉契合本觉时，即开发自心本具功德，故能即身成佛；理如是，行也需要苦修勤持，长养善根、积累福德、开发智慧。”

　　1962年，壬寅，69岁

　　元月，大师参加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的参观团，参观三门峡发电站、武汉长江大桥及南京旧石头城改建等各种伟大工程。

　　2月12日至27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应慈老和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大师再度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再次郑重提出：“研究佛教与发展佛教文化相结合，在发展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大师以其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教导佛教徒不可闭门自封，学佛者应面向社会，融入大众。

　　深秋，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周予同以《论两宋政府的佛教政策》为题，要求学生顾吉辰撰写毕业论文，其目的是通过对两宋佛教的研究，可以看出佛教对宋明理学的深远影响。为确保论文的质量，周安排顾吉辰持自己写的亲笔字条去静安寺拜访大师寻求支持。大师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访者，并就如何阅读有关佛学书籍、怎样收集有关资料、如何列出论文提纲等有关撰写论文的相关问题，一一给予具体而仔细的讲解。他还特别叮嘱顾，掌握佛教教义、教理的精华固然重要，但更重视其习练与实践。为了加深顾对佛学尤其是显密的具体认识，大师还亲自带顾参观了寺内的真言宗坛场。对于大师的关怀指导，顾吉辰终生难忘。

　　近三年的自然灾害已逐渐消除，人民生活逐渐好转，大师继续修法、祈愿、回向。

　　冬，大雪，临《三希堂法帖》。

　　1963年，癸卯，70岁

　　是年是唐代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大师作《纪念唐代鉴真大和尚》七律二首，载于《现代佛学》第6期，以表达对鉴真的崇敬之情：

　　(一)

　　教阐邻邦愿力坚，几番困阻几番前，

　　五篇七聚开宗范，众艺百工示秘诠。

　　文化交流功绩伟，法缘深结谊情绵，

　　殷勤此日同伸敬，报德崇恩理宜然。

　　(二)

　　四海弥天一鉴真，尸罗香遍大千尘。

　　南山行事曾当日，东海传灯要有人。

　　几挂蒲帆战风浪，遥驮贝叶动星辰。

　　平山堂与招提寺，万里交辉入眼新。

　　6月22日(阴历五月初二)，夏至，为弟子佘贵棣居士书白居易的诗《道场独坐》。大师还曾应邀为佘贵棣书白居易的诗《读禅经》。

　　是年，于上海市哲学学会年会作佛学研究学术报告。大师在报告中说：“佛学思想也是我们先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佛教教义及其理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单靠我们出家人去学习和研究，是很不够的，必须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组织人员去研究的。听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已派一位研究人员到南京跟吕秋逸(吕澄)先生学习佛学，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我从心底里赞成，希望他早日学成归来，我们一起进行研究，共同开发这一宝藏。”这时主席台上坐在大师身旁的一位干部低声对大师说：“那位研究人员叫高振农，今天也来参加会议了。”大师当即就说：“那很好，有机会我们见面谈谈。”会议结束后，哲学学会的工作人员李长波找到高振农，告知大师要见他。高即随他来到后台的小会议室。看到高随李走进来，大师随即与高亲切握手。在简单地询问了高在南京的学习情况后，大师动情地对高振农说：“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解放前曾多方给我以帮助。我第三次从日本归来后，在一段时间里居无定处，是欧阳大师出资，在上海淡水路为我物色了圣仙慈寺，使我有一个安心的修持之处。圣仙慈寺的一块匾额也是欧阳大师亲笔所书。平时他还常常给我以生活上的帮助，使我得以潜心修持，从容撰述。我在圣仙慈寺先后住了十多年，写下了一些著述，这都归功于欧阳大师的资助和鼓励。”

　　大师经常教育弟子，要常持一颗童贞之心，要像孩童那样愉快才好。他说，生欢喜心，众生欢喜，心平气和，国泰民安都在其中了。佛说“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做成了喜、舍，其他两字也不难了。弟子超晔行医为业，大师告之曰：“你们作医生者，当更能体会到生老病死之苦。要先解除病员病患之烦恼，就用“舍”字，舍去对病苦的顾虑。平时要在舍字上用功，舍财舍名利、舍烦恼，心中自然就愉悦。自己快乐，就会给他们温暖，让他们生欢喜心，因为病人快乐，病也就容易痊愈。”后大师发现超晔常夜以继日地抢救危重病人，睡眠太少，而又不善摄护，饮食也非常随便，即又为其开示“法身要修持，色身要保养”的道理，从佛学理论上进行劝导，使弟子明白从而转变观念。大师说：“善护自身，即是护无边生命，亦即护诸佛慧命。健康失常，不啻损害众生、忘失菩提心，岂可任其疏乏哉？盖此身已非私有，乃众生筏梁之所系！利乐之余，亦宜节劳摄养，毋使疲弊。”

　　大师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随机施教。胡建宁幼时经常同祖母去圣仙慈寺，大师发现其具艺术素质，就培养他的兴趣，教以佛像绘画及装裱技法，详述佛学知识与佛教绘画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传授真言，收为结缘灌顶弟子。从一个平凡、病弱的孩子直至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佛教传统艺术设计及绘画制作名家，倾注了大师很多心血。后胡建宁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至今，胡仍从内心感激大师的恩德，常说，“大师是我最敬佩的法师之一，我一生事业的成就，皆源于大师对我的影响。”

　　1964年，甲辰，71岁

　　7月，第二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大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大会。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29日的闭幕会通过了《东京宣言》。访日期间，他寻师访友，求经问道，继续扩大与日本佛教界之联系，加强了我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交往。对此，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赞誉大师：“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

　　访日期间，得知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已于1958年圆寂的讯息，内心哀痛至极，顿时涌起无边的思念缅怀之情。大师早在1940年所撰的《真言宗朝暮行法·朔望礼祖》中，即加入了九祖金山穆韶阿阇黎赞词；又在1942年撰写了《真言宗九祖道影赞》，以示永不忘其法乳恩德。

　　大师待人宽厚，自奉节俭，外貌严肃、内心慈悲，挚友遍天下。他四十多年来传授密宗，从受弟子达数十万人，可说自唐代惠果以来所未有。尤其是建国后在静安寺建立密坛，四方弟子云集，纷纷要求皈依灌顶，出现了千年末有之盛况，影响遍及海内外。

　　夏，修葺常熟兴福寺日照亭，题“日照亭”三字，并于左下跋曰：“旧有此亭将圮，甲辰夏葺而新之。自题，持松”。

　　大师不但密藏大法尽在腹笥，佛教事业之外，文辞、书画造诣甚深，时人交口称誉。早年即从大师受灌顶的赵朴初居士曾对欧国藩居士言：“近代辞章精妙，学识渊博，熟谙内外典，唯持松尊者，余无人能及。”欧是陈承辉外甥，曾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协助赵朴初工作。

　　大师曾言：“《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于十二工巧明之中，《杂阿含经》把书法与绘画并列于“工巧业处”，佛陀还把书法作为父母教育子女的内容之一。”由于其天资颖悟，所以学无不能，能无不精，大师于文章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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