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在玄奘纪念堂旁边。在那里就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了。
这期间我听了很多老师的课，主要有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虞愚、观空法师、法尊法师。周叔迦院长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让我读这些书，隔多少天向他汇报，他对我的要求很高。这个期间像传印长老、净慧长老也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们碰到我有时候都叫同学。我在那里学了大概8个月，学校就催我回去了。我在佛学院有两大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佛教的基本知识，法师们是怎么讲的，对我了解佛教知识有很大帮助。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学僧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修行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为人怎么样。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这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使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回到学校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学到的东西转化为研究的资源。我要研究佛教，要拿出东西，拿出成果来。怎么研究呢？佛教的内容那么多。当时有个感觉，我要从研究佛教的个案开始、研究人物开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人物开始。我认为这样有助于了解整个佛教的历史。
中国佛教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僧人活动的历史。所以我要找重要的佛教高僧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选了道安和他的学生慧远以及鸠摩罗什的学生僧肇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样我将来可以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我研究道安，是把道安所有的资料，历史上对他相关的记载，后人对他的评论，统统全部找来，尽可能竭泽而渔，资料上没有遗漏。然后对道安法师进行研究，写出文章。写出文章并不是马上就送去，放在抽屉里，隔一段看一遍，改一遍，要改它几遍。然后送到了最好的杂志去投稿。当时最好的杂志是《新建设》，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我的文章送去以后，很快就通知说要录用。我非常高兴，人生开始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在那么高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约你写了。后来我考虑文章总不能只投给一家杂志，有的就投给了《哲学研究》，有的投给《人民日报》，都是顶尖的刊物。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后来《哲学研究》发了我一篇慧远的文章，这篇文章还在美国的《中国哲学》翻译了出来。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有一个搞西方哲学史的老先生说，解放以来，咱们国家就有三篇文章被美国《中国哲学》杂志翻译过去，有侯外庐的一篇、还有谁的一篇，还有方立天的一篇。我就坐在他后边，他不认识我。旁边的人说，方立天就坐你后边呢。他回过头说，哦！这么年轻呀？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
这实际上是到了1964年左右了。这时到人大已经三年左右，我有了文章，就不用走人了。但是很遗憾，这时开始要“四清”去了，就中断了研究。我被安排去了北京郊区，就是现在的龙泉寺附近，西山农场，就是现在学诚法师那里。1966年就“文革”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一直到1976年才回来。到了1978年，人民大学才复校。我1969年下放，1972年回北京被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学，才又开始重新研究佛教。
这就是我讲三个转折决定了我生命的历程。
二、五方面体现佛学研究轨迹，十五年著成《中国佛教要义》
决定研究佛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困难的决定。大家都知道60年代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哪有说人民大学一个年轻老师研究佛教的。佛教当时和别的教一样都被说成是人性的鸦片，还跑到佛学院去学习，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文革的时候人家就给我贴大字报，为什么你要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学习。当时人们的偏见很多的。有人吓唬你，说研究佛教要有很多苦要吃呀，要出问题呀。我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的对象和内容，有理性的考虑，也有背景成分，有一些我的时代背景，有情感的因素在里边。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对佛教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只知道它是儒释道之一，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值得我们去总结。另外，当时研究佛教的人很少，我这人就喜欢研究少人问津的学科。人少了，你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别人承认。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另外佛教研究困难很大，佛学自古号称为难治。佛学难在什么地方？按照我的想法有三大困难：第一是佛教更注重经验，你虽然了解文字，但是它的含义你不了解，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样。