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不淫戒”，也就是说绝对禁欲。这是说，实际上过近乎出家众(僧)

　　的持戒生活，虽是在家人，但若受八戒，则只一日一夜过和出家人一样的生活。

　　关于八关斋，无须议论，因此详情省略，但如前述，对它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而存续的事实，不可不注意。即：后汉楚王英最初奉佛，被认为其实也是出席此八关斋会。在中国，它很早就开始，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西元三七一年)，亦即鸠摩罗什来华以前，朝廷也举办这种活动。据说白乐天也曾九次参加这种斋会。

　　它对道教也有影响，《云笈七签》卷四十有被视为刘宋时涅槃(即五世纪)涅槃陆修静之作的“受持八关斋文”(注25)。

　　甚至现代，八关斋会也行于中国人的社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佛学院大殿内的右壁上，我亲眼看到如下的讲义布告：

　　Attanga Sila，涅槃Eight Precepts涅槃(Pat Kuan Chai)

　　此即“八关斋”。如巴利语与当地中国语的二重表记所示，这是给现代华人青年团的揭示。

　　而且，在偶然参加南马来西亚佛青研修营的席上，我也见闻到八关斋戒被授予在家华人佛教信徒的事实(注26)。它在远离本土之地继续存在，对此斋会力量之强，我感到惊讶。

　　如是长期举办八关斋会的事实意味著，五戒，而且不杀生戒，随著它，在其间不断地被提到吧。在八斋戒中，不杀生戒也依然被置于前面。

　　对在本章前面所提示的问题，即“大乘佛教带给中国思想什么？”的第一个答案，是“不杀生戒”的思想。我这种想法可从此八关斋会现存的事实，以及不杀生戒以八关斋为媒介流入其他宗教，如道教的历史，得到确实的傍证。

　　七、对佛教僧侣的看法

　　被视为“预言者”的佛教僧侣

　　到前节，从《隋书》经籍志的佛经部出发，将中国士大夫对佛教的什么教说感兴趣，从(大乘)佛教得到什么的问题，按时代前后加以探究。迄今可判断的是，对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在家众而言，大乘佛教所说的“空”和中观、华严等高深的思想，几乎与他们无关。

　　那么，对信奉这种(大乘)佛教的人、实践它的人，亦即宗教者、僧侣，一般中国人持什么看法呢？关连到前节，对此问题也不得不触及。

　　关于此问题，首先也非参考正史的看法不可。

　　但是，正史没有相当于佛教史的僧传的特别篇章。触及僧传的，在《晋书》是艺术传，在《宋书》是隐逸传，在《南齐书》是高逸传，在《梁书》是处士传，在《隋书》是艺术传，在《周书》是艺术传，在《北史》、《魏书》是艺术传。如《隋书》和《魏书》，隐逸传、逸士传别立，其中也多少触及佛僧。又，在如以上列传以外的篇章，当然也散见与僧侣有关系的记载。

　　只要一览记载这些僧传的各列传的题名，大概就可看出，在中国史上，历代如何看待、处理僧侣。总之，“艺术传”或“高逸传”的分类主题，已显示出它的看法。

　　正史艺术传的“艺术”，不是现代所说涅槃fine arts、beauxarts的意思。以《隋书》卷七八艺术传的序为例，它指精通卜筮、医筮、音律、相术等，擅长“占候算历之术”(卢太翼传)。这些技法的中心，总之，是“预言”、占卜。上揭各传记载许多藉占卜而预言灵验的奇闻。其中有通达音律的人物出现，虽觉得不合适，但载其人物只闻音声就觉察亡国前兆的故事。还是同属“预言”的技术的记载。

　　艺术传中有佛教的僧侣被列入。艺术传以《晋书》为初例，其中载佛图澄、单道开、鸠摩罗什的传记。在佛教方面，《高僧传》所收德行被称赞的高僧，一般社会也只把他们看做有异常能力的人，对此差异不能不注意。

