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佛学研究

　　方立天

　　主持人，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做一次学术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与中国佛学研究》。我是从学者的角度，把佛教作为理论、作为思想、作为哲学来进行探讨，和各位有交叉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学界进行佛学研究的参照。教界、学界要互动的，这个互动对宗教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学界怎么研究佛学的个案例子。

　　一、三个重要转折决定我的生命历程

　　我的生命历程1949年是一个转折，1956年是一个转折，1960年是一个转折，大概是五、六年，六、七年一次。这些对我的生命历程影响很大。

　　我是浙江人，浙江中部金华永康市的农村。大家都知道义乌市，浙江还有个永康市，义乌和永康之间隔了一个东阳县，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我就在东阳和永康交界有个叫四路口的地方长大。我1933年出生，上小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生活很不安定。日本鬼子经常骚扰我们那个村子，所以小学的时候，学生经常要停课逃难，逃到山区离公路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小学六年的学业基本是断断续续完成的。小学毕业以后我进了永康初级中学。这个学校很不错，老师水准都很高。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像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校长是个日本留学的，要求很严格。我在那里学习了3年。1949年的春天，我中学毕业了。

　　1949年浙江解放了。1950年我就到了上海，进入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在这里学了几个月我就被留校，在教务科工作了。在教务科没几个月，又把我调到校长办公室当文书。文书是比秘书低一点的工作，主要是收发文件，帮校长起草稿子。文书干了几年，学校成立马列主义教育室，主要学习四门课：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没有老师，就叫我去当助教。我讲中共党史，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就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听课，回来后现卖。好在口齿比较清楚，同学们还比较欢迎。联共党史我是一边学习一边辅导。哲学、政治经济学也都辅导过。我很清楚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讲这些课呢？别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唯有我一个是初中毕业。心里总想有一个到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1956年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号召向科学进军，要求各个单位领导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青年干部报考高校，要鼓励他们报考。我就拿了这个通知给领导看，领导说你不要去了，这儿不是挺好吗？我说，不行呀，我才初中毕业，我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有尚方宝剑，他也不好阻止。我就去报考。考什么呀？一个初中生要考大学。本来我在初中的时候，对理科还是蛮有兴趣的，数理化都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我没有机会考理工科大学了，只能考文科。文科考什么呀？我就想哲学还可以。哲学是讲辩证法，讲唯物，这可以发挥自己思维的一些长处。我就报了哲学。报哲学考什么学校呀？我不是很清楚的，就报了北大、复旦，往好的学校报呗。至于能不能录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对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前边的题对我都比较容易，后边的对我来说都比较困难。

　　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那时候宿舍的门都是敞开的，没有安全问题。我一进门，在我的桌子旁边放着北京大学的一个信封。我手一拍，有门了。我被录取了。给领导看，领导说，你是不是别去了？我说很难得，考上了就要去。领导就不好说话了。

　　考上以后赶快回家一趟，因为更远了，要北上了。1956年8月底就兴高采烈的来到了北京。那就是换了一个天地，和我们的干部学校是很不一样的。北京大学无论从它的规模、校园、师资力量都大不一样，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这对我来说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

　　我在北京大学学了5年，但实际上才学了两年半，搞了很多运动。在北大我还被列成右派，成为一个右倾分子，成为粉红色道路的典型。走白专道路是我们党所反对的，提倡又红又专。我不白，也不红，喜欢上图书馆，喜欢看书，所以是粉红色道路。因为对同学影响很大，也受到批判。

　　但是整个北京大学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它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老师，给我上课的老师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是他给上的，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的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我是科代表，科代表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科代表负责把学生的问题收集起来反映给老师，老师要适当地解答。所以和冯先生的接触比别人多。他的气象是很高大的，确实很有学问，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把同学提的问题给他，看到他的书房桌子大玻璃板下边压了一个很大的信纸，是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信。我赶快看了读上两遍。我记得很清楚，信中说，冯友兰先生送给他的书他收到了，很高兴。但是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做人以老实为宜”。当时我心里一愣，这不是警告吗？我想很可能冯友兰被认为是搞唯心主义的了，搞唯心主义的人大概不太老实吧。警告你要老实为宜。当时感受很多。

　　其他老师的讲课听起来也都非常精彩的。5年期间，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半，但是哲学的知识是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又听了历史系的课，大概听了一年多。先秦、魏晋南北朝都听下来了。在北大我比较注重文史哲这些课程。学了以后对我好处很大。对我从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北大给我学风的影响，让我在学术上追求高的标准。那些学者著书立说，是我的榜样。无形当中他们人格的感召力，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理想，给我以很大的影响。这是无形的精神财富，非常重要。对我治学做人影响都很大很大。北大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他们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北大魂》。北大的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可以归纳为很多方面，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思想是要自由的，要独立的。自由思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性的前提。要有思考，独立的思考。这个精神影响了我。北大影响我的还有一条——扎图书馆，我一直是不喜欢在宿舍看书的人，宿舍里的被子呀、枕头呀会影响你的思考。我喜欢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看到的是书，是同学们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是一个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学生，这也是被评为走粉红色道路的一个根据。这个习惯后来也带到了人民大学。我确实比较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效率和在宿舍里是大不一样的。

　　在北大我的政治状况不是很好，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到1961年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填了四个志愿：青海、青海、青海、青海，表示愿意到边疆去，因为我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临毕业的时候我就又回家一趟，准备告别父母去西北。从家回来的时候，还没进楼，有同学就告诉我，我被分到人大去了。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我认为不大可能。当时人大的地位还高于北大呢，叫人、北、清、师。人大、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学规划是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国家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拨给了人民大学。但后来组织上正式说，你确实分到了人大。

　　后来到了人大以后，领导说我是人大去北大挑来的。我很震惊，这证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学习上也是比较好的。1961年的时候，风气也不太一样了，也缓和了。

　　1961年被分到人大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被分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我的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愿望有可能得到实现，不用改行去教马列政治课了。

　　回顾起来，一个是1949年，我进了上海税务学校进行了革命的锻炼；1956年到北京大学为我进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61年到人民大学，为我实现我的理想，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三个转折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都是缘分，都是机遇。

　　人民大学要求比较高。到人民大学以后，我记得领导说，第一，中国哲学史要通讲，要从先秦讲到现代。第二，要有个重点，有分工。我就报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因为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难度很大，所以别人没有报，我看别人不报，我就说我来吧。

　　工作安排好了，就要实干了。我们的系主任说三年拿不出文章，滚蛋。三年拿不出好文章来是要走人的。这我都记在心里。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怎么搞呢？当时我的佛教知识很少，因为在北京大学，冯友兰并未研究佛教。我记得只是由任继愈先生给我们辅导过两个小时。佛学两个小时能解决什么问题？那只是一个很概括的介绍。我当时意识到我首先需要补一下佛教知识，可是上哪里找老师呀？就到处打听。后来打听到一个庙里有，我就和领导讲法源寺里边有个讲佛教的学校，是否让我去听一听？我们的领导还是比较开放的，说那你就去吧。所以我每天早晨从人民大学坐车到动物园，动物园坐车到菜市口去法门寺听课。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这样做。后来冬天很冷，佛门确实很慈悲，院长周叔迦讲，你是不是不要跑了，就在我们这里住吧。现在要住是要钱的呢，那时候是主动的关心你，让你来住也不要钱，我非常感动，这样就住在那里了。住的什么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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