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日本，故有些推测。
另据草庵法师道因的《教苑遗事》说：“昔智者禅师创放生池于海涯，其放之也，必为授归戒、说大法，然后纵之海中。智者灭后，至唐末，中国天台之道寝息，而海东高丽、新罗诸国，盛统此教。”
可见，在唐末五代时期，韩国佛教界盛弘天台宗。据此可知，当时两国天台宗人交往一定很频繁，上边提到的子麟只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
至于为什么当时韩国盛弘天教观，道因隐隐约约地把原因归于天台智者造放生池、给鱼授戒说法、鱼归东海的结果。继宗法师却非常肯定地说：“智才缘在此方，而教敷于海东者，此必放生池中诸鱼闻教禀戒报生者，尔然，闻此说者，颇讥以为诞，殊不知教理有凭也。流水十千，天了即脱鱼报，岂外此乎？”
继宗叫我们不要讥笑他的说法怪诞，海东盛弘天台的原因就是智者授法归戒的鱼游回海东，感应海东诸国天子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道因、继宗都肯定了唐末五代时期韩国盛转天台宗的事实。
五、天台外宗时期
五、天台外宗时期——韩国义通成为天台宗十六祖
《佛祖统纪》云：“传圣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观而已。上尊龙树，上逮荆溪，九世而祖之宜矣。”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天台立祖的原则，是“在乎明教观”；二是提出了“九祖”之说，依次为天竺龙树、北齐慧文、南岳慧思、天台智凯、章安灌顶、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奚玄朗、荆溪湛然。九祖以下依次为道邃、广修、物外、元琇、清竦、义寂，共十五祖，十六祖便是义通。因义通为高丽国僧人，所以这一时期称天台宗时期。一个外国僧人，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代宗师，实不多见。
有关义通的材料，一是可见于志磐的《佛祖统纪》卷八《十六祖四明宝云尊者大法师》。二是可见于四明石芝天台宗僧人宗晓于南宋嘉泰三年(１２０３)编纂的《宝云振祖集》(一卷，收在《四明尊者教行录》的第七卷，《大正藏》卷四十六)。宗晓在《宝云振祖集》的序中说：“宝云鼻祖与吾四明为贤父子，表里像运，只兴一家，若其德业不传于世，则教失宗元，后昆奚究！因考核碑实，洎渚简编，得师事迹与劂后继者，凡二十篇，别为一帙，题《宝云振祖集》，盖取是院祖堂之匾曰振祖故也。”宗晓在序里即说明了撰集的缘由，亦说明为什么命名为“振祖集”。《宝云振祖集》的篇目具体为：
《请敕额秦文》(附《省牒》、《敕黄》、《使贴》)；
《四明图经纪造院事迹》；
《台州螺溪定慧院净光法师传(附行)》；
《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
《宝云通法师移塔记》；
《草庵纪通法师著述遗迹》；
《纪通法师著述遗迹》；
《宝云通法师真赞》；
《诗寄赠四明宝云通法师》；
《明州宝云四祖师赞》；
《宝云通公教主真赞》；
《宝云始祖通公法师真赞》；
《宝云开山通法师忌疏》；
《南湖师祖宝云尊者忌疏》；
《四明法师禀学宝云尊者》；
《慈云忏主禀学宝云住持》；
《明智法师宝云住持》；
《史太师请莹讲师住宝云疏》；
《宝云院利益长生库记》；
《建法堂延庆致致语》(附《法雨堂题名》)。
在宗晓说的“凡二十篇”中，有的人把《省牒》、《敕黄》、《使贴》、《法雨堂题名》独立出来，于是就成了二十四篇。三是可见于一些地方志，如《宝庆四明志》、《阿育王山志》、《鄞县通志》等。
以上三方面史料，尤以《宝云振祖集》为最详尽，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现根据《佛祖统纪》和《宝云振祖集》对义通的生平事迹迹略述一下。
义通，俗姓尹，字惟远，高丽国人，出身王族，后唐天成二年(９２７)出生。义通从小就矢志佛教，剃度佛门，初投龟山院释宗门下；受具足戒后，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颇有成就，因此他亦为国人所崇仰。五代后晋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年，即高丽定宗(王尧)二年，他西渡入华求法。义通梵相异常，头顶长有肉髻，眉毫宛转，伸长五六寸，他先后在天台云居德韶国师门下习法，忽有契悟。再去拜谒螺溪义寂大师，学习天台教义，当他听了天台的“一心三观”观法后，赞叹确实得到了“圆顿止观”的佛学，于是就留下受业。当时义寂门下有外国籍的学僧十人，义通是其中学识最高者。此外，还有澄或、宝翔二人不明国籍，造诣亦仅次于义通。义通居螺溪约二十年，由于其体悟天台佛学，具体之声浃闻四远。后来，义通想把天台的“圆顿止观”传之父母之邦，于是在北宋乾德年间(９６３－９６７)准备返回。他告别同学曰：“吾欲以此道导诸未闻，必从父母之邦”。于是，假道四明，准备搭般回国。值此之际，吴越王钱俶之子钱惟治(时为四明郡守)听到义通到来，“加礼延屈咨问心要，复请为菩萨戒师，亲行授受之礼。道俗趋敬同仰师模”。郡增执意要义通留下，并说：“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鸡林乎？”意思是说：教化众生，非弟子之力也；做有利于民众的事，何必跟于高丽呢？盛情之下，义通只好答应：既然我们有缘，那就留下来吧。于是义通就留在明州传法。
