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在西藏的傳播和影響——八世紀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
中國禅學 第二卷
2003年，第156—170頁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傳播和影響——八世紀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
索南才讓
內容提要 桑耶寺僧诤會是公元8世紀由吐蕃王赤松德贊親自主持召開的一次佛法辯論會。本文從叁個方面就頓門、漸門，僧诤會討論的主要問題和禅宗對藏傳佛教的影響進行探討，認爲最初藏文頓門和漸門並沒有頓悟和慚修意思，頓門和漸門是桑耶寺辯論之前取的名字，而漸修和頓悟是辯論之後，根據辯論雙方的觀點命名的，故稱頓漸之爭。它既是兩種思想、兩種文化之爭，也是兩種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權力之爭。辯論的核心問題是觀行、觀心和佛性等。頓門派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是北宗禅傳人，他認爲衆生本有佛性，提出了離一切言說相、離一切心分別相的“無想””說，在強調頓悟的同時，提倡漸修，以“觀心”爲主。蓮花戒代表漸門派，重視“觀行””修。雖然摩诃衍那在桑耶寺辯論中以失敗告終，但禅宗思想對藏傳佛教産生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 佛教 禅宗 桑耶寺僧诤 藏傳佛教 影響
公元8世紀末葉，赤松德贊王親自在桑耶寺主持召開了藏傳佛教史上影響深遠的佛法辯論會，史稱“吐蕃僧诤”或“桑耶寺僧诤”。參加辯論的有漢僧、印僧和吐蕃僧，代表人物是沙州僧人摩诃衍那(亦稱大乘和尚)與印度大乘佛教中觀瑜伽行派論師蓮花戒，辯論的主題是如何成佛的問題。長期以來，國內外藏學研究者圍繞這次辯論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展開討論，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尚未形成可信的結論。
一、有關僧诤會的記載和研究
藏文史籍基本上都提及桑耶寺辯論會，所載繁簡不一，詳略有別。根據類型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由直接參加的人撰寫的，如《拔協》和《修習次第論》。《拔協》又稱《桑耶寺志》，是寂護的弟子，桑耶寺第二任法臺，“七覺士”之一的拔·塞囊(益希旺波—智自在)所作，書中記述了辯論的全部過程，包括辯論的起因、辯論的焦點、參辯的人員等。《修習次第論》是蓮花戒的著作，他是寂護在印度的弟子，由赤松德贊請來參加辯論。書中詳細論述了修道過程，他在辯論中所提出的觀點都在其中。另一種是由後世學者根據《拔協》的記述撰寫的，代表性的有《五部遺教》、《娘氏教法源流》、《布頓佛教史》、《賢者喜宴》等。《五部遺教》，相傳爲蓮花生大師所藏“伏藏”文獻，成書時間較早，其中《大臣遺教》的第十、十一、十二節詳細記述了頓悟派與漸修派的思想源流、法統及桑耶寺的辯論過程，列出了頓悟派參辯人員的名單和主要論點，可以彌補其他文獻的不足。
娘·尼瑪歐色的《娘氏教法源流》、布頓·仁青珠的《佛教史大寶藏論》(《布頓佛教史》)和巴臥·祖拉陳哇的《賢者喜宴》是後宏期成書的叁部重要史籍，化了一定篇幅記述了桑耶寺僧诤會，引起了藏學研究者們的高度重視。《雅隆覺沃教法史》、《紅史》、《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青史》、《漢藏史集》等提到了僧诤會，但比較簡略。
《拔協》、《娘氏教法源流》、《布頓佛教史》、《賢者喜宴》所述大同小異，可以看出後叁部有關僧诤會的主要材料來自《拔協》。比較《拔協》、《布頓佛教史》和《賢者喜宴》所述參辯雙方的論點基本相同。不同點表現在：
第一，爲應付辯論，由誰學習《般若經》問題。《拔協》說：“于是，贊普立即派出使者前去尼泊爾召請蓮花戒。同時，將《大般若經》請到禅定殿，關起門來學習了四個月。”學習《般若經》的人是赤松德贊王。《布頓佛教史》說：“藏王立即遣使去迎請阿舍黎蓮花戒。這種情況被和尚知道後，他們取來了廣品《般若經》等一切深奧經典進行講習，並宣說不修正法睡可成佛。”和尚學習《般若經》准備應辯。《賢者喜宴》說：“信奉頓門派教法的叁百名官員”仆從，他們取得《般若十萬頌》，在禅定洲閉門學習四個月的有關辯論，並說“無需修法，臥睡即可”。”頓門派和尚學習《般若經》。
第二，參辯人員的排序。關于參辯漢僧的代表，《拔協》、《布頓佛教史》、《賢者喜宴》一致認爲是摩诃衍那。漸門派參辯者，《拔協》的排序是蓮花戒、桑希、貝央，《布頓佛教史》則說是蓮花戒、貝央、益希旺波。《賢者喜宴》和《布頓佛教史》的說法一致。《拔協》貝央的論詞成了《布頓佛教史》益希旺波的辯詞，《拔協》桑希說則成了《布頓佛教史》貝央的言論。後來，隆慶無垢光的《本性寶藏論釋》，薩班貢噶堅贊的《叁律儀分別論》，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人中論善顯密意疏》，克珠傑的《甚深真實義論》，班欽索南紮巴的《新紅史》，土觀·洛桑曲傑尼瑪的《章嘉若貝多傑傳》和《宗教流派鏡史》，周嘉巷的《宗喀巴大師傳之佛法嚴飾》，阿芒·貢卻堅贊的《薩迦、甯瑪、噶舉諸宗派見地之差別略義》等著作對摩诃衍那觀點作了嚴肅的評述。摩诃衍那的主要觀點彙載于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抉》，目前所見的有饒宗頤校[王錫《頓悟大乘正理抉》序說並校記)，[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收于1979年[臺灣]大乘出版社出版的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9冊。1999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楊富學和李吉和著《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也有收錄。另載于1984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國藏學家戴密微著，耿異譯《吐蕃僧诤記》。
