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
中国禅学 第二卷
2003年，第156—170页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
索南才让
内容提要 桑耶寺僧诤会是公元8世纪由吐蕃王赤松德赞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佛法辩论会。本文从三个方面就顿门、渐门，僧诤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禅宗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进行探讨，认为最初藏文顿门和渐门并没有顿悟和惭修意思，顿门和渐门是桑耶寺辩论之前取的名字，而渐修和顿悟是辩论之后，根据辩论双方的观点命名的，故称顿渐之争。它既是两种思想、两种文化之争，也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辩论的核心问题是观行、观心和佛性等。顿门派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是北宗禅传人，他认为众生本有佛性，提出了离一切言说相、离一切心分别相的“无想””说，在强调顿悟的同时，提倡渐修，以“观心”为主。莲花戒代表渐门派，重视“观行””修。虽然摩诃衍那在桑耶寺辩论中以失败告终，但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佛教 禅宗 桑耶寺僧诤 藏传佛教 影响
公元8世纪末叶，赤松德赞王亲自在桑耶寺主持召开了藏传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法辩论会，史称“吐蕃僧诤”或“桑耶寺僧诤”。参加辩论的有汉僧、印僧和吐蕃僧，代表人物是沙州僧人摩诃衍那(亦称大乘和尚)与印度大乘佛教中观瑜伽行派论师莲花戒，辩论的主题是如何成佛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藏学研究者围绕这次辩论会的一些关键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尚未形成可信的结论。
一、有关僧诤会的记载和研究
藏文史籍基本上都提及桑耶寺辩论会，所载繁简不一，详略有别。根据类型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由直接参加的人撰写的，如《拔协》和《修习次第论》。《拔协》又称《桑耶寺志》，是寂护的弟子，桑耶寺第二任法台，“七觉士”之一的拔·塞囊(益希旺波—智自在)所作，书中记述了辩论的全部过程，包括辩论的起因、辩论的焦点、参辩的人员等。《修习次第论》是莲花戒的着作，他是寂护在印度的弟子，由赤松德赞请来参加辩论。书中详细论述了修道过程，他在辩论中所提出的观点都在其中。另一种是由后世学者根据《拔协》的记述撰写的，代表性的有《五部遗教》、《娘氏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等。《五部遗教》，相传为莲花生大师所藏“伏藏”文献，成书时间较早，其中《大臣遗教》的第十、十一、十二节详细记述了顿悟派与渐修派的思想源流、法统及桑耶寺的辩论过程，列出了顿悟派参辩人员的名单和主要论点，可以弥补其他文献的不足。
娘·尼玛欧色的《娘氏教法源流》、布顿·仁青珠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布顿佛教史》)和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是后宏期成书的三部重要史籍，化了一定篇幅记述了桑耶寺僧诤会，引起了藏学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雅隆觉沃教法史》、《红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青史》、《汉藏史集》等提到了僧诤会，但比较简略。
《拔协》、《娘氏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所述大同小异，可以看出后三部有关僧诤会的主要材料来自《拔协》。比较《拔协》、《布顿佛教史》和《贤者喜宴》所述参辩双方的论点基本相同。不同点表现在：
第一，为应付辩论，由谁学习《般若经》问题。《拔协》说：“于是，赞普立即派出使者前去尼泊尔召请莲花戒。同时，将《大般若经》请到禅定殿，关起门来学习了四个月。”学习《般若经》的人是赤松德赞王。《布顿佛教史》说：“藏王立即遣使去迎请阿舍黎莲花戒。这种情况被和尚知道后，他们取来了广品《般若经》等一切深奥经典进行讲习，并宣说不修正法睡可成佛。”和尚学习《般若经》准备应辩。《贤者喜宴》说：“信奉顿门派教法的三百名官员”仆从，他们取得《般若十万颂》，在禅定洲闭门学习四个月的有关辩论，并说“无需修法，卧睡即可”。”顿门派和尚学习《般若经》。
第二，参辩人员的排序。关于参辩汉僧的代表，《拔协》、《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一致认为是摩诃衍那。渐门派参辩者，《拔协》的排序是莲花戒、桑希、贝央，《布顿佛教史》则说是莲花戒、贝央、益希旺波。《贤者喜宴》和《布顿佛教史》的说法一致。《拔协》贝央的论词成了《布顿佛教史》益希旺波的辩词，《拔协》桑希说则成了《布顿佛教史》贝央的言论。后来，隆庆无垢光的《本性宝藏论释》，萨班贡噶坚赞的《三律仪分别论》，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人中论善显密意疏》，克珠杰的《甚深真实义论》，班钦索南扎巴的《新红史》，土观·洛桑曲杰尼玛的《章嘉若贝多杰传》和《宗教流派镜史》，周嘉巷的《宗喀巴大师传之佛法严饰》，阿芒·贡却坚赞的《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义》等着作对摩诃衍那观点作了严肃的评述。摩诃衍那的主要观点汇载于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抉》，目前所见的有饶宗颐校[王锡《顿悟大乘正理抉》序说并校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收于1979年[台湾]大乘出版社出版的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9册。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富学和李吉和着《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也有收录。另载于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藏学家戴密微着，耿异译《吐蕃僧诤记》。
