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但无论如何，对大乘与小乘的区别，没做充分的说明，或说得很暧昧。
那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理由是，对一般士大夫而言，大、小乘在理论上的差异很难理解。其证据之一是，刘宋(即五世纪前半)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文学篇(37)载有如下的奇闻(注10)。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这是五世纪前半的状况，因此，也与隋志的社会一致。
在理解困难此一理由之外，要考虑的另一个理由是，非将大、小二乘的理论差异，明确表示不可此一问题意识和必要性，隋志的笔者根本没有。它不是佛教理论的解说书，因此，对隋志的笔者而言，没有明确地区别、说明的必要。理论的困难也是原因之一吧。
笔者主要关心的是与一般生活有关系的佛教思想。若重新来看前面所列举的十一项目，则此事可得明白。3与4说此世界的崩坏与再生，6涅槃
的正、像、末的世代转变，也因在末法之世“年寿渐短”，而受到注意。
笔者从身边关心的事概观佛教的态度，在如以涅槃2的“精神不灭”之说为佛说的代表那样，最初提出之文，特别显著。
二、“精神不灭”之说
首先如《后汉纪》卷十所见，在中国，佛教早被理解为说精神不灭之教。即：纵使肉体坏灭，精神也不灭，因此，若再被授予形［肉体］，则能再生，但因生前的善行、恶行如何，而有不同的报应，因此，一定要常努力修善行。
中国的佛教徒相信三世精神不灭，与信奉神灭的儒者争论，所谓“神灭不灭”的主题是引起东晋、南北朝大争论的原因。隋志也原封不动的继承神不灭的立场而说，“人身虽有生死之异，至于精神，则恒不灭。此身之前，则经无量身矣”。
自古，中国人就相信有不老长寿的仙人存在，梦想成仙。纵使有死，也希望肉体和精神都照原样移到另一个世界。对这种中国人而言，精神不灭的教义有魅力，此说也是将中国人引向佛教的一个原因吧(注11)。因此，隋志和释老志都举出此说为佛教的一个特色。
四、五戒的接受
不杀生戒的重视
对隋志的作者，亦即对六、七世纪的士大夫社会而言，大、小二乘的差异，如前节所述，其实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他们不像现代的日本人那样探讨它。想要区别它们的差异的是我们。若是如此，则为回答“中国思想与大乘佛教”这样的课题，我们非从隋志佛经部之文中提出合乎它的事项来考察不可。
因此，若再回到前揭十二涅槃(译按：原文做十二，对照前文，应为十一)点的思想，探求合乎此课题的事项，则8的“在家信徒与彼等所奉五戒”，相当于此事项吧。
五戒，不用说，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在隋志只列举此“五诫”，不另加说明，但和其他正史比较，五戒中第一的“不杀生戒”，受到中国人的注意，而且对中国思想似乎有相当大的影响。
前面所引用的《后汉纪》卷十之文，是一个证据。其中说“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此文为隋志的原型，这点虽已说过，但总之，慈悲心与不杀生被认为是佛教的主要教义。又，《后汉书》襄楷传说，“(黄老、浮屠的)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也是以不杀生为佛教的中心教理之一。
由此看来，可判断不杀生戒比其他伦理，从中国佛教的开头就受到重视吧。
事实上，“五戒”一语，从中国佛教之初就已出现。在译经中，被认为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九横经》(注12)，似乎是最古老的出处，其次见于后秦佛陀耶舍译的《长阿含经》卷二与《四分律》(注13)，以及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的《灌顶经》卷十二(注14)。
不杀生戒是大家都要遵守的，因此，不只大乘佛教提倡。所以，不能只以“五戒”(不杀生戒)代表大乘佛教，但如大乘戒律的“十重禁戒”中，它排在前面，可见大乘特别强调不杀生。而且，五戒是在家戒。若是如此，则隋志所记的“在家信徒与彼等所奉五戒”的项目，确实可说是与大乘佛和中国思想双方有关的主题吧。
隋志(及释老志)记载五戒，这反映出在一般中国人思考(大乘)佛教之际，首先想起的是“五戒”(不杀生戒)的事实。