學術界對桑耶寺僧诤會的關注較早。19世紀末《布頓佛教史》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後，立即吸引了西方學者們的注意，“但直到20世紀初在敦煌文獻中發現《頓悟大乘正理抉》的漢文文本後，才取得直接證據確認事件的真實性”。研究工作隨之開展，其中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頗具影響。戴密微教授從20世紀初通過文獻材料和考古發掘深入研究，1937年完成了堪稱桑耶寺僧诤研究方面的權威著作《吐蕃僧诤記》，1952年作爲法國高等中國研究所叢書第7卷，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長期以來備受學界推崇。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拉露(1890—1967)曾對敦煌發掘的部分相關文獻作了系統整理，並根據材料進行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
日本學者山口瑞鳳、今枝由郎、上山大峻、中村元等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頗勤，發表了《西藏佛教與新羅的金和尚》、《有關吐蕃僧诤會的藏文文書》、《吐蕃僧诤問題新透視》等論文。今枝由郎根據敦煌藏文寫本(pt·823號)研究認爲：《頓悟大乘正理抉》是據辯論會的文字材料彙集而成的，提出了辯論會前後舉行過叁次的觀點。上山大峻根據昙曠的《大乘二十二問》成書的時間認定，僧诤會是在780--782年間舉行的。同時，他提出了拉薩、桑耶寺兩次辯論會，第一次摩诃衍那取勝，第二次蓮花戒獲勝的觀點。後來，他對第一次提出的辯論時間作了修正。中村元先生在其《中國佛教發展史》下冊，對僧诤會的時間、起因、結果等方面作了探討，提出了不少新觀點。
國內該項研究始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到80年代，已經有數十篇成果發表。饒宗頤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很有影響，他校注過《頓悟大乘正理抉》，並對其中的重要問題作了深入探討。總結上述研究成果，在這樣幾個方面的看法比較一致：
其一，僧诤的性質：頓悟派與漸修派之爭；
其二，參辯漢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爲南宗禅傳人；
其叁，辯論會時間：792—794年之間；
其四，辯論的結果：頓悟派失敗，摩诃衍那返回沙州。
二、僧诤會的幾個主要問題
1．頓門、漸門的藏文原義
凡研究桑耶寺僧诤會的學者認爲，這次辯論會是以摩诃衍那爲代表的南宗禅頓悟派與以蓮花戒爲代表的印度佛教漸修派之間的鬥爭。“頓門”與“漸門”藏文原爲ston-bvi—chos-min-pa和Brtse-ba-min-pa，意爲“非佛之法”與“非憐憫”、“非慈悲”，沒有“頓悟”和“漸修”的含義。《拔協》記載：“贊普說道“漢(和尚所說之法)似非佛之法，故稱頓門巴(ston—min-pa)。……自身燃火而施慈悲，不是佛法吧!”故稱漸門巴(brtse-min-pa)。”其中的“頓門”系藏文ston-min-pa的音譯，意爲“非佛法”，“頓”爲“頓巴”之簡寫，“佛”(導師)之意；“門”系藏文rain-pa的音譯，“非”或“不是”之意。“漸門巴”之“漸”是藏文brtse-ba的音譯，“憐憫”、“慈悲”義；“門”與“頓門”之“門”同義。《娘氏教法源流》和《賢者喜宴》有同樣解釋。《賢者喜宴》說“由于見解不同而發生诤亂，因此贊普說道：“漢(僧)所說法非佛法”由是稱爲頓門巴(ston-min-pa)。另一方則說：因仙人講述忍耐，于是隨有引火燒身以爲獻供之舉，由此(J冷憫衆生之念，故稱此爲集善之首要”。對此，贊普說道：“此種以引火燒身爲憐憫者，當非佛法吧!”遂稱爲漸門巴(brtse-min-pa)。”②其中“頓門”和“漸門”的藏文寫法與《拔協》完全一樣，不含頓悟和漸修的意思。可見，藏文“頓門”和“漸門”名稱最早出現在桑耶寺正式辯論前，“頓悟派”和“漸修派”是桑耶僧诤之後，根據辯論的內容命名的，與原藏文“頓門”、“漸門”的意思相差甚遠。而且與《拔協》“頓門”、“漸門”的藏文寫法相異，明顯是漢語的藏語音譯，《五部遺教》和《布頓佛教史》就屬于這種情況，如果在“頓門”和“漸門”之後不加cig-car-ba與rim-gyis-ba作說明，很難知道它們的意思。《五部遺教·大臣遺教》第十二節標題爲“漸門漸次”，第十叁節爲“頓門頓人”，藏文寫法爲rtse-men與ston—mun，和《拔協》的寫法不同，無疑爲漢文的音譯。
《布頓佛教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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