　　此差异，若将《晋书》艺术传与《梁高僧传》的记载加以比较对照，则更加明白。后者把从汉到梁的高僧大德，照其业绩分成十种。鸠摩罗什被列入其中的“译经”，记他“以大乘教化”，“雅好大乘”。可是在《晋书》，罗什和佛图澄及单道开同是“神异”之僧，并列于“艺术传”，而且不见他“雅好大乘”之文。《高僧传》写佛图澄，因石勒不懂佛教的理论，而用“道术”显神通给他看，但《晋书》没有这种说明。总之，若将佛教徒著作的《高僧传》和一般人所写的《晋书》加以比较对照，则可知在前者即宗教徒的记录，在后者被消除或不被承认，僧侣唯以持有咒术等异常能力，才受到一般社会的欢迎。

　　八、唐以降的正史倾向

　　一、唐朝(即七～八世纪)以降的正史

　　隋以后，唐朝即七～八世纪以降，一般士大夫的佛教观如何呢？若仿照以前的例子，在正史中研究它，则第一手资料是《旧唐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的道家、释家类。

　　不过，新、旧《唐书》都像隋志，不谈当时的佛教观。其中所记对佛教的议论，有南齐顾观的《夷夏观》，隋唐法琳的《辨正论》、《破邪论》等，也有高僧传之类，以及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和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等许多史传。佛典则只见：论有《大乘起信论》、《大庄严论》、《俱舍论》，以及与它们有关系的著作；律有《菩萨戒义疏》、《四分律》以及对它们的注疏；经只有《华严经》、《维摩经》、《涅槃经》、《法华经》、《金刚般若经》的注疏。尤其关于《金刚般若经》的著述很多，引人注意。相反的，关于《般若心经》的注释类可说没有。

　　同样的，当然可被当作大乘经典引用，却没有记载的，是大品、小品的《般若经》，也不见《胜鬘经》及与末法思想有关连的《大集经》。特别希望注意的是，净土教经典未被记录。理由不详，但无论如何，以上是正史所传唐代佛教的情形。反过来说，只读新、旧两唐书的士大夫，对唐代中国净土教势力之庞大等，不是完全不可能想像吗？

　　二、宋代的正史

　　那么，宋代的情形如何呢？《宋史》完成于元代至正五年涅槃(西元一三四五年)，艺文志在卷二０二～二０九的八卷，其中，卷二０五、二０八，特多佛教书名。如春日博士所述，若就其佛教资料略述，则唐以后的新资料一定很多(注27)，又，禅籍众多，藏外资料续出。在其范围内，令人“觉得确实和向来的经籍志、艺文志不一样，中国佛教史迎接新时代”，不过，若只就大乘佛教经典的用例来看，则我也不能认为，它和唐代那样差异。因此，有关的著述多的，还是以《金刚般若经》为第一。其次是与《华严经》有关系的，再其次是《道楞严经》。玄奘译《般若心经》及其法藏疏与怀深注开始被著录，真是难得，其后看得见《维摩经》、《大乘起信论》此和前代同样。

　　在此也只看到《莲社十八贤行状》一卷，但唐以降没有与净土教有关系的著述，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三、元代、明代的正史

　　《元史》有释老传，但几乎始终在叙述西藏佛教。

　　关于明代，若依据《明史》卷九八的艺文志，释家类而说，则《金刚经》还是最受喜爱，这从其注释类增多可以得知，又，《楞严经》的注解也非常多。到明代，玄奘译《般若心经》的注释类也大增，但此现象从艺文志看不出来。

　　关于净土教，只看到大佑的《净土指归》二卷和株宏的《弥陀经疏》四卷(两本都现存于续藏经)，在量的方面，禅籍依旧最多。

　　九、结语

　　从正史看到的佛教特征

　　非僧侣的一般中国士大夫，对大乘佛教的哪一部分最感兴趣？佛教给他们什么？以这种问题为中心，考察“中国思想与大乘佛教”此一b1。

　　我利用历代正史的经籍志与艺文志，作为考察此问题的资料，因为我认为，其中会总括地记录中国士大夫的佛教观。正史即使有偏颇不正确，也不能忽视正史的记录，而只以佛教徒方面的史传来探讨问题，否则在家之士的想法即不能得知。

