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在玄奘紀念堂旁邊。在那裏就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學習了。
這期間我聽了很多老師的課，主要有明真法師、正果法師、虞愚、觀空法師、法尊法師。周叔迦院長給我開了一個書單，讓我讀這些書，隔多少天向他彙報，他對我的要求很高。這個期間像傳印長老、淨慧長老也在那裏學習。所以他們碰到我有時候都叫同學。我在那裏學了大概8個月，學校就催我回去了。我在佛學院有兩大收獲：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識，佛教的基本知識，法師們是怎麼講的，對我了解佛教知識有很大幫助。第二是了解了佛門的生活。學僧的學習生活是怎麼樣的，修行的生活怎麼樣，他們的爲人怎麼樣。對他們的人格和修養有了直接的體驗。這對我是很重要的。我對佛門有一個直接的、感性的認識。這樣使我對佛教的觀察角度就不一樣了。
回到學校以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學到的東西轉化爲研究的資源。我要研究佛教，要拿出東西，拿出成果來。怎麼研究呢？佛教的內容那麼多。當時有個感覺，我要從研究佛教的個案開始、研究人物開始，從研究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教人物開始。我認爲這樣有助于了解整個佛教的曆史。
中國佛教曆史歸根結底是中國僧人活動的曆史。所以我要找重要的佛教高僧作爲我的研究對象。所以我就選了道安和他的學生慧遠以及鸠摩羅什的學生僧肇作爲我的研究對象。這樣我將來可以有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我研究道安，是把道安所有的資料，曆史上對他相關的記載，後人對他的評論，統統全部找來，盡可能竭澤而漁，資料上沒有遺漏。然後對道安法師進行研究，寫出文章。寫出文章並不是馬上就送去，放在抽屜裏，隔一段看一遍，改一遍，要改它幾遍。然後送到了最好的雜志去投稿。當時最好的雜志是《新建設》，就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我的文章送去以後，很快就通知說要錄用。我非常高興，人生開始有第一篇文章發表了。
在那麼高的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就不一樣了，他們開始約你寫了。後來我考慮文章總不能只投給一家雜志，有的就投給了《哲學研究》，有的投給《人民日報》，都是頂尖的刊物。要不就不發，發就在最好的報刊雜志上發。後來《哲學研究》發了我一篇慧遠的文章，這篇文章還在美國的《中國哲學》翻譯了出來。有一次在中國科學院開會，有一個搞西方哲學史的老先生說，解放以來，咱們國家就有叁篇文章被美國《中國哲學》雜志翻譯過去，有侯外廬的一篇、還有誰的一篇，還有方立天的一篇。我就坐在他後邊，他不認識我。旁邊的人說，方立天就坐你後邊呢。他回過頭說，哦！這麼年輕呀？這時心裏有很大的充實和滿足。
這實際上是到了1964年左右了。這時到人大已經叁年左右，我有了文章，就不用走人了。但是很遺憾，這時開始要“四清”去了，就中斷了研究。我被安排去了北京郊區，就是現在的龍泉寺附近，西山農場，就是現在學誠法師那裏。1966年就“文革”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一直到1976年才回來。到了1978年，人民大學才複校。我1969年下放，1972年回北京被並到了北京師範大學。1978年人民大學複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學，才又開始重新研究佛教。
這就是我講叁個轉折決定了我生命的曆程。
二、五方面體現佛學研究軌迹，十五年著成《中國佛教要義》
決定研究佛教對我來說也是個困難的決定。大家都知道60年代政治氣氛很緊張的，哪有說人民大學一個年輕老師研究佛教的。佛教當時和別的教一樣都被說成是人性的鴉片，還跑到佛學院去學習，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文革的時候人家就給我貼大字報，爲什麼你要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學習。當時人們的偏見很多的。有人嚇唬你，說研究佛教要有很多苦要吃呀，要出問題呀。我把佛教作爲自己研究的重要的對象和內容，有理性的考慮，也有背景成分，有一些我的時代背景，有情感的因素在裏邊。
在北大學習的時候，對佛教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只知道它是儒釋道之一，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的內容應該是很豐富的，值得我們去總結。另外，當時研究佛教的人很少，我這人就喜歡研究少人問津的學科。人少了，你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別人承認。是比較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另外佛教研究困難很大，佛學自古號稱爲難治。佛學難在什麼地方？按照我的想法有叁大困難：第一是佛教更注重經驗，你雖然了解文字，但是它的含義你不了解，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樣。他講的空，他講的般若，字你都認識，但是它的內涵、精神，你不了解。第二，佛教的思維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樣。它是超越的、解脫的宗教，它是通過否定來認識事物的。這和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一樣的。中國儒家誰也沒有認爲萬物是空的。第叁是，內容很豐富，它由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和中國的僧人創造，曆史很久，派別有很多，涉及的範圍很廣，內容很龐雜，也帶來了研究的困難。各個派別有時候講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越困難的地方我們越需要去努力，去克服困難，去戰勝困難。那你就會有收獲。
