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頓門與漸門是指漢語頓時和漸次。郭和卿譯作“所謂“頓門”和“漸門”是漢語，意爲頓人派與漸人派”。布頓“頓門”、“漸門”的藏文寫法爲ton-mun和rt…sen-mun，明顯是漢語的音譯，沒有任何藏文意思。跟《拔協》、《娘氏教法源流》、《賢者喜宴》不同的是，《大臣遺教》與《布頓佛教史》對僧诤會的起因沒有作過多的描述，直接講述辯論過程。可見，布頓與《大臣遺教》是根據辯論內容取名爲“漸門巴”和“頓門zl"的，即先有桑耶寺辯論，後取名，是與《拔協》、《賢者喜宴》先有名稱後進行辯論不同。
那麼，頓門與頓悟、漸門與慚修的關系到底如何
根據文獻資料和桑耶寺辯論過程中，漢僧所依據的經典及所反映的觀點，筆者認爲最初藏文“頓門”和“漸門”並沒有“頓悟”和“漸修”的含義，而是《拔協》等史書所說的非佛之法與非憐憫之義。漢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是北宗禅神秀的後輩弟子，即降魔藏、小福張等人的門徒，此宗以《楞伽經》和《思益梵天所問經》爲根本經典，這已被《頓悟大乘正理抉》所證實。盡管摩诃衍那接受過頓悟思想教肓，但他堅持的是北宗禅法。後來，頓門和漸門之所以有了頓悟和漸修的意思，也是考慮到這一點，把“頓門”稱“頓悟派”，管“漸門”叫“漸修澹，”，有點牽強附會。
2．辯論會的起因與結果
關于桑耶寺僧诤會的起因，衆說紛纭，有仇漢說、信仰說、大小乘佛教之诤說及政治鬥爭說等。的確，這次辯論會既是吐蕃內部權力鬥爭的反映，也是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思想之诤，應該把它放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加以分析研究，不能從表面上或依某一部文獻記載下定論。先來看史籍記載，《拔協》說：“益希旺波出走以後，贊普又委派貝央爲(桑耶寺)堪布繼承人。這時，從內地來了一位名叫摩诃衍那的漢和尚，他宣稱“修身語等善品，不能成佛。要想修成佛，應無所想，無所憶，心無所慮。如此修行，始能成佛”。由于他教人如此修法，蕃人漸轉向學習他之法。因此，中斷了桑耶寺香火供應，求法與修身語善行的也停止了，只剩下拔·諾登、毗盧遮那(遍照護)和拔·貝央等少數幾人仍然信修寂護所傳之法。于是，形成兩派，以見地不合而引發爭論。”導致爭論的直接原因是修行成佛的方法不同。
《娘氏教法源流》和《賢者喜宴》有同樣的記載。《布頓佛教史》的觀點與《拔協》基本相同，說：“益希旺波隱居于妥紮寺修行。于是，漢地和尚摩诃衍那的門徒勢力大增。他們說“以身語作善法行，是不能成佛的，應一無所作而成佛”。他們固執此一斷見，而不修善行。當時蕃人多喜學和尚之宗，惟有貝央和拔·諾登等少數幾人仍宗寂護之規。因此發生兩種見行不同之爭論。”同樣見行不同，成佛的途徑有別而引發爭論。爲了平息矛盾沖突，赤松德贊重新召回益希旺波，請來蓮花戒，在桑耶寺舉辦辯論會以決是非。
《頓悟大乘正理抉》說赤松德贊王曾派人“請婆羅門僧等叁十人，于大唐國，請漢僧大禅師摩诃衍那等叁人。會同淨域，互說真宗。我大師密授禅門，明標法印。……首自申年，我大師忽奉明诏曰：婆羅門僧等奏言：漢僧所教授頓悟禅宗，並非金口所說，請即停廢。我禅師乃猶然而笑曰：異哉!此土衆生，豈無大乘種性，而感魔軍娆動耶
爲我所教禅法，不契佛理，而自取殓滅耶
