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顿门与渐门是指汉语顿时和渐次。郭和卿译作“所谓“顿门”和“渐门”是汉语，意为顿人派与渐人派”。布顿“顿门”、“渐门”的藏文写法为ton-mun和rt…sen-mun，明显是汉语的音译，没有任何藏文意思。跟《拔协》、《娘氏教法源流》、《贤者喜宴》不同的是，《大臣遗教》与《布顿佛教史》对僧诤会的起因没有作过多的描述，直接讲述辩论过程。可见，布顿与《大臣遗教》是根据辩论内容取名为“渐门巴”和“顿门zl"的，即先有桑耶寺辩论，后取名，是与《拔协》、《贤者喜宴》先有名称后进行辩论不同。
那么，顿门与顿悟、渐门与惭修的关系到底如何
根据文献资料和桑耶寺辩论过程中，汉僧所依据的经典及所反映的观点，笔者认为最初藏文“顿门”和“渐门”并没有“顿悟”和“渐修”的含义，而是《拔协》等史书所说的非佛之法与非怜悯之义。汉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是北宗禅神秀的后辈弟子，即降魔藏、小福张等人的门徒，此宗以《楞伽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为根本经典，这已被《顿悟大乘正理抉》所证实。尽管摩诃衍那接受过顿悟思想教肓，但他坚持的是北宗禅法。后来，顿门和渐门之所以有了顿悟和渐修的意思，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把“顿门”称“顿悟派”，管“渐门”叫“渐修澹，”，有点牵强附会。
2．辩论会的起因与结果
关于桑耶寺僧诤会的起因，众说纷纭，有仇汉说、信仰说、大小乘佛教之诤说及政治斗争说等。的确，这次辩论会既是吐蕃内部权力斗争的反映，也是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思想之诤，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以分析研究，不能从表面上或依某一部文献记载下定论。先来看史籍记载，《拔协》说：“益希旺波出走以后，赞普又委派贝央为(桑耶寺)堪布继承人。这时，从内地来了一位名叫摩诃衍那的汉和尚，他宣称“修身语等善品，不能成佛。要想修成佛，应无所想，无所忆，心无所虑。如此修行，始能成佛”。由于他教人如此修法，蕃人渐转向学习他之法。因此，中断了桑耶寺香火供应，求法与修身语善行的也停止了，只剩下拔·诺登、毗卢遮那(遍照护)和拔·贝央等少数几人仍然信修寂护所传之法。于是，形成两派，以见地不合而引发争论。”导致争论的直接原因是修行成佛的方法不同。
《娘氏教法源流》和《贤者喜宴》有同样的记载。《布顿佛教史》的观点与《拔协》基本相同，说：“益希旺波隐居于妥扎寺修行。于是，汉地和尚摩诃衍那的门徒势力大增。他们说“以身语作善法行，是不能成佛的，应一无所作而成佛”。他们固执此一断见，而不修善行。当时蕃人多喜学和尚之宗，惟有贝央和拔·诺登等少数几人仍宗寂护之规。因此发生两种见行不同之争论。”同样见行不同，成佛的途径有别而引发争论。为了平息矛盾冲突，赤松德赞重新召回益希旺波，请来莲花戒，在桑耶寺举办辩论会以决是非。
《顿悟大乘正理抉》说赤松德赞王曾派人“请婆罗门僧等三十人，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那等三人。会同净域，互说真宗。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首自申年，我大师忽奉明诏曰：婆罗门僧等奏言：汉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我禅师乃犹然而笑曰：异哉!此土众生，岂无大乘种性，而感魔军娆动耶
为我所教禅法，不契佛理，而自取殓灭耶
悲愍含灵，泫然流泪，遂于佛前恭虔稽首而言曰：若此土众生，与大乘有缘，复所开禅法不谬，请与大乘论议，商确是非”。因此，请求赞普主持召开法会，通过辩论方式做出是非决断。
上述文献把桑耶寺僧诤的起因归为两派思想的差异。戴密微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抉》与《布顿佛教史》深入研究后，指出：“这次僧诤会是由于印度大师们向赞普对摩诃衍那进谗言而引起的，因为印度和尚们嫉妒摩诃衍那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布顿所说的参辩双方的敌对情绪是摩诃衍那等汉僧们影响增大的一种反应，“因为汉僧把吐蕃佛教徒中的绝大部分都争取到他们一边去了”。参加辩论的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汉僧，“他们都沾染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中村元认为：“在松赞冈布王时代为文成公主建立小昭寺，为波利库姬公主(赤尊公主)建立大昭寺，这两座寺院也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这也很可能是酿成此一论争的原因之一。”勿庸置疑，桑耶寺僧诤与大小昭寺的对立没有任何关系。
