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禅法中的佛陀系统
◎东南大学 董群
在中国文化中，对少林寺一般来讲有三种文化现象，一是禅宗所讲的少林寺，可以称为少林禅;二是拳法中的少林寺，可以称为少林拳;三是武侠文化中的少林寺。三者之中，最为根本的是少林禅。
少林寺的禅法有两大系统，一是佛陀系，二是达摩系，前者在北朝时期是影响极大的一个禅系，而后者的历史影响恒久，并确立了少林寺在中国禅宗史上无可动摇的祖庭地位。在当今对少林禅的研究中，有重达摩轻佛陀的倾向，祖因孙贵，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恐怕对少林寺来说是不全面的，所以我特意专门来讨论一下佛陀禅系，以对少林禅在禅宗史中的地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
这个佛陀系禅法，严格来讲是佛陀——僧稠禅系，由佛陀始创，僧稠进一步发展，一度成为北朝的主流禅学，当它受到朝野共尊的时候，达摩系禅相对来说还处在潜龙阶段。
一、孝文帝和少林寺的建立
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专门为天竺来华高僧佛陀建立的静修院，时间是太和二十年(496)，要讨论少林寺的禅法，不能避开孝文帝。
孝文帝(471年至499年在位)是个好佛的皇帝，在《魏书·释老志》中，专门载有他奉佛的事迹。他在位期间，造寺院、度僧尼、设斋会、立僧制、交高僧、议佛学。他诏建的寺院，有建明寺、思远寺、报德寺、少林寺等;承明元年(476)八月，他在永宁寺设大法供，度僧尼一百多人，亲自为他们剃发，授僧衣;他经常设斋会，太和二年(478)，他在永宁寺设斋，赦免死囚犯人;太和十七年(493)，他立僧制四十七条;他特别敬重高僧，如译师鸠摩罗什、成实师僧嵩;他专门到过僧嵩的传法寺院徐州的白塔寺，大赞僧嵩的业迹，又在罗什故居遗址上为罗什建三级佛塔;他曾和高僧道登彻夜长谈佛理，又在永宁寺设会，令中书省和秘书省的官员都和僧人讨论佛法;他自己尤重成实学，对禅学也很推崇。
佛陀是在这样的佛教氛围中来到魏境，受到孝文帝的关注和重视，在旧都恒安(即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新都洛阳，孝文帝始终支持佛陀的修行和传法活动。在洛阳，孝文帝下诏在嵩山建少林寺，供佛陀作为习禅传法场所，一切费用均由政府提供。可以说，少林寺一开始就是国家级的专门性的禅院，是一个禅法道场。由于当时南北方的佛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讲，南方佛教重于义理而北方佛教重于禅法，少林寺的建立对于推动北方禅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北方已经流行着一些禅法，有的禅僧，并不是在寺的，孝文帝为佛陀建禅院，实际上也是为禅法确定了僧制意义上某种程度的规范性，后来唐代禅宗别立禅居，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要回到孝文帝的这种规范。
二、佛陀及其禅法
关于佛陀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僧传以及其他资料中对他的记载非常少，今人只能略知一二。
佛陀，生卒年不详，天竺僧人，北魏时来华，先到北魏的首都恒安城，值孝文帝执政，佛教信仰之风甚烈，佛陀的传教活动受到来自官方和其他各级信众的大力支持，孝文帝为他在恒安专门设立禅林，凿造佛龛。佛陀在此聚徒修禅，所需生活费用均由皇室提供。这一处禅林实际上是座具有印度佛教特色的石窟寺，恒安城内的富户们又出资百万，在城里专门为他修造一处禅院，让佛陀在室内习禅。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佛陀也随之来到新都。他比较喜欢选择幽静之地用作修禅场所的，“性爱幽栖，林谷是托。”①所以经常到喧闹的京城之外去寻找佳址，他选中了嵩山，常常离开洛阳到嵩山来静修，孝文帝得知后，索性就在嵩山为他建寺，取名少林寺。
佛陀是北魏有名的高僧之一，不论他到哪里，在他周围都会迅速会聚起一批信徒，在少林寺，“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②经常有数百人会聚在一起，寺院的规模，在当时也是不小了。佛陀在晚年，把寺院事务交给了各位学僧，自己则搬到寺外，另择一处房子而居。
佛陀所行之禅，当是印度小乘佛教的禅法，注重静修，远离喧闹，择僻静处，一心习定。这和早期安世高所传的安般守意禅法有相似之处。佛陀刚到恒安时在郊外石窟中修习，这完全是印度佛教的传统做法。他在禅定中能够发出光来，有个小孩看到佛陀修习的房间从门缝里发出光，炎火赫然。这可能是印度禅法中的火光定一类。另外，从其弟子的所行禅法中，也可以看出佛陀本人的禅法特点。僧稠是佛陀禅系中最着名的僧人，他所修习的禅法中，最着名的是四念处法，这也可能是佛陀所传。佛陀的禅法中还包括一些神通异术，这也是小乘禅法所常有的。
佛陀的弟子，僧传中提到的有慧光和道房，道房又传僧稠，而僧稠后来又从佛陀本人受学，所以僧稠身份比较特殊，他既可以说是佛陀的一传弟子，又可以说是佛陀的再传。使佛陀的禅法得到光大发扬的，就是僧稠。
三、僧稠及其禅法
