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谥号。遵式曾这样称赞其师义通：“章安归往，荆溪亦亡；诞此人师，绍彼耿光。”知礼，俗姓金，四明人。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二十岁的知礼来到宝云寺从义通学习天台教观，从学第三天，首座对知礼说：“法界次第，汝当奉持”，知礼问：“何谓法界？”首座说：“大总盯法门圆融无碍者是也。”知礼说：“即圆融无碍，何有次第？”首座无对。一月后，知礼自己开讲《心经》，听者无不佩服他的天赋和悟性。五年后，知礼的父亲梦见知礼跪在义通前面，义通用瓶水注于其口。从此，义通给他授天台圆顿之旨，他一听即了。第六年，知礼常代义通讲经。义通去世后，知礼又梦见义通的头搁在自己左臂而行走，又表明我操持种智之首。
在《宝云振祖集》的《明州宝云西祖师赞》里，保存着南宋重臣魏国公史浩赞义通的诗四首。
有关义通的史料中，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关于义通的国籍，《佛祖统纪》卷八说他“高丽国族”；《宝云振祖集》中宗正所撰的《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亦说他是“高丽君族”；“同样《宝云振祖集》中的《草庵纪通法师舍利事》说他“新罗人也”；宋代所撰的《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说他“自三韩来”。
二是有关通的氏族，《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说他“高丽君族，尹姓，母孰氏。”《佛祖统记》卷八亦说他“高丽国族，姓尹氏”。但韩国古代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主要国家，历史上没有以尹为姓的国王。另外，在《朝鲜女姓史附录》上亦找不到以“孰”为姓的王后王妃。
三是《佛祖统纪》说义通来华前，曾在高丽“龟山院”出家，“受具足戒”，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但《韩国寺刹事典》说：“龟山院：未详，疑是龟山寺别称。”
四是关于义通入华时间，《佛祖统记》卷八中有志磐注：“师于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学《华严》之时来中国应在二十后，以历推之，当在汉周之际，今言天福恐误。”按义通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９２７)计算，到后晋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义通已为二十一岁，符合“二十后来中国”的说法，所以“义通于晋天福末来华”是靠得住的。
《佛祖统纪》卷八亦说：“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返；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而世方尊法智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阐明祖道，触排山外(派)，昭隆道统之功也。”志磐这段文字，把义通放在义寂与知礼之间加以评论。义寂的功绩使天台数典“去珠复还”。知礼的功绩著书立说，力排山外派，救了天台一家之正义，使天台中兴昭隆后世。义通在两代人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即重返的天台教典由义通敷扬给知礼。因而义通被尊为天台十六祖，知礼被尊为天台十七祖。
关于义通的著述，《宝云振祖集》中的《纪通法师著述遗迹》说：“师所著述，并逸不传。然考诸四明章记，则尝秉笔为《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矣。若余之法义则法智悉面承，载之于记抄。其《赞释》一部尚存，但不广传耳。”
关于义通的思想，由于著作只有一部《金光明玄赞释》，又不广传，所以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但由于他的其余法义面授给知礼，知礼又载之于《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的序里说：当时流行的《观无量寿经疏》是从义通那里禀受下来，“相沿之今”，后人“著述不绝”。这些著述，知礼的评价是“谈事相多”，“开示观门少”。作为教化下层民众是可以的，但要“盛演圆宗”(宣传天台圆教)是不够的，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要作《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
知礼在《金光明玄义续(拾)遗记》的“缘起”里说，义通师曾撰有《金光明赞释玄辨》(简称《玄辨》)，孤山智圆(山外派)又作《金光明赞释玄辨章记》(简称《章记》)发挥了义通的“旨”。智圆在作《章记》时，不仅删去好多文句，而且去掉了共中有关“观心”部分的内容。知礼认为：本来义通《玄辨》就是给门徒讲学时的随录，在文义上难免有欠缺的地方(义或阙如)，而孤山智圆利用这一点，去掉“观心”(指妄心观)这一天台宗大义。为了恢复义通师《玄辨》的本来面目，乃“秉笔拾先师遗余之义，拾后人遗弃之义，作教行二途不至雍蔽。”