学术界对桑耶寺僧诤会的关注较早。19世纪末《布顿佛教史》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后，立即吸引了西方学者们的注意，“但直到20世纪初在敦煌文献中发现《顿悟大乘正理抉》的汉文文本后，才取得直接证据确认事件的真实性”。研究工作随之开展，其中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具影响。戴密微教授从20世纪初通过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深入研究，1937年完成了堪称桑耶寺僧诤研究方面的权威着作《吐蕃僧诤记》，1952年作为法国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7卷，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推崇。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拉露(1890—1967)曾对敦煌发掘的部分相关文献作了系统整理，并根据材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显着成绩。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今枝由郎、上山大峻、中村元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颇勤，发表了《西藏佛教与新罗的金和尚》、《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吐蕃僧诤问题新透视》等论文。今枝由郎根据敦煌藏文写本(pt·823号)研究认为：《顿悟大乘正理抉》是据辩论会的文字材料汇集而成的，提出了辩论会前后举行过三次的观点。上山大峻根据昙旷的《大乘二十二问》成书的时间认定，僧诤会是在780--782年间举行的。同时，他提出了拉萨、桑耶寺两次辩论会，第一次摩诃衍那取胜，第二次莲花戒获胜的观点。后来，他对第一次提出的辩论时间作了修正。中村元先生在其《中国佛教发展史》下册，对僧诤会的时间、起因、结果等方面作了探讨，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国内该项研究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80年代，已经有数十篇成果发表。饶宗颐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影响，他校注过《顿悟大乘正理抉》，并对其中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总结上述研究成果，在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
其一，僧诤的性质：顿悟派与渐修派之争；
其二，参辩汉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为南宗禅传人；
其三，辩论会时间：792—794年之间；
其四，辩论的结果：顿悟派失败，摩诃衍那返回沙州。
二、僧诤会的几个主要问题
1．顿门、渐门的藏文原义
凡研究桑耶寺僧诤会的学者认为，这次辩论会是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南宗禅顿悟派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教渐修派之间的斗争。“顿门”与“渐门”藏文原为ston-bvi—chos-min-pa和Brtse-ba-min-pa，意为“非佛之法”与“非怜悯”、“非慈悲”，没有“顿悟”和“渐修”的含义。《拔协》记载：“赞普说道“汉(和尚所说之法)似非佛之法，故称顿门巴(ston—min-pa)。……自身燃火而施慈悲，不是佛法吧!”故称渐门巴(brtse-min-pa)。”其中的“顿门”系藏文ston-min-pa的音译，意为“非佛法”，“顿”为“顿巴”之简写，“佛”(导师)之意；“门”系藏文rain-pa的音译，“非”或“不是”之意。“渐门巴”之“渐”是藏文brtse-ba的音译，“怜悯”、“慈悲”义；“门”与“顿门”之“门”同义。《娘氏教法源流》和《贤者喜宴》有同样解释。《贤者喜宴》说“由于见解不同而发生诤乱，因此赞普说道：“汉(僧)所说法非佛法”由是称为顿门巴(ston-min-pa)。另一方则说：因仙人讲述忍耐，于是随有引火烧身以为献供之举，由此(J冷悯众生之念，故称此为集善之首要”。对此，赞普说道：“此种以引火烧身为怜悯者，当非佛法吧!”遂称为渐门巴(brtse-min-pa)。”②其中“顿门”和“渐门”的藏文写法与《拔协》完全一样，不含顿悟和渐修的意思。可见，藏文“顿门”和“渐门”名称最早出现在桑耶寺正式辩论前，“顿悟派”和“渐修派”是桑耶僧诤之后，根据辩论的内容命名的，与原藏文“顿门”、“渐门”的意思相差甚远。而且与《拔协》“顿门”、“渐门”的藏文写法相异，明显是汉语的藏语音译，《五部遗教》和《布顿佛教史》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在“顿门”和“渐门”之后不加cig-car-ba与rim-gyis-ba作说明，很难知道它们的意思。《五部遗教·大臣遗教》第十二节标题为“渐门渐次”，第十三节为“顿门顿人”，藏文写法为rtse-men与ston—mun，和《拔协》的写法不同，无疑为汉文的音译。
《布顿佛教史》认…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