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只有选择莲花戒来和摩诃衍那等人对辩。莲花戒是寂护的印度弟子，中观瑜伽行派创始人和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之一，一切有部律的积极持守者，惟有他才能延续寂护已经开创的法统。对赤松德赞来说，采纳大臣的建议，邀请莲花戒参辩，表明选择了印度佛教，宏传中观瑜伽行理论。根据吐蕃的实际情况，选修莲花戒为代表的渐修思想比选择摩诃衍那等人所说的“无念”、“无思”思想适宜，通过建立一种符合吐蕃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统一思想，来维持社会稳定，加强和巩固统治。这样，能够避免因思想的分化而使信仰者“在众多的说法中目迷五色而无所适从”，结党拉派，给社会造成混乱。进一步说，在对佛法的认识程度还不高之前，选择“无念”的顿悟思想是不现实的，这样势必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在唐蕃双方长期交战，互犯边境，企图扩张领土的特殊时期，吐蕃不可能选择由汉僧所宣讲的具有浓郁汉文化特色的思想，也不希望自己的臣民去随修“顿门法”。
桑耶寺僧诤又是宗门之争。吐蕃佛教发展到公元8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佛法僧具全的寺院。但是，随着汉僧的大量涌进，特别是摩诃衍那等人宣讲禅法，使初建起来的僧伽组织分裂。从僧诤会两派参辩的代表人物发现，渐门派由印蕃僧人组成，他们都是寂护的弟子，益希旺波、贝央、遍照护又是“初试七人”中的三人，辅助赞普兴佛的重要人物，也是桑耶寺的保护者。摩诃衍那等人的说教不仅否定了寂护和莲花生等人所开创的修法，而且扰乱了桑耶寺正常的宗教活动，中断了香火供奉。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益希旺波、贝央等人不能坐视不管，只好积极活动请来师兄莲花戒参辩。
组成顿门派的有汉僧、蕃僧和贵族信徒。《五部遗教》列出了辩论会上发言的三十多名汉僧的名字(详前注)。吐蕃信徒有男性也有女性，《五部遗教》提名的男性有比丘智祥、拉松·胜菩提、寂胜、娘占·智幢、智王、朗卓·宝源、菩提隐、狮子慧、菩提安等。女弟子多为王妃贵夫人。《顿悟大乘正理抉》说：“皇后没庐氏，一自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朗我珠于情田，洞禅宗于定水，虽莲花不深，犹未足为喻也。善能为方便，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没庐氏，指赤松德赞王妃赤杰姆赞，她修建了格吉切玛林(遍净天沙洲)佛殿，简称格茹殿，法号绛曲杰。另有苏毗王嗣子须伽提等。表面上看，顿门与渐门是汉印僧之诤，实为吐蕃两大集团势力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然而，摩诃衍那的所有弟子并非全是因政冶因素而随修顿门禅法的，其中也有追求顿门法的简便易修者。《拔协》多处提到桂氏老臣向赞普谈及寂护所讲佛法深奥难修之事。《宁玛教派源流》记载了喀尔钦氏王妃向莲花生求法。她说：“我们妇女智能低下，能否用简单的语言综合教授；我们妇女的身体苦难沉重，请传授调治烦恼的教法；我们妇女事务缠身，请传授易修之法；我们妇女说话恶毒，请传授咒力威猛之法。”②虽然桂氏老臣和喀尔钦益希措杰都是印度佛教的信奉者，但从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知道寂护和莲花生所传法之深奥，因此导致不少人去学摩诃衍那法。在佛法初人不久，苯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当时，人们无法也难以适应理解比较深奥繁琐的义理与瑜伽修炼，多数修法者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无须考虑的体验而不是对学理作精深入微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女信众来说，她们对“无念”顿悟思想本身并不了解，但是她们追求的是简捷的方式，这种解脱的方法适合她们的口味，顺应她们的需要。这就是在短时间内，那么多人追随摩诃衍那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桑耶寺僧诤不仅是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两种文化之争，而且是吐蕃上层的权利之争。严格地说政治斗争远大于文化信仰之争，在辩论会的背后暗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由此决定了辩论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桑耶寺僧诤是汉僧的大乘佛教与印僧的小乘佛教之诤。这样的观点难以成立。虽然，吐蕃佛教奉行的是小乘一切有部律，但寂护、莲花生、莲花戒、无垢友等在蕃传法的着名高僧都是大乘佛教僧人，不存在摩诃衍那代表大乘与小乘僧人辩论的情况。
3．辩论的焦点与会通
