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禅法师的学术研究看其佛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东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 董群
真禅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宗教实践家、宗教理论家和学问家之一，他以学术性形式将其宗教实践和思想阐述成文，在《玉佛丈室集》的序言中，他将其作品的思想特色概括为六个方面，结合真禅法师的佛学观，可以概括出他的佛学思想的七大特色，即爱国主义特色、活泼运用禅学的特色、人间佛教的特色、团结振兴的特色、信智双运的僧教育思想特色、国际交流的特色和华严禅的特色。
一、爱国主义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他在《玉佛丈室集》通过对玄奘(600—664)、应慈(1873—1965)、震华(1909—1947)三位大师的研究体现这一点，他这样概括和评价三人的爱国主义：玄奘身居海外、心怀祖国，不管外国人给他多么高的地位，多么优厚的待遇，都一一谢绝，最后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回到祖国的怀抱。应慈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扞卫祖国”。佛教徒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应当作狮子奋迅，全力以赴”。新中国成立以后，热爱新中国。震华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撰写《僧伽护国史》，以唤起僧众爱国报国的热忱。
对于玄奘法师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玄奘法师传略》、《玄奘求法之路寻札记》等文，《玄奘法师传略》一文写于1985年夏，此文将玄奘定位为伟大的旅行家、思想家、翻译家、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对玄奘的在家生平作简要介绍后，分访师求学、西行取经、译经弘法诸方面全面而又精要地介绍了玄奘的事迹和思想，并评论说：“玄奘以无限的慈悲、智慧和才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对国家、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也“打破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玄奘求法之路寻礼记》一文后附有《玄奘法师年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真禅法师跟随应慈从学有16年之久，他撰写《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缅怀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等文怀念应慈法师，《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一文讲于1985年9月19日，简要介绍了应慈法师的生平和法系，属临济宗四十二世，但又兼重华严，自号“华严座主”。此文引言部分，真禅特别谈到应慈法师的爱国精神，引用他的原话，要求弟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举行应慈的纪念法会，不仅是怀念他，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爱教精神。他提出要向应慈学习三方面的精神，谈得最多的是要学习应慈法师的爱国爱民、大智大勇的精神。这一部分，真禅法师详细地叙述了应慈法师的爱国事迹，证明他一向热爱祖国和人民。比如，日伪时期，南京和上海的日伪政权曾多次他主持法会，都被断然拒绝，坚持了民族气节。1943年为论述僧侣抗战史的《奋迅集》作序，体现其同仇敌忾、爱国济世之心。解放以后，谢绝到外国安度晚年的邀请，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国家各项爱国运动。其爱国爱教精神，是佛教徒的典范。《缅怀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专门有一节讨论其爱国爱教的思想。
真禅法师是震华法师的弟子，1944年接其法脉，蒙受记蓟，他撰写《试论震华法师的佛学思想》等文，以发扬大乘佛教积极人世的精神。此文写于1987年9月震华法师圆寂4周年、诞辰79周年之际，他首先简要介绍了震华法师的生平，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九·一八之后，震华法师基于国难当头，僧人应当奋起救国的思想，撰写《僧伽护国史》一事。二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震华法师发动镇江各大寺庙组织佛教僧侣救护队。接着具体分析其佛学思想，阐述其修道方法体系，包括参禅、念佛、诵经、持咒、礼佛等内容；122X明求佛道的思想，包括技能养活论、农禅自给论、经商生产论、做工劳作论；学佛即是为政的思想，强调其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必须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的观点；整理僧制的实践。他还研究了震华法师的佛教史地思想，强调震华法师的佛教史地研究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比如《僧伽护国史》是为唤起僧众抗日救国而写，强调的是僧人的爱国义务论：僧伽既为国民的一份子，既爱国家保护，就有爱护国家的义务。
另外，《玉佛丈室集》中收入的《守护国界——在上海市宗教学会举行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讲的爱国主义问题，认为佛教讲“饶益有情”，尤其要爱国家、爱人民。他举了太虚、震华等法师的爱国之举，强调中国佛教具有爱国的传统。
