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
[兰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45-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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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摩诘所说经》，又名《维摩经》《维摩诘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净名经》。印度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之一。
维摩诘是大乘佛教所塑造的在家菩萨的典型，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虽获俗利，不以喜悦；……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开诱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①由于这种形象为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板，所以受到魏晋门阀士族，特别是其中玄学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说有一次维摩诘为了显示“无常”这一佛教的理法，便生起病来。释迦牟尼听到消息，就派遣弟子们前去探视，可舍利弗等弟子都不敢前往，因维摩诘聪明善辩，以前舍利弗等人都曾在辩论中输给他，所以怕去。最后，文殊菩萨2等受命前往。接下来经中叙述维摩诘与文殊等人共论佛法精义，最终又一起来到释迦牟尼处论说佛法等论议经过。经中从“般若性空”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维摩诘与佛弟子们的往来辩论，论述了大乘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主题在于宣传大乘般若思想，批评小乘片面性。故此传统称它是“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经中出现的舍利弗等小乘声闻弟子，都比不上大乘菩萨们法力高强，深悟佛法。如经中叙述当维摩诘说法时，房中出现天女散花。这些花落在菩萨们身上便纷纷坠落在地，而落到舍利弗等大弟子身上便粘住了，无论弟子们使出什么神通，花都掉不下来。原来这是由于大乘菩萨们对万事万物没有“分别想”，即对万事万物都能一视同仁，把香花与大粪等同视之，所以香花不粘在他们身上。而声闻弟子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经中还提出，只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出家，即是具足。”也就是说，“出家”、“不出家”不是能否得道的必要条件，只要发愿求取佛智，就能成为得道佛教徒。从而颂扬了大乘菩萨行，批评了小乘必须出家才能解脱的观点。
《维摩诘经》特别提倡“入不二法门”，所谓“入不二法门”就是强调泯灭矛盾双方的差别性，将它们等同视之。比如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槃、垢与净，在小乘佛教看来都是对立的。小乘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从污垢世间的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抵达清净的出世间——涅槃。但《维摩诘经》认为“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见垢实相，则无净相，顺于灭相”；要求从思想上取消“分别想”。既然根本没有“分别想”，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有“分别”的感觉。《维摩诘经》进而把“无有文字语言”作为“入不二法门”的最高境界，亦即认为最深的佛法真理是无法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要求人们去努力体认它。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中这样概括该经的内容：“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或则以慈悲为首；诸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并称“《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穷微尽化，绝妙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议。超群数之表，绝有心之境。眇莽无为而无不为，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议也。”②
《维摩诘经》在我国影响很大。南北朝时，我国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维摩诘经》所塑造的维摩诘形象，正好成为门阀士族掩盖自己穷奢极欲生活的庇护伞。《维摩诘经》想象富丽，优美流畅，本身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喜爱。唐代着名诗人王维，取字为摩诘，即来源于本经。
根据历代经录，此经先后被译出七次，为：
一、《古维摩经》，二卷，后汉临淮沙门严佛调译。已佚。
二、《维摩诘经》，二卷，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现存。
三、《异毗摩罗诘经》，三卷，西晋西域优婆塞竺叔兰译。已佚。
四、《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已佚。
五、《维摩诘经》，四卷，东晋西域三藏祗多蜜译。已佚。
六、《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现存。
七、《说无垢称经》，六卷，唐三藏玄奘译。现存。
在现存的三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通行。
二