文献与研究僧诤会的学者把辩论会定性为顿渐之诤，摩诃衍那成了顿悟派当然的代言人。根据摩诃衍那所奉师承、经典和在辩论中所发表的看法，他不是如一部分学者所说的南宗禅传人，传承的思想也非纯粹的顿悟法，明显是神秀及其弟子和慧能、神会时期两宗思想的分歧不太明显时期的禅法。在师承上，他属于神秀一系，即北宗弟子。《顿悟大乘正理抉》说：“摩诃衍依止和上法号降魔、小福、张和上、雄仰、大福六和上，同教示大乘禅门”。降魔，即兖州降魔藏；小福，京兆小福，或西京义福。饶宗颐教授考证指出：“颇疑张和上应即南诏张胜温图次于神会下之张和尚惟忠，其地位专承曹溪门下荷泽之法统，故摩诃衍亦依止之。”摩诃衍那所讲顿悟法也许学自张和尚，但不是纯南宗禅法。在桑耶寺僧诤之前，金和尚无相和他的弟子无住等人的名字已经出现于藏文史籍。金和尚无相住四川净众寺，倡“无忆无念莫忘”的内修法门，创净众禅；无住住成都保唐寺，“他大胆地公然改动先生宣称是“总持门”的箴言，引人了南宗禅的思想”。说明在摩诃衍那来蕃之前，已经有禅僧进入。但是，无论净众禅，还是摩诃衍那禅，都以北宗禅法为核心，吸收了南宗禅的顿悟法，不完全是南宗禅法，参加桑耶寺辩论会的摩诃衍也非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所记神会门下摩诃衍。藏史记载，遍照护与摩诃衍合作翻译过医学名着《月王药珍》，从时间推算，此摩诃衍即是参加僧诤会的摩诃衍那，但摩诃衍那是否为其真名值得怀疑。
《顿悟大乘正理抉》反复引用了《楞伽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说：“摩诃衍所修习者：依大般若、楞伽经、思益、密严、金刚、维摩、大佛顶、花严、涅槃、宝积、普超、三昧等经，信受奉行。”北宗禅非常重视《楞伽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神秀曾对普寂说：《思益梵天所问经》和《楞伽经》“此两部经，禅学所宗要者”。据《顿悟大乘正理抉》，摩诃衍那“曾于京中已上三处开法，信受弟子约有五千余人。现令弟子沙弥，未能修禅，已教诵得楞伽一部、维摩一部，每日长诵”。说明他最看重的也是《楞伽经》与《思益经》，强调“坐禅看心”，与北宗禅“凝心人定”、“住心看净”一脉相承。
桑耶寺僧诤会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观心与观行。“观心”是北宗禅法，追求内在心灵的自觉自悟。葛兆光教授解释说：“北宗禅所强调的那种清净无垢之心、那种不忆念诸法的心理自觉修行方式以及在它理路上逐惭明晰起来的“空”或无差别意识对人性与佛性之间差异的消解。”摩诃衍那继承了由楞伽禅向般若禅转化时期的特殊禅法，即偏重“空静”的“心空”禅法，提出了“离一切言说相，离自心分别相，即是谛实”，以“无想”否定人的思维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心的妄想分别的存在不仅受生死流转的系缚，而且阻碍成佛。
《顿悟大乘正理抉》说：“一切众生，缘无始以来，妄想分别；取着妄相善恶法，或长寿，或长恶。以是因缘，流浪生死，出离不得，所以经文，凡所有想皆是虚妄，若见诸想非想，则见如来”。又说“一切众生，缘无量劫已来，常不离得三毒烦恼，无始心想习气妄想，所以流浪生死，不得解脱。”只有破除了影响智慧产生的思想分别，心灵处在无思无虑的宁静状态，便能成佛。《拔协》说：“和尚(摩诃衍那)说道一切法皆是人之意念有觉而生，因喜爱与不喜爱之根而作善业与不善业，从而受善趣与恶趣的果报，而流转于轮回。如果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事物皆无所思念，对任何事物皆无所执着，那么，他就会完全超脱轮回。……所以，若能都无所思念无所观察无所行动，则无所企求，故顿悟者实与十地相等。”《布顿佛教史》也说：“须任何亦不作意，由任何亦不思想而获得完全解脱生死轮回。”《贤者喜宴》与《娘氏教法源流》有类似的记载。
如上所述，摩诃衍那的禅法不是彻底的南宗顿悟禅，他所说的“离名相”和“离自心分别相的“心空”不是建立在般若“空”基础上的否定一切的“一种泯灭无相无差别境界”，全盘否定一切思想活动，而是以清净为目标；“无分别”并不是不要分别，而是指去掉不必要的分别，它与睡眠状态完全不同。只要立即和自发地觉悟到“净”，消除心中的妄想杂念，使心灵得到宁静，逐渐的净化是多余的。他真正的“无想”行是“不离思想同时又不执着思想”，并非心中不作一切思想分别。《顿悟大乘正理抉》说：“故不应压抑分别。凡生起分别，若能不执任何新生思维，唯让其过，则过后即使留下来也不能安住而不受其纠缠系缚。”显然，摩诃衍那提出“无想”的目的是防止心产生“妄想”，消除“妄想”是为了使心灵宁静，离“染”而寻“净”，为寻“空”而离“有”，让心回归它原初的清净状态。“无想无取，无舍无着，是名般若波罗”。众生心妄想导致顿渐。
“观行”是以寂护和莲花戒师徒为代表的中观瑜伽行派学说的要点，融合了大乘佛教中观和唯识两大学派的思想，在世俗谛，说唯心无境，在胜义谛，讲心境俱无，以此方法看待诸法实相。《拔协》说“渐门才是观和行具备的法。所以，佛法应该象渐门的法一样”。莲花戒在与摩诃衍那对辩中，基于“观行”陈述自己的观点，强调妙观察智在修行成佛过程中的作用，经过长期的修习最终获得菩提心。《拔协》、《娘氏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和《贤者喜宴》等都有相同的描述。《布顿佛教史》说：“如你(摩诃衍那)所说任何也不思想，它即是舍离“妙观察智”，须知清净慧的根本，亦而“妙观察智”。因此，如果舍离此…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