开宝元年(９６８)，适峰“福州前转运使顾承徽”，因为屡亲师诲，于是把自己的住宅舍为传教院，传教院在义通的主持下发展很快，十余年后，已有殿宇房廊百余间、佛像七十尊、主客僧五十八人。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二十岁的法智投义通门下受法。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十二月，弟子延德亲自到京师，奏请宋太宗御赐寺额。翌年四月，宋太宗赐额为“宝云禅院”，昭其样也。从此，传教院就改名为“宝云寺”，义通也被尊为“宝云义通”或“宝云通公。”
义通在宝云寺“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受其度者不可计数”。该时的宝云寺，已“誉振中国”。
“昔吴越国王尤所钦重”。钱俶为了表示对义能通的钦佩，曾赋诗赞颂，今天在《宝云振祖集》第八、第九中还能看到两首署名为“吴越国王钱俶”的诗：
宝云通公法师真赞
不离三界，生我大师。
自毫异相，满月奇姿。
戒珠普照，慧海无涯。
人天福聚，瞻之仰之。
诗寄赠四明宝云通法师
海角复三涯，形分道不赊。
灯青读《圆觉》，香暖顶袈娑。
戒此珠无类，心犹镜断霞。
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
据《佛祖统纪》卷八载，义通有个习惯，经常称呼别人为“乡人”，有人问他，何以如此称呼？他回答说：“吾以净土为故乡，诸人皆当往生，皆吾乡中之人也”。
端拱元年(９８８)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圆寂于宝云禅院，终年六十有二，火化时，舍利盈满骨中。“门弟子收骨，葬于育王山之阳，寺西北隅。”原因是，义通弟子曾请义通等诸师在此屡建讲席。所以，延庆寺的宗正在《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中说，将义通安葬在育王寺旁是“礼也”。七十七年后的治平元年(１０６４)，义通的墓地“甓甃已芜”，延庆寺住持宗正“乃就之累之为方坟，增显其处”，并写下了《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时过六十多年，义通的墓地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宣和七年(实为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宝云寺智威法师拜访了当时的育王寺住持道昌禅师，智威法师问道昌禅师：“通法师乃宝云启教之宗也，有塔葬于此？”道昌道禅师“遂往寻之，见荒榛棘中塔已堕毁矣。”在育王寺的对面有乌石岙，当时有许多富户想在些建坟，道昌禅师均以此地“非余私有”为由而加以谢绝。当下，道昌对智威法师说：“通法师，天台宗主也，又，此地人皆欲得之。若迁通公骨殖葬于此地，则非独免求地者源源而来，抑亦通公之骨葬得其所。”道昌择日，与智威法师、妙湛老人、雪峰睿禅师等一起将义通遗迁葬于乌石岙。“是时，大众半千同送之”。后来，道昌回忆说：“至取其骨，香水洗沐，于日光中，世所谓坚固子者，或青或黄或红或白，兹生于骨上，见者无不作礼叹。如此胜殊，世所未有。”《宝云振祖集》第五中的《草庵纪通法师舍利事》对迁葬移骨的过程记录更为详细：“其骨晶莹可爱，拷之琅琅有声。”雪峰默念之：“果若人骨也，当不止如是而已。”“少顷杲日既升，见骨中世所谓坚固了者。二三众警且哗。则须臾变，数百千璀璨的烁如珠玑。人或求之，至有盈掬得之者。”由于义通移葬于此，后人“欲邀其福”，也葬于此。但别人的坟，“未义而皆为人所移，唯能师之塔巍然而独存”，以至道昌颇感慨地说：“是知用心善不善者，报应之效晓然可见也。”
义通在天台宗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作为一个韩国僧人，而成为中国天台宗一代宗师，彪炳于佛教史。二是从义通开始，天台宗的中心从天台山而转移到四明。后来重立天台山祖庭的明代高僧传灯(１５５４－１６２８)在《在台山方外志》中感叹说：“台教正统，智者而下迄螺溪凡十二世，皆弘道兹山。自宝云传教四明，法智中兴之后，是道广被海内，而四明、三吴尤为繁衍。台山者始渐浸微，亦犹佛教盛传震旦，而西域是后晦不明。”“五代以后，台宗衰微于(天)台而盛于(四)明”。《宝云振祖集》中的《南湖师祖宝云尊者斋忌疏》是一个名叫镜上义的日本人撰写的，文中有“中兴教观空云尊者大师，应身日本”之句。应身是三种佛身(法身、报身、应身)之一，指修行成佛。宝云应身日本之说，反映了宝云在日本人的眼中已经成佛，并降临日本。此虽属传说，却反映了宝云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三是宝云门下出了两位“高足”——遵式和知礼。遵戒，俗姓叶，浙江宁海人，年轻时入天台国清寺，学习天台教观。遵式在宋代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当明人称“天竺忏主”。宋真宗曾将紫服赐予他，并赐“慈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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