我研究佛教，就是認爲它很重要，對傳統文化很重要，研究的人少我更要去研究。正因爲它很困難我們更要去努力。我理性上是這樣認識的。
另外在背景上，浙江是一個佛教大省，我們那個地方也是信仰佛教的，我母親也信佛。我記得很清楚，她初一、十五要吃素。所以我從小就對佛教有一種親近感。我們那個村子的廟是和小學在一起的，教育和宗教並存。學校休息的時候，我們經常從後門就進到廟裏去了。廟裏供的是觀音菩薩，還有關公。
有一天母親告訴我，你的小名的條子還貼在關公的後面呢。我說什麼名字，她說觀生呢。觀音菩薩生的，怕我生了以後壽命不長吧。後來一想我怎麼會是觀音菩薩生的呢。所以經常去廟裏看那個條。所以從我內心裏說和菩薩、和佛沒什麼距離的。情感上很不一樣。我們那還有個黃岩，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法師知道浙江黃岩，永康、黃岩也有佛，也有寺廟。我們那裏有個習俗，男的每逢10歲、20歲、30歲、40等都要到黃岩去拜佛。那一天很高興呀，半夜叁更就要起床。要走好幾十裏山路，我10歲的時候就去了。我感覺那是另外一個天地，另外一個世界。給我帶來了很多的想象，模模糊糊、糊裏糊塗的一種想象。搞不清楚想什麼，大概想的是有人間世界，還有超人間世界，有時候引發自己思考的興趣。所以我從小就和佛教有這樣比較親近的情感，有這種親近感。能夠進到了中國佛學院去旁聽、進修，決定把佛教作爲自己研究的重點，大概和這些背景都有關系。否則就很難理解我的狀況。
決定研究以後，怎麼研究這是一大問題。怎麼有效，這和諸位法師不太一樣，法師是要實修的，作爲學者去研究，怎麼取得學術成果，怎麼教好書？一方面搞好研究，一方面教好書。教好書和搞好研究形成互動，我是考慮這些問題。當時想到兩條是很重要的，第一條是個案研究，研究人物；第二條是對經典文獻要進行研究。就是說從微觀開始，然後進入宏觀，因爲我們是學哲學的，要從哲學的角度去研究。所以要從微觀領域研究到宏觀領域。所以我的研究就從五個方面逐步展開。
第一就是對佛教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指的就是對中國佛教思想家的研究。怎麼展開個案研究呢？這要搞好思路。因爲我們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從曆史的角度研究，要從魏晉南北朝那個時候研究。所以我首先研究了道安，慧遠、僧肇、梁武帝、支道林這些重要人物。在這研究當中我又發現，慧遠很重要，慧遠後來被淨土宗奉爲初祖，淨土宗不是慧遠創立的，是善導大師創立的。但他確實提倡往生，所以被追奉爲淨土宗的初祖。他把佛教中國化，對佛教和中國政治的關系、佛教和世俗社會的關系，以及在理論上有沒有靈魂、有沒有神，他都做了回答。所以我把慧遠的研究擴展爲一本書，寫成了《慧遠及其佛學》這本書。後來到了隋唐，我的興趣主要在華嚴宗和禅宗這兩個宗上邊。因爲全面展開很困難。華嚴崇尚理事關系，那是我們標准的哲學問題。所以我對華嚴宗的創始人法藏進行了研究。寫了一本書，在臺灣出版，他們還寫了書評，認爲書寫得不錯。然後，我對惠能有興趣。禅宗真正創立者是惠能。我又寫了一系列關于惠能的文章。這個都屬于個案研究。那麼以點帶面，通過個案研究會對佛教曆史有個宏觀的了解。個案研究也比較好切入，因爲資料相對是比較有限的，你可以把資料收全。這個和比較研究就不同，比較研究你兩個方面都要了解，了解的各方面資料就比較多。
第二是中國佛教思想資料典籍的整理。按照我們搞學問的要求，最好你要讀好幾本經典。讀經典和一般史書不一樣的，一般書的可靠性比較差，經典給你的智慧更多。所以要多讀經典，經典有很多，那你怎麼讀呢？少數的經典你要做校釋、注釋、標點、整理、翻譯的工作。一本書你把它校一校，用現代的符號把它標點出來。你給它注釋，不懂的術語以及典故，你給注釋出來，然後用現代的語言給翻譯出來，這很重要。這是一個訓練。這樣做過一本書，兩本叁本那就更好，那你就大大不一樣了。你對佛教典籍的一些內在的規律，就會有所了解。把握了典籍的要領，也增強你的勇氣、信心。我主要是對那個《金師子章》做了校釋。這是法藏給武則天說法的一個記錄。通過金獅子的形象來說明理事關系的，文章很短，但內涵很豐富。我下了功夫對它進行了校釋，對自己是個鍛煉，我的書寫完以後，當時的古籍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這是個老幹部了。他寫了一篇書評，來介紹這本書，認爲整理得很好。典籍的整理，我還參加了《中國佛教史思想資料選編》的工作，現在有四卷本，有十多冊吧。中華書局出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把中國佛教的思想家重要的著作，那裏邊都加以標點和注釋。這也是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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