知礼在《金光明文句记》的序中记，“吾先师昔居宝云”，讲述《金光明》，下面门徒繁会，竞相记录。因为是门徒的记录，传来抄去，把义通师的宗旨忘了，在接引的经论上，“辞多舛谬”。所以借开讲之机，一面回忆师说大义，一面借助孤山智圆撰述之中的“俗书故实”，编成这本《金光明文句记》。希望读者不要偏于事相禅修，要充分认识理观的重要性(不以事相之关情，但思理观之为益)。
知礼以上的三处议论，提出了两上问题：一是“理观”、“事观”问题；二是“妄心观”与“真心观”问题。这两点是山家山外争论的两上要点。作为后人，对义通思想的评价，即不要站在山家一边，亦不要站在山外一边。公允地说，义通当时对这两个问题恐怕没有像后来山家与山外一样二者必居其一，讲得不那么明确、透彻，后来的山家、山外都想借通师说加以发挥，这就是为四明知礼有“遗义可拾”、孤山智圆有“微旨可明”留下余地。
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宗莹曾为宝云寺住持。南宋重臣太傅大丞相魏国公史浩曾临幸宝云寺，首访祖师堂，只见一龛风雨，智者、宝云二大师塑像颓然其中。史浩指着宝云塑像，对宗莹说：法智(知礼)、慈云(遵式)两尊者难道不是出自宝云寺？时下地方人的眼中，宝云道场是为这两位尊者设的。你能否辟出一堂，塑绘四祖像(智凯、宝云、知礼、遵式)？宗莹听后，自觉有愧于王臣护法之意，遂即在东庑筑振祖堂。振祖堂落成，四像亦塑好，落成典礼上，众人请史浩作序，史浩不加思索，四赞立成。《四祖赞》的第二首是赞诵宝云义通的，赞曰：
止观宗旨，鼎盛于隋。
末法不竟，将遂堙微。
通师崛起，三韩之湄。
风帆万里，乘筏从师。
得道已竟，言归有期。
四明檀越，顾氏承微。
捐宅为寺，尽礼邀祈。
名曰宝云，金刹巍巍。
师即戾止，学徒影随。
户外屡满，声走天涯。
台山附绪，接统兴衰。
六、山家教观时期
六、山家教观时期——义天传山家教观
天台宗发展到知礼生活年代，出现了山家、山外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远因安史之乱，近因会昌法难，天台教籍丧失殆尽。直到吴越王遣使高丽，天台教籍失而复得，其间天台佛学几代衰弱微。天台章齐备后，重兴研究天台佛学思想，自然产生种种不同见解。二是，由于湛然把《大乘起信论》思想引入天台佛学，用“真如随缘”解释天台的“性具”说，模糊了华严与天台的界限。三是其他各宗主动融会天台思想，如华严的圭峰以《大乘起信论》讲圆融，提出“同教一乘”的说法，沟通华严一乘与天台一乘的关系，致使天台、华严在圆教意义上界限不清。又如禅宗的延寿，主张禅教兼重，性相融合，主动融合诸宗。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让天台佛学特色失去，要么在理论上清肃非天台思想。山外派选择了前者，山家派选择了后者。这便是天台山家、山外争论的根源。
山家派是以知礼为首的一系，山外派是慈光悟恩这一系。在地域上山家一系以四明为中心，山外一系以钱塘为中心。
山家山外的争论，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是起于《金光明玄义》的广本、略本的真伪问题的急论，双方文书往返各五，前后经历七年。以钱塘地方为道场的慈光悟恩著《金光明玄义发挥记》(简称《发挥记》)，这是注释智凯《金光明玄义》的。但《金光明玄义》有两种版本流行，而天台宗独有的经典解释法是“五重玄义”，即由“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五分科构成，其中的“释名”又分为“教义释”与“观行释”。而当时流行的两种版本，广本有“观行释”，略本没有。而悟恩的《发挥记》是以略本为蓝本，并说广本的“观行释”是后人伪作。悟恩这一说法立即引起争论。互相论驳，为此，悟恩的门人源清、洪敏构《难词二十条》。知礼保持缄默很久，最后在同门善信的请求下，为了“救一家之正义”，“当仁不让于师”，“遂挥毫释二师之难词”，遂作《释难扶宗记》，对前辈加以论难。悟恩、源清等人相继去世后，庆照、智圆继承师说，出面论。庆照、智圆撰《辨讹》，验《释难扶宗记》之非。对此，知礼又应以《诘难书》。于是，庆昭又构《五义书》答之；知礼再作《问疑书》斥责对方；庆昭逾年不答，知礼再写《复问书》催答；庆昭再作《释难书》。“攒结前后十番之文，共成今《十义书》之作。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六月十五日，知礼派弟子神照本如持《十义书》追到钱塘诘问庆昭、智圆等，会稽什法师亦表示愿意一同赴钱塘辩论。直到庆昭的弟子智圆请钱塘太守出面调停，才算免去一场面对面冲突。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庆昭以《答十义书》一轴作答。知礼观后坪击其为“始末全书于妄语，披寻备见于心，毁人且容，坏法宁忍？”针对《答十疑书》，知礼作《观心二百问》，“先标问目，后布难词”，要求对方“依数标章，览文为答，毋使一条漏失。”庆昭在接到《十义书》及《观心二百问》后。回知礼一封信，信中对知礼表示敬仰，并尊为正统。
第二，山外派源清的《十不二门示珠指》和宗昱(翌)的《十不二门注》说观法的对象是真心。而知礼作《十不二门指要钞》(简称《指要钞》)，主张妄心说，展开为“理具事造”和“别理随缘”的观点。这次争论时间上相当前述七年争论中间的景德元年(１００４)。知礼认为，真如之理本具三千之法，这是理具；其展现为现象界，这点事造一体同时，此所谓“理具事造”。知礼又认为，根据“教权理实”和“暂用还废”的原则，分阶段的别教的理亦能随缘。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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