悲愍含靈，泫然流淚，遂于佛前恭虔稽首而言曰：若此土衆生，與大乘有緣，複所開禅法不謬，請與大乘論議，商確是非”。因此，請求贊普主持召開法會，通過辯論方式做出是非決斷。
上述文獻把桑耶寺僧诤的起因歸爲兩派思想的差異。戴密微通過對《頓悟大乘正理抉》與《布頓佛教史》深入研究後，指出：“這次僧诤會是由于印度大師們向贊普對摩诃衍那進讒言而引起的，因爲印度和尚們嫉妒摩诃衍那所取得的成就。”他認爲，布頓所說的參辯雙方的敵對情緒是摩诃衍那等漢僧們影響增大的一種反應，“因爲漢僧把吐蕃佛教徒中的絕大部分都爭取到他們一邊去了”。參加辯論的無論是印度人，還是漢僧，“他們都沾染有一定的民族偏見”。中村元認爲：“在松贊岡布王時代爲文成公主建立小昭寺，爲波利庫姬公主(赤尊公主)建立大昭寺，這兩座寺院也一直處于對立狀態，這也很可能是釀成此一論爭的原因之一。”勿庸置疑，桑耶寺僧诤與大小昭寺的對立沒有任何關系。
桑耶寺僧诤不是簡單的兩種思想或兩種文化的對立，其中深藏著十分複雜的矛盾，涉及政治的、思想文化的、門戶的、現實利益等諸多方面，我們在分析僧诤時，必須把它置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去深人探討，認真分析文獻材料，不能簡單地根據某一種文獻記載就輕率地下定論。我們知道見解不同是導致辯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政治鬥爭從暗走向公開。或者說，兩種見解使形成兩個對立的思想集團，統治階級利用這種信仰與思想上的對立，謀結朋黨，使思想文化之诤變成了政冶派系之間的鬥爭。反映在宗教上，則是佛苯相爭的繼續，與前不同的是這次禅宗替代了苯教，和印度佛教唱對臺戲，其實質並沒有改變。
佛教一經傳人吐蕃，就受到苯教的強烈抵製和舊貴族勢力的排擠。赤德祖贊時期，長期擔任禦前重臣的苯教“格辛”(sku—gshen)被排出謀臣的行列，結束了“苯教治國”的曆史，贊普因此慘遭弑害。王子赤松德贊幼年執政，遇到瑪尚仲巴傑等奉苯權臣們的百般爲難，他們采取興苯禁佛的政策，使初興的佛教遭受嚴重摧殘。赤松德贊年長，在一部分新興貴族大臣的輔佐下，采取延請高僧、引進佛典、組織譯經、舉行佛苯辯論會、倡建佛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回政權，大興佛教，活埋瑪尚仲巴傑和舉辦佛苯辯論會是他在興佛過程中所采取的重要步驟，給苯教貴族勢力以致命打擊。盡管如此，舊勢力(苯教勢力)在辯論失敗後，仍然沒有停止活功，總是尋找複仇的機會。公元8世紀末期，隨著吐蕃內部矛盾激化，沖突加劇，國勢由強變弱，奉苯的舊貴族勢力把賭注壓在漢僧身上，給他們提供支持，企圖借漢印僧人辯論來打擊奉信印度佛教的新興貴族勢力，重新奪取失去的權力，結果再遭失敗。
從政冶方面來說，桑耶寺僧诤是受贊普支持的印度佛教與由代表苯教利益的舊貴族勢力之間的權利之爭，即新舊貴族的較量，不過這種鬥爭通過佛教內部的辯論反映了出來，以信仰不同掩蓋了權利之爭。黃颢先生在《賢者喜宴》摘譯(十一)的前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佛苯之诤已使我們看到，表面上的苯教大臣及信佛大臣似乎是信仰之诤，實際上卻是新舊貴族勢力的權力之爭。此次頓漸之诤的起始及結局也透露了這種情形，雖然其矛盾程度不如佛苯之诤前的鬥爭那樣明顯而激烈。”盡管這樣，我們仍然能夠看到站在漢僧(或頓門派)一邊的吐蕃人基本上都是舊貴族大臣和他們的夫人。其中兩個人有必要提一下，一個是達劄路恭，“他在佛苯鬥爭時堅決站在代表舊貴族勢力的苯教一方”。