桑耶寺僧诤不是简单的两种思想或两种文化的对立，其中深藏着十分复杂的矛盾，涉及政治的、思想文化的、门户的、现实利益等诸多方面，我们在分析僧诤时，必须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深人探讨，认真分析文献材料，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一种文献记载就轻率地下定论。我们知道见解不同是导致辩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政治斗争从暗走向公开。或者说，两种见解使形成两个对立的思想集团，统治阶级利用这种信仰与思想上的对立，谋结朋党，使思想文化之诤变成了政冶派系之间的斗争。反映在宗教上，则是佛苯相争的继续，与前不同的是这次禅宗替代了苯教，和印度佛教唱对台戏，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佛教一经传人吐蕃，就受到苯教的强烈抵制和旧贵族势力的排挤。赤德祖赞时期，长期担任御前重臣的苯教“格辛”(sku—gshen)被排出谋臣的行列，结束了“苯教治国”的历史，赞普因此惨遭弑害。王子赤松德赞幼年执政，遇到玛尚仲巴杰等奉苯权臣们的百般为难，他们采取兴苯禁佛的政策，使初兴的佛教遭受严重摧残。赤松德赞年长，在一部分新兴贵族大臣的辅佐下，采取延请高僧、引进佛典、组织译经、举行佛苯辩论会、倡建佛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回政权，大兴佛教，活埋玛尚仲巴杰和举办佛苯辩论会是他在兴佛过程中所采取的重要步骤，给苯教贵族势力以致命打击。尽管如此，旧势力(苯教势力)在辩论失败后，仍然没有停止活功，总是寻找复仇的机会。公元8世纪末期，随着吐蕃内部矛盾激化，冲突加剧，国势由强变弱，奉苯的旧贵族势力把赌注压在汉僧身上，给他们提供支持，企图借汉印僧人辩论来打击奉信印度佛教的新兴贵族势力，重新夺取失去的权力，结果再遭失败。
从政冶方面来说，桑耶寺僧诤是受赞普支持的印度佛教与由代表苯教利益的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权利之争，即新旧贵族的较量，不过这种斗争通过佛教内部的辩论反映了出来，以信仰不同掩盖了权利之争。黄颢先生在《贤者喜宴》摘译(十一)的前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佛苯之诤已使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苯教大臣及信佛大臣似乎是信仰之诤，实际上却是新旧贵族势力的权力之争。此次顿渐之诤的起始及结局也透露了这种情形，虽然其矛盾程度不如佛苯之诤前的斗争那样明显而激烈。”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站在汉僧(或顿门派)一边的吐蕃人基本上都是旧贵族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其中两个人有必要提一下，一个是达札路恭，“他在佛苯斗争时坚决站在代表旧贵族势力的苯教一方”。辩论结束之后，被流方北方，“而此次顿渐之诤他又作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站在顿门一边。”他既是苯教的坚定信奉支持者，又是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操纵奉苯贵族反对佛教，信仰上站在赞普为代表的新贵旅(即反苯大臣)势力的对立面。因此说，桑耶寺僧诤既是新旧贵族矛盾激化的反映，也是佛苯斗争的继续。另一位引起关注的人物是娘·定埃增桑布，他在赤松德赞时期公开反对益希旺波提出的养寺建议，“并让歹徒向益希旺波请求参禅”，迫使益希旺波离职隐居洛扎一岩洞修行，为禅宗的传播铺路除障。《拔协》记载：益希旺波请求“赞普决定给三宝所依300户民众以为供养，每个沙弥以三家民户供养之，并决定不给贵族出身者特权，权力归于佛徒比丘。于是，娘·丁埃增等人，对此极为不满，散布耶喜旺布(即益希旺波)很多不实之辞，加以中伤”。这是政治斗争形式的一种具体反映。定埃增桑布是一个僧人，“他来自那恩家族，且也是藏王赤松德赞的前任侍从，随一个和尚习禅。他精进于禅修，并堪任于日以继夜不饮不食持续地住于止中，且证得天眼通。他亦引擅于修禅为荣。后来他遇上大学者无垢友”……，学习密法。可见辩论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政治背景。另从辩论会结束以后，莲花戒在卧室被杀，遍照护从印度留学回来后受他人挑拨和以王妃蔡邦氏为代表的反佛大臣的强烈要求，被流放擦瓦绒，益希旺波绝食而死可以看到斗争的残酷。
桑耶寺僧诤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即印藏汉三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冲突加剧的集中反映。同时，是汉印两种文化在吐蕃展开的一场地位、利益、信徒和市场争夺战，反映了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吐蕃人在选择文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作为最高统治者赞普在部分大臣的辅佐下，牢牢控制着裁决权，把唱戏的主角让给印汉僧人。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吐蕃僧人自己不作主角，而要邀请莲花戒来充当呢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王时期，佛教大规模地传人，外僧被延请进来宣法，并协助译经，佛法昌盛。这一时期传人的佛法中，为比附苯教而译传的密法所占比重较大，其次是戒律方面的经典，虽然显教经论译出不少，同时又有中观瑜伽行派创始人寂护在宣讲，毕竟还未建立起具有吐蕃地方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具有系统理论的禅宗思想难以应对，又不希望因禅宗的传人而影响初兴的桑耶寺香火及宗教活动，不愿意看着禅思想的盛传而破坏吐蕃社会固有的道德观念；如果摩诃衍那宣讲的全是“无念”、“无思”、“无修”的顿悟法，赞普惟恐这种法流传开来，规范会遭到瓦解，人心会失去约束，同时会破坏社会稳定，在面临着思想抉择的紧要关头，赤松德赞深刻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不仅能使思想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并对维系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