僧稠(480-560)，或称慧稠，俗姓孙，原籍昌黎(今属河北省)，后迁居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北)，早年对儒学和其他世典较有体悟，28岁时，投巨鹿景明寺的僧实法师出家为僧，不久便外出寻访经论，遇到佛陀的“神足”道房，从他学习止观法门。根据《佛陀传》记载，是佛陀本人“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③也许佛陀对僧稠的事迹已有所了知。
然后，僧稠北上定州(今河北省清苑县西南)的嘉鱼山，修止观法，但久之感到没有收获，便想出山，这时正好遇到一位自称是从泰山来的僧人，从其修习，十多天后就有了定力。自此，僧稠常依《涅经》修四念处法，历5年，僧稠又来到赵州(今河北省高邑县)章洪山，从道朋禅师习十六特胜法，又修习死想法门。
经过这一番修学之后，僧稠来到少林寺，向佛陀禅师汇报所学所证，佛陀祖师对他说，“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④这对僧稠是极高的评价了。佛陀又亲自向僧稠传授禅法之要，僧稠从师多人，最后是以佛陀为归依的。佛陀把僧稠留在了少林寺。当时寺僧的规模有一百人左右。
僧稠没有久居少林寺，他后来到怀州(今河北省境内)的西王屋山修习禅法，期间，可能有道教方面的人士向他提到过对道教的看法，他说，“我本修佛道，岂拘域中长生者乎
”⑤并不认为道教是一种至极之道。以后他又先后在青罗山、马头山等地修行。
僧稠受到魏齐两代诸帝的敬重与推崇，北魏孝明帝夙仰僧稠的禅风，曾三次征召他进京，僧稠不出山，孝武帝就在尚书谷中为他别立禅室供养。后来僧稠又到常山，因请而至大冥山设戒授徒，燕赵之地，信奉者甚众。北齐文宣帝在天保二年(551)诏僧稠到京师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教化群生，并应允他，一旦解救了他的痛苦，如果仍想还山，则任他东西。这样，僧稠应诏而至，文宣帝亲自出迎，请入宫内说法，并从僧稠受菩萨戒，归信佛法。然后，僧稠又入山中修道。天保三年(552)，齐宣帝敕令在京郊龙山为僧稠建禅舍云门寺，又今僧稠同时担任着名的石窟大寺的主持，这两寺共有僧众近千人，为僧稠专门设立一个财物库，并允诺将国家财富分为三份，其中一份供养佛教。文宣帝经常率众到山中看望僧稠，僧稠从不迎送，可谓沙门不敬王。
僧稠死后，哀荣至高，当时正是皇帝换得频繁的时候，两年(560至561)换三帝(废帝、孝昭帝和武成帝)，但朝廷并没有忘记僧稠，先是派襄乐王发悼词，宣布施物五百段，送千名僧人供于大云寺，又因僧稠弟子昙询等人之请而为僧稠建塔，设千僧斋，赠物千段。僧稠的碑文由右仆射魏收所撰。今嵩山仍保存有僧稠塔。
佛陀的禅法属小乘禅，而僧稠的禅，则已转向大乘，这主要体现在:
1．对大乘般若空观的把握。僧稠主张三界本空，诸法无常。他对文宣帝说，“三界本空，国土亦尔，荣华世相，不可常保。”⑥这是自支谶以来所译般若类经的一贯看法。僧稠对《道行般若经》是有所研究的，文宣帝曾经今信众向僧稠请教此经的要义。有重于名利者，僧稠有针对地讲名利是空，为其止息名利之心。
2．僧稠主张止观双修，这是得自道房，但僧稠也有自己的发挥，他专门为黄门侍郎李奖等人撰有《止观法门》一书，讲述禅法要义。一般认为，南北朝佛教的大势是南方重义理之慧而北方重禅学之定，由天台智加以统一，而有止观双修。实际上佛陀一系的禅法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僧稠这里，这个观点已非常明确了。所谓观，是指导禅修的佛教义理，依观而止，依慧而定。这种义理，就是大乘佛学思想。这是可以提出明证的。
3．依经而修，僧稠的主要禅法是四念处法，他标榜依《涅经》而修四念处法。这是站在大乘佛学的立场上行此禅法。
4.授菩萨戒。僧稠曾为北齐文宣帝亲授菩萨戒。菩萨戒是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所持，大乘六度中的持戒，主要就是要持守菩萨戒。这也可以看出僧稠的大乘佛教立场。
5．僧稠以大乘义学为禅法的基础，他对佛教义学曾明确表示过态度，当文宣帝要废除天下义学讲说，独尊禅法时，僧稠说:
“诸法师并绍继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识邪正、达幽微。若非此人，将何开导
皆禅业之初宗。……”⑦
并不否定义学，而是把教门义学看作禅学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僧稠的一种判教观。
由此可以看出僧稠禅法的大乘方向，实际上他已经对佛陀的禅法加以了改进和发展。
僧稠的修禅法门，以四念处法为主，道宣就是以“稠怀念处”来概括僧稠的禅要，除此之外，还包括十六特胜法和死想。
四念处有小乘四念处和大乘四念处之分，小乘的四念处是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大乘四念处法是讲观身是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俱善恶。至于《涅经》，则专门有一品，即《圣行品》中讲到的四念处，重点突出了观身不净和观心无常，并联系白骨观和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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