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典籍文献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你研究的时候根本读不懂书，那你无法进行研究的。所以典籍工作非常重要。

　　第三条是佛教哲学现代化研究的尝试。在佛教的个案研究和典籍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后，进行了宏观的研究。因为我是在哲学系工作的，上课就要讲哲学。我跟学生要讲佛教哲学。我就会相应地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佛教哲学的问题。佛教哲学怎么讲，是不是把佛教的一些哲学名相告诉学生，那学生听不懂。我就想对它进行现代化的研究。

　　怎么现代化研究呢？首先是要考虑对佛教典籍当中包含的重大问题，结合现代社会现状，筛选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佛教哲学典籍里边包含的问题，要和现在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现代人关心什么问题？要和现代关心什么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写的一本书叫《佛教哲学》，重点介绍人生论、宇宙论、认识论、伦理观这些问题，它是和现代人关切的一些重大问题结合的。和现代化研究结合，就是要有问题意识。要关心现实，不光是书本里的东西要搞清，也要关心现实，现实当中人们关切的大问题是什么，你要结合起来。所以我经常讲，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有三个，逃不出这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人与自身的矛盾，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很多。一个是人与他人的矛盾，家庭呀、单位呀、学校呀，大的到民族呀、国家关系呀，等等，都在这里边。第三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现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太大了。因为环境的污染，百姓肺病患者增多，因为空气质量不好。人类社会主要是这些问题。认识世界的问题，观察宇宙的问题，怎么生存、修行的问题。

　　第二要用现在的语言来研究。我们不能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身、般若、涅槃这些概念。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般若怎么表达，涅槃你要表达，它是佛教的理想。般若是智慧。你要用现代语言来表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对弘法也很重要。我认为现在弘法的大小，很重要的方面，看法师能不能、善不善于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像星云大师就善于这样。照本宣科不行，要让人听得懂。信众听不懂，听懂的或者是极少数的那不行，所以用现代语言表达很重要。

　　第三现代化的研究就要用现代化的方法。比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是很重要的方法。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分析是一致的。分析和综合要会分析。把它的命题解析开来，然后再进行综合。实事求是，我的《佛教哲学》可以说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尝试。这本书上个世纪影响还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比较简明，通过这个作为佛教的一个入门。现在这本书在地摊上有，表明它流行得还比较广。

　　第四个方面是佛教中国化的探索。佛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佛教不是停滞不前的。我们看到，印度本身就不断的变化，有印度早期佛教、有密教、有大乘佛教，然后到中国以后也有变化。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社会和印度不一样。印度在南亚热带地区，我们总体说在温带吧。地理条件很不同，气候很不一样，生活情况很不一样，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印度是宗教统治的国家，中国是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比较重视现实，重视社会秩序、结构的稳定，重现实。文化传统也不一样。所以佛教到中国以后有个中国化的问题。