与传世经本一样，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经》也以鸠摩罗什的译本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北图藏有秋70号、新386号等五百号左右；英法等国所藏约有百号左右。另外有若干卷子散藏在各处。这些卷子，大抵为八、九世纪的抄本。与入藏本相比，文字基本相同，偶有差异，故可供校勘。
本经的敦煌写本的写经题记甚多。现知题记中年代最早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上的：“麟嘉五年(393)六月九日，王相高写竟。疏(书)拙，见者莫笑也。”次为敦煌研究院藏113号，题记为：“天安二年(467)八月二十三日，令狐□儿课。王三典、张演虎等三人，共作课也。”反映了当时已经有数人合作，共同做功德的活动。上海图书馆藏91号题记谓：“神龟元年(518)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用纸二十九张。”说明六世纪初，经生这一职业已经出现。特意在卷末注明纸数，除了反映当时写经已有一定的规式外，应该是经生用以表示该经篇幅之大小，以便计价之意。
斯2838号题记谓：“经生令狐善欢写。曹法师法慧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延寿十四年(637)岁次丁酉五月三日，清信女③稽首归命常往三宝。盖闻剥皮析骨，记大士之半言；丧体捐躯，求般若之妙旨。是知金文玉牒，圣教真风，难见难闻，既尊且贵。弟子托生宗胤，长自深宫。赖父王之仁慈，蒙妃母之训诲。重沾法润，为斯写经。冀以日近归依，朝夕诵念。以斯微福，持奉父王。愿圣体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馀算；盖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冠贼退散，疫厉消亡。百姓被熙育之慈；苍生蒙荣润之乐。含灵抱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地区得到一件《维摩诘经》残卷，亦有题记，作：“延寿十四年(637)岁次丁本酉五月三日，清信女(下残)”。与前述斯2838号显系同时所书。“延寿”为麴氏高昌年号，故该做功德的清信女应为麴氏王室之某公主。这说明上述两号本来都出于吐鲁番，而后斯2838号因故传入敦煌。这种辗转流传的卷子在敦煌遗书中颇为多见，它说明古代人们如何重视与保护这些经卷，绝不轻易损毁。这也是敦煌藏经洞保留这么多古旧经卷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述题记可知，当时吐鲁番不但采用汉文，并深受中原王朝儒家文化模式的影响。吐鲁番地区的写经，除了经生外，有校有定，已经形成比较严密的制度。这与中原地区的写经情况也是一致的。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维摩诘经》卷下亦有同样的题记，但研究者对它的可靠性尚有怀疑。④
与敦煌遗书中的其它写经题记一样，在《维摩诘经》的题记中，数量最多的是为消灾招福、追荐亡魂饿作的功德题记。如北新1084号是为亡妻荐福：“咸亨三年(672)六月上旬，弟子汜师僧为亡妻敬写。”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是为本人祛病：“大唐垂拱四年(688)岁次戊子十二月一日，清信优婆夷王伯美，为身染□疹，及为一切法界苍生，敬写《维摩经》一部。愿使从今以去，三宝助□，疫疠消除。普愿众生，共成佛道。”北收52号也是因本人生病而写：“比丘尼莲花心，为染患得痊，发愿写。”斯1864号则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做功德：“岁次甲戌(792)九月三十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奉为过往父母及七世先亡、当家夫妻、男女亲眷及法界众生，敬写小字《维摩经》一部。普愿往西方净土，一时成佛。”因本件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故知甲戌年应为792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冬62号《维摩诘经》卷背有这么两行文字：“大周广顺捌年(958)岁次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院法主大师法宗，往於西天取经，流为郡主、太傅(下缺)”。对于盛唐及其以前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研究者一般熟而能详，但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一般则不甚了了。上述文字则记载了五代时一次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求法活动。敦煌遗书中颇多五代、宋初从西川传入之木刻印刷品，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交通孔道。法宗之求法，应是顺着这条路线走的。此次取经的结果如何？文载不详。印原文有缺失，“流为郡主、太傅”云云的意义也不甚清楚。
除了上文介绍的题记外，上海图书馆藏第92号、斯3394号、北河99号、北秋20号、斯2991号、北地18号、斯2871号、斯2282号、北黄31号、北腾96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40号、北羽40号等均有题记。这些题记的年代从七世纪初到十世纪中叶，涉及的人员层面广泛，说明该经长时期在各色人等中流传。
三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大批关于《维摩诘经》的注疏。这些注疏，反映了我国古代僧人对该经研究的深度，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依据。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注疏中的绝大部分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赖敦煌藏经洞而被保存，这些注疏的被发现与被整理，一定能够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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