　　只是正史的记录，对大乘、小乘不做清楚的区别。因为对一般人而言，其区别是不必要的。

　　为此，在本稿只限就“大乘”来进行考察，虽很困难，但在资料的性质上，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关于考察的结果，不在此重复。只是对这件不太被提到的事，即新、旧两《唐书》以降，与净土教有关系的书籍稀有的事实，希望再加以注意。

　　相反的，唐以降收集、记录极多的，是禅宗的典籍。这表示，对唐代以降的一般士大夫而言，在大乘佛教中，禅宗比其他宗派更有魅力、更重要。

　　说高深思想，部头很大的其他大乘经典，到底只存在于僧界内。总之，最后，对一般士大夫的思想几乎什么也没给予。在家之士中，虽有人感兴趣而阅读，但其结果，日常生活没有变化。这与一般日本人和佛教思想的关系同样。

　　本稿对大乘佛教与中国思想的交涉关系，从在家人的立场，对每个王朝做笼统的考察。离开这种历史的、社会的看法，只比较双方的思想构造以论其异同，这本也是本题所应探求的旨趣吧，但它只能成为“别论”。在应写看透全体的总论的本稿，只好割爱。

　　(注1)涅槃在比较研究上，该方法比什么都重要。用主观的、恣意的方法，只能提出偏颇的、片面的结论。关于方法的问题，参照拙著〈比较研究の界限〉(《理想》五三九号，昭和五三年四月号)，〈比较思想とは何か〉涅槃(收于峰岛他编《比较思想のすすめ》ミネルウァ书房，昭和五四年六月)。

　　(注2)涅槃冢本善隆《魏书释老志の研究》涅槃(昭和三六年三月，京都佛教文化研究所)涅槃，九页。以下，关于释老志，依据此冢本译注很多，因此用“冢本译让”此一略称。

　　(注3)涅槃冢本译注，七节(九二页)(注1)。

　　(注4)涅槃同上，十八节一四六页。

　　(注5)涅槃参照同上，七节(九二页)(注1)。大正二六，一二七下。

　　(注6)涅槃大正一二，三七七下，五０二中。

　　(注7)涅槃冢本译注，十三节，一二六页。

　　(注8)涅槃释老志立“三乘”，提出如下的图示：小乘＝初根人＝声闻＝行四谛法，中乘＝中根人＝缘觉＝受十二因缘，大乘＝上根人＝修六度。参照冢本译注，十一节［解说］。

　　(注9)涅槃参照平川彰《八宗纲要》上，二０八～二一０页。

　　(注10)目加田诚译著《世说新语》上(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76)，二七七页。

　　(注11)冢本译注。也希望参照九节的［解说］。

　　(注12)大正二，八八三中。

　　(注13)大正一，一四下。同卷二二，六四０中。

　　(注14)大正二一，五三四中，五三五下。

　　(注15)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再者，以下数例得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册，第二十四章第二节〈佛教流通〉。

　　(注16)南齐书卷四九，王奂传。

　　(注17)晋书卷十，恭帝纪。涅槃(译按：晋书卷十恭帝纪中，未见有本段引文。)

　　(注18)宋书卷六八，彭城王义康传。

　　(注19)冢本译注，九节，一０七～一０八页。

　　(注20)大正五０，三二六上。

　　(注21)同，六八四中～下。

　　(注22)根据昭和五六年，唐长孺氏在学士会馆举行的讲深“卜ルファン文书”。

　　(注23)《高僧传》卷十三，大正五０，四一七下。

　　(注24)参照拙稿〈唐代俗讲仪式の成立をめぐる诸问题)(《大正大学研究纪要》第五十四辑，昭和四三年十一月，三二四～三二五页)。

　　(注25)道藏No。六八五，仕字十，十五丁左。

　　(注26)详细书写于拙稿〈マレ一シァ佛教管见〉(五)涅槃(《东方界》志，九三号，昭和五六年七月)。

　　(注27)以下的文章，有得自春日礼智〈佛教资料としての宋史艺文志〉涅槃(《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志，昭和五八年三月，五二三～五二六页)之处。本文译自：讲座，大乘佛教第十册──《大乘佛教とその周边》

《中国思想与大乘佛教(许洋主)》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