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意叁業迷誤,才流轉生死的。迷誤可以識破,衆生可以返覺。”
大師見超晔能理解,接著雲:“《大日經》曰:“我即同心位,一切處自在。普遍于種種,有情及非情。阿字第一命,縛字名爲水,啰字名爲火,吽字名爲風,佉字同虛空。”《即身義》釋雲:初句我即同心位者,所謂心則識智也。後五句即是五大。中叁句者,表六大自在用無礙徳。如是六大,能造一切佛及一切衆生、器界等四種法身、叁種世間。即六大爲能生,四法身、叁世間爲所生。此所生法,上達法身,下及六道,雖粗細有隔,大小有殊,然總不出六大。故佛說六大爲法界體性。又《即身偈》末句“圓鏡力故實覺智”,此實覺智即是大圓鏡智,即是本覺智,此智體即是六大法性。一智成就,智智成就,則一切種智成就。因此,真言宗就此成就了曆代祖師的法身慧命、四身五智,亦爲後來者“即身成佛”指明了成就依據及理智條件,證得生命體性佛性不生不滅之真理。”
正是這種思想與觀念,使超晔始終樂觀並積極向上,既一絲不苟地加強自身建設、完善自己,又認認真真地工作。
年末,大師出席《辭海》中國哲學史編寫人員會議,會議主題是統一體例,討論試寫稿,參加佛教條目編寫的還有葦舫法師和王永元居士。時高振農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一同參加了會議。大師在會議作發言時,聲音洪亮,言簡意赅,給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高向大師表以敬仰之情,大師則合十並點頭致意。
1961年,辛醜 68歲
秋某日,大師突患腎絞痛,急送上海華山醫院,手術後取出腎結石,不久康複出院。
主持靜安寺春秋兩季法會,爲國修法祈禱,祝願災障消除,人壽安康,國家富強。
大師被迎請至上海佛教淨業居士林信衆會講經。
一日,弟子超晔問:“佛門許多宗派,許多戒律,真言宗又如何?”大師回答:“發菩提心戒。”又問:“無他了?”大師答“沒有了。”“犯了菩提心戒,或忘失菩提心怎麼辦?”答:“再想起來做起來就行!”問:“沒有罪過嗎?”答:“菩提心已轉化了(那些罪過)嘛。”弟子又問:“這麼簡單呀!”答:“是很方便。”大師又複雲:“菩提心戒即叁昧耶戒,亦稱爲佛戒,是要通過灌頂方得秉受,乃是金剛乘弟子具器者才能得授!”
大師又開示:“菩提心即覺心,得大覺(無上正等正覺)即佛。”
又雲:“此能發之心即所發之心,此自心清淨心即大圓鏡智,真言宗入手方便即以大圓鏡智起修,即因即果,因果同時。至能所一如,始覺契合本覺時,即開發自心本具功德,故能即身成佛;理如是,行也需要苦修勤持,長養善根、積累福德、開發智慧。”
1962年,壬寅,69歲
元月,大師參加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組織的參觀團,參觀叁門峽發電站、武漢長江大橋及南京舊石頭城改建等各種偉大工程。
2月12日至27日,中國佛教協會第叁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應慈老和尚被推舉爲名譽會長,大師再度當選爲常務理事。他再次鄭重提出:“研究佛教與發展佛教文化相結合,在發展優良傳統的同時,也應該進行必要的革故鼎新,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大師以其強烈的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教導佛教徒不可閉門自封,學佛者應面向社會,融入大衆。
深秋,著名曆史學家、經學家周予同以《論兩宋政府的佛教政策》爲題,要求學生顧吉辰撰寫畢業論文,其目的是通過對兩宋佛教的研究,可以看出佛教對宋明理學的深遠影響。爲確保論文的質量,周安排顧吉辰持自己寫的親筆字條去靜安寺拜訪大師尋求支持。大師熱情接待了這位來訪者,並就如何閱讀有關佛學書籍、怎樣收集有關資料、如何列出論文提綱等有關撰寫論文的相關問題,一一給予具體而仔細的講解。他還特別叮囑顧,掌握佛教教義、教理的精華固然重要,但更重視其習練與實踐。爲了加深顧對佛學尤其是顯密的具體認識,大師還親自帶顧參觀了寺內的真言宗壇場。對于大師的關懷指導,顧吉辰終生難忘。
近叁年的自然災害已逐漸消除,人民生活逐漸好轉,大師繼續修法、祈願、回向。
冬,大雪,臨《叁希堂法帖》。
1963年,癸卯,70歲
是年是唐代東渡日本的鑒真大和尚圓寂1200周年。大師作《紀念唐代鑒真大和尚》七律二首,載于《現代佛學》第6期,以表達對鑒真的崇敬之情:
(一)
教闡鄰邦願力堅,幾番困阻幾番前,
五篇七聚開宗範,衆藝百工示秘诠。
文化交流功績偉,法緣深結誼情綿,
殷勤此日同伸敬,報德崇恩理宜然。
(二)
四海彌天一鑒真,屍羅香遍大千塵。
南山行事曾當日,東海傳燈要有人。
幾挂蒲帆戰風浪,遙馱貝葉動星辰。
平山堂與招提寺,萬裏交輝入眼新。
6月22日(陰曆五月初二),夏至,爲弟子佘貴棣居士書白居易的詩《道場獨坐》。大師還曾應邀爲佘貴棣書白居易的詩《讀禅經》。