通过这种研究，真禅法师指出，古今大师的爱国事迹，说明爱国主义是佛教徒鲜明的政治态度，作为炎黄子孙的佛弟子，都应当沿着前辈大师们的足迹，共同为建设祖国、振兴佛教贡献力量。揭示佛教大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真禅法师研究佛教史人物的重要动机和目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也是真禅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他十分明确地表达过他的看法，比如他说，宗教职业人员的首要条件，“一定要爱国，要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对外交往时，“维护祖国的尊严、荣誉和利益”。
二、活泼运用禅学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禅的精神在于活泼地运用。作为一个禅宗僧人，真禅法师是夹山禅学的传人，在禅学思想上，他继承震华法师的看法，强调活泼地运用禅学。“参禅、看经贵在活泼运用”，参禅不一定要坐在蒲团上，盘着腿子才是禅，放下腿子，搬柴运水也是禅。修禅的人，一定要把禅法贯彻到学习、工作和待人接物之中，表现在日常威仪和生活中，这样的禅，“把禅与我、我与禅融为一体，达到我空、法空的境界”。如何活泼运用
如果少一分私心杂念和人我是非，就多一分本地风光。如果私心杂念和人我是非都没有了，本地风光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真禅着重介绍了达摩禅和曹溪禅，目的在于扫除一引起人只会翻转语言文字的葛藤禅，死背公案、自附风雅的口头禅的不良禅风。他认为，谈禅的人，虽然有生花之妙笔，如簧之巧舌，但是如果不能活泼地运用，终究是无益的。
对于达摩禅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菩提达摩的生平和禅法》一文，此文撰于1987年佛成道日，主要的资料依据是《景德传灯录》，阐述其以二人四行为核心的禅学思想，指出达摩的二人，如同理和事，体和用，是指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不能没有理的行和没有行的理。二人四行以第四“称法行”为归宿，三前为事，后一为理。归宿到修六度，行而不行。他又依《达摩和尚观心破相论》阐述了修六度的方法。
他归纳达摩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达摩开创了中国禅宗，是印度来华高僧中对于中国佛教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总结达摩禅法的特点，是以理导行，以行人理，理事不二，圆融无碍。由此批评后世习禅者理事偏执，不能圆融，执着于语言葛藤的禅病。
对于曹溪禅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惠能的三种法门——曹溪禅之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曹溪禅之二》、《百丈禅风千古传——曹溪禅之三》诸篇，均讲于1988年3月4日。《惠能的三种法门》，主要讨论惠能戒、定、慧三无漏学的三个层次阐述，即大乘共学法门、大乘顿人法门和最上乘法门。大乘共学法门主要是志诚所述神秀门下的“诸恶莫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惠能在承认此三学可以接引大乘之后，提出了他的接引最上乘的顿人法门，以定为首，“定则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不见有无之心，才是惠能的大“定”之学的内容。最上乘法门显现的三学，“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不碍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这三个层次，真禅认为，旨在第三层次，只有到这一层次，才能俯瞰四方，满目春色，无限风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基本观点是，阐明禅的修行目的在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惠能思想的主要成分是肯定一切众生都具有常住不变的佛性。惠能依佛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的观点。见性成佛的途径，主要是显露“自然天真佛”。要求习禅者自尊自重，不被他人牵着鼻子转。见性成佛以后又如何
真禅法师又阐述了惠能禅接物度生的思想，指出超凡人圣并不是目的，人凡的缃物利生才是目的，这是大悲心的体现，他引《法华经》意总结说，习禅不能停留在化城，在直至宝所。《百丈禅风千古传》介绍了百丈禅学的几个特点，即佛性本具，不假外求；农禅并重，寓禅于劳；不昧因果，事理无二。
除了这些重要的禅宗研究文章，文集中还收有讲于1986年的《谈谈禅宗》，其中介绍了什么是禅宗、禅宗的宗旨(即以心为宗)、禅宗的传承、参禅的方法，重点谈到了“禅贵实践，为尚空谈”的观点，认为实践就是真实修持，要有真参实悟，开悟以前要修行，开悟以后还要修行，悟后的修行，是修四摄六度，广利众生。空谈的禅，只是口头禅，既不真参，也不实悟，生死到来，一点也用不着。
文集中还收有写于1985年春的《答胡培炯问禅》的一封信，信中阐明了有关禅宗的一些基本的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集中反映着真禅法师的禅学观。观点之一，禅宗不是达摩或惠能新创的学派，他们是传佛心印。观点之二，顿渐两门，只在修学方法上有所不同。观点之三，心是众生本具的灵明知觉。观点之四，如来禅和祖师禅之别，如来禅是经论中所说之禅，祖师禅是经祖师亲自印证的禅。一般认为禅师禅高于如来禅，其实都是一回事。
上述提及的文章均见于《玉佛丈室集》，更多的文章专集于《玉佛丈室集》第10卷，讲座的议题更为广泛，涉及的人物从达摩到慧能六祖，以及神秀、神会、虚云、希迁。
通过这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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