他讲的空，他讲的般若，字你都认识，但是它的内涵、精神，你不了解。第二，佛教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它是超越的、解脱的宗教，它是通过否定来认识事物的。这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中国儒家谁也没有认为万物是空的。第三是，内容很丰富，它由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僧人创造，历史很久，派别有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庞杂，也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各个派别有时候讲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越困难的地方我们越需要去努力，去克服困难，去战胜困难。那你就会有收获。
我研究佛教，就是认为它很重要，对传统文化很重要，研究的人少我更要去研究。正因为它很困难我们更要去努力。我理性上是这样认识的。
另外在背景上，浙江是一个佛教大省，我们那个地方也是信仰佛教的，我母亲也信佛。我记得很清楚，她初一、十五要吃素。所以我从小就对佛教有一种亲近感。我们那个村子的庙是和小学在一起的，教育和宗教并存。学校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从后门就进到庙里去了。庙里供的是观音菩萨，还有关公。
有一天母亲告诉我，你的小名的条子还贴在关公的后面呢。我说什么名字，她说观生呢。观音菩萨生的，怕我生了以后寿命不长吧。后来一想我怎么会是观音菩萨生的呢。所以经常去庙里看那个条。所以从我内心里说和菩萨、和佛没什么距离的。情感上很不一样。我们那还有个黄岩，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法师知道浙江黄岩，永康、黄岩也有佛，也有寺庙。我们那里有个习俗，男的每逢10岁、20岁、30岁、40等都要到黄岩去拜佛。那一天很高兴呀，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要走好几十里山路，我10岁的时候就去了。我感觉那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世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想象，模模糊糊、糊里糊涂的一种想象。搞不清楚想什么，大概想的是有人间世界，还有超人间世界，有时候引发自己思考的兴趣。所以我从小就和佛教有这样比较亲近的情感，有这种亲近感。能够进到了中国佛学院去旁听、进修，决定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大概和这些背景都有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我的状况。
决定研究以后，怎么研究这是一大问题。怎么有效，这和诸位法师不太一样，法师是要实修的，作为学者去研究，怎么取得学术成果，怎么教好书？一方面搞好研究，一方面教好书。教好书和搞好研究形成互动，我是考虑这些问题。当时想到两条是很重要的，第一条是个案研究，研究人物；第二条是对经典文献要进行研究。就是说从微观开始，然后进入宏观，因为我们是学哲学的，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所以要从微观领域研究到宏观领域。所以我的研究就从五个方面逐步展开。
第一就是对佛教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指的就是对中国佛教思想家的研究。怎么展开个案研究呢？这要搞好思路。因为我们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要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研究。所以我首先研究了道安，慧远、僧肇、梁武帝、支道林这些重要人物。在这研究当中我又发现，慧远很重要，慧远后来被净土宗奉为初祖，净土宗不是慧远创立的，是善导大师创立的。但他确实提倡往生，所以被追奉为净土宗的初祖。他把佛教中国化，对佛教和中国政治的关系、佛教和世俗社会的关系，以及在理论上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神，他都做了回答。所以我把慧远的研究扩展为一本书，写成了《慧远及其佛学》这本书。后来到了隋唐，我的兴趣主要在华严宗和禅宗这两个宗上边。因为全面展开很困难。华严崇尚理事关系，那是我们标准的哲学问题。所以我对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进行了研究。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出版，他们还写了书评，认为书写得不错。然后，我对惠能有兴趣。禅宗真正创立者是惠能。我又写了一系列关于惠能的文章。这个都属于个案研究。那么以点带面，通过个案研究会对佛教历史有个宏观的了解。个案研究也比较好切入，因为资料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你可以把资料收全。这个和比较研究就不同，比较研究你两个方面都要了解，了解的各方面资料就比较多。
第二是中国佛教思想资料典籍的整理。按照我们搞学问的要求，最好你要读好几本经典。读经典和一般史书不一样的，一般书的可靠性比较差，经典给你的智慧更多。所以要多读经典，经典有很多，那你怎么读呢？少数的经典你要做校释、注释、标点、整理、翻译的工作。一本书你把它校一校，用现代的符号把它标点出来。你给它注释，不懂的术语以及典故，你给注释出来，然后用现代的语言给翻译出来，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训练。这样做过一本书，两本三本那就更好，那你就大大不一样了。你对佛教典籍的一些内在的规律，就会有所了解。把握了典籍的要领，也增强你的勇气、信心。我主要是对那个《金师子章》做了校释。这是法藏给武则天说法的一个记录。通过金狮子的形象来说明理事关系的，文章很短，但内涵很丰富。我下了功夫对它进行了校释，对自己是个锻炼，我的书写完以后，当时的古籍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这是个老干部了。他写了一篇书评，来介绍这本书，认为整理得很好。典籍的整理，我还参加了《中国佛教史思想资料选编》的工作，现在有四卷本，有十多册吧。中华书局出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把中国佛教的思想家重要的著作，那里边都加以标点和注释。这也是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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