　　什么叫做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就是印度佛教理论传到中国以后，他要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状况进行磨合，要发生冲突、发生融合以后形成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佛教可以展开一点说，可以展开来说三条：一个是民族化，中国佛教现在有三大系统，汉传、藏传，还有南传佛教。这个都和民族化有关系。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当中，汉传佛教是和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结合形成的佛教；藏传佛教是用藏语翻译的佛教，和藏族同胞的生活和文化结合的佛教；傣族地区的佛教，就是上座部佛教，它都有民族性。这是中国化的内涵之一。第二是本土化，佛教还要本土化。因为中国地域太大了，南方北方不一样，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不一样，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一样。所以很多佛教带有本土化的特色。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和南方佛教就不一样。北方佛教比较重视修行，比较重视实践。南方不一样，比较重视理论的探讨。另外，四次灭佛的事情，主要也发生在北方。只有一次唐武宗灭佛，南北都有，其他都是北方的。这和北方的地理条件、政治环境都有关系。要从本土化上研究，地域化不一样的。现在的都市佛教也不一样的，和藏传佛教和农村佛教不一样，和山林佛教也不一样。上海的玉佛寺、杭州的灵隐寺都是都市佛教。江西的一些山区的佛教风格也不一样。要研究这些中国化的丰富的内涵。本土化不一样，还有时代化，佛教中国化要求时代化。不同的时代佛教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南北朝的学派，隋唐时期形成宗派，现在讲人间佛教，它是变化的、发展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汉传佛教的创造，一个是禅宗，一个是人间佛教。在我看来，这可能和印度佛教是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派别。这都是时代的关系。人间佛教是根据近现代时代的特征提出来的，要关心人间，要重视教育、重视文化、重视慈善事业。佛教的活动重点是有转移的。现在都市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未来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的山林佛教变成都市佛教了，都市佛教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佛教怎么来适应这个需要，弘法利生也要考虑，要时代化。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时代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应变。这都是重要的。我有一本书，叫《佛教的传统文化》就是试图从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风俗习惯等等的关系，来探讨佛教是怎么中国化的。所以我认为佛教是一个统一的东西。第一，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是佛教；第二，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是有区别的，它各有特点。中国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我们吸收印度佛教优良的东西，把佛教推向前进。

　　第五方面，中国佛教思想的系统的、完整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我15年来完成的一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我通过个案的研究、典籍的研究，佛教哲学宏观的研究，对佛教怎么中国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认为可以写一本中国佛教哲学的东西。《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把中国佛教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加以整理归纳、系统化。这是过去研究比较少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我的所有研究归根结底最后是要汇集到写这套书上的。要写出一本表现中国佛教高僧的哲学思想有哪些，要义、要点在什么地方。这个要具备基础，具备很多要素。我就是通过前边这些环节的研究以后，集合起来写这套书。

　　为了写这套书，我大概发了1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发出去有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听听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行不行，有哪些问题可以改进。我记得我写这套书是有个安排的，大致用15年的时间完成。起初想七、八年时间完成，结果事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就延长到15年。最早我就写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然后写它的历史的演变，然后写它的体系，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三个顶级的刊物上。这个使我提高了信心。

　　我这个《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主要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宇宙论、修持论等几个方面概括中国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然后通过它和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关系和演变的关系，分析了它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异和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通过中国佛教哲学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比较，来研究彼此的异同，他们的区别点和相同点。通过这些分析，突出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

　　我过去是搞中国哲学的，所以写这套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补充内容。因为中国哲学史课在大学的哲学系都是很重要的，有的都是要上两年的。这些中国哲学史课教科书里面过去对佛教的哲学思想概括的相对说是比较薄弱的，比较少。通过我的研究，我认为佛教哲学就它的广度来说，就它的深度来说，两个方面，都超过了儒学和道学。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儒学比较重视的是伦理道德，比较侧重现实的问题，对彼岸世界，对来世的问题，对超越的问题、超世俗的问题涉猎的比较少。道教有一定的探讨，但它的思维也没有佛教那么广阔，那么开展。这些我们也要感谢印度，印度把佛教送给了中国。印度是一个比较好想象的国家，这个民族好想象，思维比较广。中国佛教探讨问题的范围、探讨问题的深度，在儒释道当中都是居于首位的。这在中国哲学当中比较少，不够。我希望我这套书他们逐步吸取为教材的内容，能够比较如实地展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丰富的内涵。

　　这套书我写了15年，已经完成了，有60多万字，是发了100多篇文章以后整理的。社会反响还比较好，得到了很多奖励。韩文已经早就翻译了，台湾的繁体字版也很早就出版了，日本也要翻译，英文也要翻译。包括《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这些书也都被翻译。我们国家现在不是有一个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吗，需要把中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翻译成外文，把这些成果推向世界。

　　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概是这五个方面，对佛教的认识有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个逻辑发展的过程。是通过对人物个案研究、典籍的整理、文献的整理，通过微观研究和以后进入到的宏观研究、哲学研究，通过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最后比较系统的整理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套书，力图对中国古代高僧大德的哲学思想加以总结。好像传印长老肯定了这个做法。这就是我多年来学术活动的几个方面。