辯論結束之後，被流方北方，“而此次頓漸之诤他又作爲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站在頓門一邊。”他既是苯教的堅定信奉支持者，又是舊貴族勢力的代表人物，操縱奉苯貴族反對佛教，信仰上站在贊普爲代表的新貴旅(即反苯大臣)勢力的對立面。因此說，桑耶寺僧诤既是新舊貴族矛盾激化的反映，也是佛苯鬥爭的繼續。另一位引起關注的人物是娘·定埃增桑布，他在赤松德贊時期公開反對益希旺波提出的養寺建議，“並讓歹徒向益希旺波請求參禅”，迫使益希旺波離職隱居洛紮一岩洞修行，爲禅宗的傳播鋪路除障。《拔協》記載：益希旺波請求“贊普決定給叁寶所依300戶民衆以爲供養，每個沙彌以叁家民戶供養之，並決定不給貴族出身者特權，權力歸于佛徒比丘。于是，娘·丁埃增等人，對此極爲不滿，散布耶喜旺布(即益希旺波)很多不實之辭，加以中傷”。這是政治鬥爭形式的一種具體反映。定埃增桑布是一個僧人，“他來自那恩家族，且也是藏王赤松德贊的前任侍從，隨一個和尚習禅。他精進于禅修，並堪任于日以繼夜不飲不食持續地住于止中，且證得天眼通。他亦引擅于修禅爲榮。後來他遇上大學者無垢友”……，學習密法。可見辯論的背後隱藏著某些政治背景。另從辯論會結束以後，蓮花戒在臥室被殺，遍照護從印度留學回來後受他人挑撥和以王妃蔡邦氏爲代表的反佛大臣的強烈要求，被流放擦瓦絨，益希旺波絕食而死可以看到鬥爭的殘酷。
桑耶寺僧诤是兩種不同文化間的矛盾沖突，即印藏漢叁種文化在交流過程中沖突加劇的集中反映。同時，是漢印兩種文化在吐蕃展開的一場地位、利益、信徒和市場爭奪戰，反映了在複雜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吐蕃人在選擇文化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矛盾心理。作爲最高統治者贊普在部分大臣的輔佐下，牢牢控製著裁決權，把唱戲的主角讓給印漢僧人。也許有人會問：爲何吐蕃僧人自己不作主角，而要邀請蓮花戒來充當呢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藏文史籍記載，赤松德贊王時期，佛教大規模地傳人，外僧被延請進來宣法，並協助譯經，佛法昌盛。這一時期傳人的佛法中，爲比附苯教而譯傳的密法所占比重較大，其次是戒律方面的經典，雖然顯教經論譯出不少，同時又有中觀瑜伽行派創始人寂護在宣講，畢竟還未建立起具有吐蕃地方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論體系。在這種情況下，面對具有系統理論的禅宗思想難以應對，又不希望因禅宗的傳人而影響初興的桑耶寺香火及宗教活動，不願意看著禅思想的盛傳而破壞吐蕃社會固有的道德觀念；如果摩诃衍那宣講的全是“無念”、“無思”、“無修”的頓悟法，贊普惟恐這種法流傳開來，規範會遭到瓦解，人心會失去約束，同時會破壞社會穩定，在面臨著思想抉擇的緊要關頭，赤松德贊深刻認識到思想的統一，不僅能使思想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並對維系人心，保持社會穩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傳播和影響——八世紀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