是年,于上海市哲學學會年會作佛學研究學術報告。大師在報告中說:“佛學思想也是我們先輩留下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産,佛教教義及其理論,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單靠我們出家人去學習和研究,是很不夠的,必須在理論界、學術界同時組織人員去研究的。聽說上海社會科學院已派一位研究人員到南京跟呂秋逸(呂澄)先生學習佛學,這是一個英明的決策,我從心底裏贊成,希望他早日學成歸來,我們一起進行研究,共同開發這一寶藏。”這時主席臺上坐在大師身旁的一位幹部低聲對大師說:“那位研究人員叫高振農,今天也來參加會議了。”大師當即就說:“那很好,有機會我們見面談談。”會議結束後,哲學學會的工作人員李長波找到高振農,告知大師要見他。高即隨他來到後臺的小會議室。看到高隨李走進來,大師隨即與高親切握手。在簡單地詢問了高在南京的學習情況後,大師動情地對高振農說:“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大師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最親密的朋友,解放前曾多方給我以幫助。我第叁次從日本歸來後,在一段時間裏居無定處,是歐陽大師出資,在上海淡水路爲我物色了聖仙慈寺,使我有一個安心的修持之處。聖仙慈寺的一塊匾額也是歐陽大師親筆所書。平時他還常常給我以生活上的幫助,使我得以潛心修持,從容撰述。我在聖仙慈寺先後住了十多年,寫下了一些著述,這都歸功于歐陽大師的資助和鼓勵。”
大師經常教育弟子,要常持一顆童貞之心,要像孩童那樣愉快才好。他說,生歡喜心,衆生歡喜,心平氣和,國泰民安都在其中了。佛說“慈悲喜舍”四無量心,做成了喜、舍,其他兩字也不難了。弟子超晔行醫爲業,大師告之曰:“你們作醫生者,當更能體會到生老病死之苦。要先解除病員病患之煩惱,就用“舍”字,舍去對病苦的顧慮。平時要在舍字上用功,舍財舍名利、舍煩惱,心中自然就愉悅。自己快樂,就會給他們溫暖,讓他們生歡喜心,因爲病人快樂,病也就容易痊愈。”後大師發現超晔常夜以繼日地搶救危重病人,睡眠太少,而又不善攝護,飲食也非常隨便,即又爲其開示“法身要修持,色身要保養”的道理,從佛學理論上進行勸導,使弟子明白從而轉變觀念。大師說:“善護自身,即是護無邊生命,亦即護諸佛慧命。健康失常,不啻損害衆生、忘失菩提心,豈可任其疏乏哉?蓋此身已非私有,乃衆生筏梁之所系!利樂之余,亦宜節勞攝養,毋使疲弊。”
大師培養人才不拘一格,隨機施教。胡建甯幼時經常同祖母去聖仙慈寺,大師發現其具藝術素質,就培養他的興趣,教以佛像繪畫及裝裱技法,詳述佛學知識與佛教繪畫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並傳授真言,收爲結緣灌頂弟子。從一個平凡、病弱的孩子直至成爲國內外著名的佛教傳統藝術設計及繪畫製作名家,傾注了大師很多心血。後胡建甯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至今,胡仍從內心感激大師的恩德,常說,“大師是我最敬佩的法師之一,我一生事業的成就,皆源于大師對我的影響。”
1964年,甲辰,71歲
7月,第二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大師作爲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大會。在中國代表團的努力下,29日的閉幕會通過了《東京宣言》。訪日期間,他尋師訪友,求經問道,繼續擴大與日本佛教界之聯系,加強了我國佛教界與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交往。對此,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真禅法師贊譽大師:“六次爲法,忘軀東渡,可與鑒真媲美。”
訪日期間,得知根本上師金山穆韶阿阇黎已于1958年圓寂的訊息,內心哀痛至極,頓時湧起無邊的思念緬懷之情。大師早在1940年所撰的《真言宗朝暮行法·朔望禮祖》中,即加入了九祖金山穆韶阿阇黎贊詞;又在1942年撰寫了《真言宗九祖道影贊》,以示永不忘其法乳恩德。
大師待人寬厚,自奉節儉,外貌嚴肅、內心慈悲,摯友遍天下。他四十多年來傳授密宗,從受弟子達數十萬人,可說自唐代惠果以來所未有。尤其是建國後在靜安寺建立密壇,四方弟子雲集,紛紛要求皈依灌頂,出現了千年末有之盛況,影響遍及海內外。
夏,修葺常熟興福寺日照亭,題“日照亭”叁字,並于左下跋曰:“舊有此亭將圮,甲辰夏葺而新之。自題,持松”。
大師不但密藏大法盡在腹笥,佛教事業之外,文辭、書畫造詣甚深,時人交口稱譽。早年即從大師受灌頂的趙樸初居士曾對歐國藩居士言:“近代辭章精妙,學識淵博,熟谙內外典,唯持松尊者,余無人能及。”歐是陳承輝外甥,曾任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長期協助趙樸初工作。
大師曾言:“《瑜伽師地論》將書法與音樂並列于十二工巧明之中,《雜阿含經》把書法與繪畫並列于“工巧業處”,佛陀還把書法作爲父母教育子女的內容之一。”由于其天資穎悟,所以學無不能,能無不精,大師于文章詩詞、…
《持松大師年譜》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