　　三、50年学术生命的体悟

　　第一是要树立志向。人要有志气的，个人志向的确立要根据个人的条件，我根据我自己的条件，对于读书、对学问、对知识的研究好像比较有兴趣。做官的事情，我也有个可以逐步往上爬的条件。我很早就进了校长的文书室，校长室的文书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办公室比较大，一头坐着校长，一头就是我。我如果会来事，和校长搞好关系，那向上爬的机会是有的。我在人民大学工作以后，也有领导找我去，要我到校务处工作，显然也有往上提拔的可能。我都谢绝了，我这个人不会做那些事。所以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来决定自己专业的方向。所以我是希望自己能在学术上做一点事情。由于人生的三个转折为我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说人生就是一个缘呀。你有了各种条件，有了各种因缘，就造就了人生。所以人要树立志向，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性格、条件以及外围条件来决定你做什么好。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怎么去追求。

　　第二是不争而争。搞学术需要很静，需要过寂寞孤独的生活。因为它要思考，要独立思考。那你对外界的很多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探讨学术。所以一些外部的名利你要想开一些，不要去争。我几十年来，大概在人民大学有个印象，我是不争的。这不是放的空话，都有事实证明。比方说，1983年评副教授，把我排在头一名，领导说把你排在头一名，你出了很多书，你的教学好像还缺五、六十个小时。当时评选分两个指标，科研和教学两方面。但是大家不会因为你这个不评副教授。但是过了一个礼拜领导又来找我说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据后来有人说我的态度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我态度哪儿不好。有人透露我说，领导找你谈话的时候，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换成别人，他会跪下来的，多好的事呀。你不感谢，听说还提了好多意见。所以我这个人不行，不能当官，太直爽。最后领导分析我有四种可能，要跳楼了，要调动工作了，要消极怠工呀，密切关注我的动态。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我照样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去看书去了，学校就放下心了。

　　事情一切都是有过程的，一切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当不高兴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不要太不高兴，高兴的事情就会来的。当高兴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太高兴，不高兴的事情就要来了。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1984年，中央提出来要在全国重点大学有关的学科，哲学、经济、历史、文学，各科选五个特批正教授。全国的，不是一个学校的。这个时候各个重点大学都争呀，因为这个学校要是评上的特批教授多，证明你的政绩大嘛。它就超出了“文革”的派性呀那些考虑，就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往上报。据说他们告诉我，我是全票通过。学校挺高兴的。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不是给我们领导打了一个耳光嘛。去年人家副教授还评不上，今年就评上了破格的特批的教授。

　　但是我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兴，按说特批教授应该马上提升，但是人民大学没有。因为能人也很多呀。按说房子呀什么的都可以照顾了，结果副教授有的房子都住了3间，我这个特批的正教授还是两间。一直到1986年党委书记碰到我了说，哎呀，对不起你，把你忘掉了。我就说，没关系，一样的呀。我反正是上图书馆看书的人。1986年我才分到一个又黑又暗又脏的3间里边去了，一直到2005年。这证明名和利我和谁都不太争。但是我通过不争而争，争什么？争时间，争成果。不断地拿出成果来，如果我那些东西都争得太多的话，就会影响到我学术上的争。

　　现在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均衡发展，这里就有个因果的问题。要懂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你要持续发展，你就要解决因果关系。你不要搞很多恶因，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那是没法持续发展的。这些是否可以考虑作为人类的一些共同理念。我想我们佛教界有责任推出我们的理念。我想这一些理念值得思考，但不应该限于这些。

　　我和诸位交流的就这三个问题，几个转折点决定我的学术活动，我是怎么从事学术活动的，有些什么体会，提出来和大家交心。也欢迎大家批评，帮助我提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为方立天教授2011年10月30日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生班第一期学员所讲，任自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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