不只隋志和释老志。如已举二例，及后文所示，频出于其他正史的佛教思想，其实都以“五戒”为主。浸透于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的，只有五戒的思想，当然它也受到重视。
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十项思想不同，五戒在任何时代都受重视的事实。
和它比较起来，空、般若、如来藏、华严世界等的(大乘)佛教思想，对在家的知识份子而言，几乎与他们无关。它们是重要的大乘思想，因此，成为学僧议论和注释的对象，在这样做时，也言及中国思想，也和它做比较。“空”与“无”比较(正确地说，是对比)的议论等，是其一例，但透过它，中国“无”的思想，也没有变化，因此，归根结底，令人有它是为议论而议论随后就结束的感觉。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言，它只见于在僧侣的世界展开，但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的议论──可以说无论如何是一场良好的争论。
不过，五戒的思想，绝对不是没有关系。因此，想重新探索真正影响到知识份子的思想与生活的“五戒”的形迹于下。
五、不杀生戒的传播
一、不杀生戒的实践
“五戒”之中，不杀生戒，对一般中国的在家人，给予最大的影响。其例首先出现于天子的祭祀。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祭祀时，以动物作为牺牲奉献是通例。祭天地、山川是中国天子、诸候的任务，但如《史记》封禅书所示，祭祀的牺牲有牛、羊、豚，称为“三牲”，或“一牢”。屠杀后剥皮供奉。为了祭祀，小马也被当作牺牲；为防恶鬼侵入城里，也在四方的城门贴上狗的图样。
在祭祀孔子及弟子的所谓“释奠”中，供牺牲是通例，甚至现代，在台湾的孔子庙等也可看到其光景。
可是，这种使用牺牲的习惯有时候也被废止。即：：从南北朝时代到隋唐的时候，那确实是受到不杀生戒的影响所致。
例如，五世纪末，南齐第二代的武帝时就是如此。他是佛教信徒，建禅灵寺。临终之际遗言，祭祀勿用牺牲(注15)。据传，他生前也不欲杀牺牲，是素食主义者。
六世纪前半的梁武帝，在中国皇帝中，被评为最虔诚的佛教信徒，因此，以“蔬果”(蔬菜、水果)供奉宗庙，用“面”涅槃(小麦粉制的食品)代替牺牲(注16)。
若守不杀生戒，则肉食和火田(烧去杂草杂木以开辟山间之田)也非禁止不可。六世纪后半的北齐文宣帝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那样，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以为肉食违背慈悲而断肉食，二年后涅槃
(即西元五五八年二月)涅槃，下诏说，仅正月“燎野”，其他时期，不可因“昆虫损草木”而用火。
二、保持不杀生戒的理由
奉佛教的不杀生戒而禁杀害的故事，以上之外，虽尚能找到，但在此想探讨的是，在五戒中，何故特别重视不杀生戒。令人思考其理由的故事如下：涅槃
东晋恭帝只在位一年，年号为元熙(西元四一九年)，是东晋最后的皇帝，但据传，宋的叛军侵入宫廷，拿出毒药逼他自杀时，他说了如下的话(注17)──
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
因此，兵士以盾压碎恭帝而杀之，但事实上，与此类似的故事，到与此杀恭帝相同的刘宋时代，也见于刘义康的传记(注18)。
遵守不杀生戒的理由，出于以上恭帝的话中。也就是说，相信转世时，不能再得人身。佛教说“若夺人命，死后往生于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即使能生于人间，也多病短命”。又，北魏后半期涅槃
(西元四六０年顷)所作的《提谓波利经》说，若持五戒，则生为人(注19)
。或也传说，中国佛教初期(即三世纪)，吴康僧会授孙皓“五戒”以治病(注20)。
总之，遵守不杀生戒的理由并非出自伦理观念，持戒是为现世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从其中可看到，中国人对外来(大乘)佛教的特殊想法之例，但就因为有那种因果论，从以五戒之中，不杀生戒特别盛行于一般中国人之间。
不只中国本土，在国外的西域，似乎也重视不杀生戒。唐代涅槃(即七世纪)涅槃
道宣所编的《续高僧传》卷二七、释道休传留下如下的记载：“西域诸僧，皆以布毡而为袈裟，都无绘绢者。。。。。。。其龟兹于遁诸国，见今养蚕，惟拟取绵亦不杀害”(注21)。
实际上，据说因佛教信仰的影响，不煮茧而把蛾飞出后的茧弄碎，只取丝的手法，被使用到麴氏高昌的时代(五～七世纪)(注22)。
六、八斋戒的传播
“八关斋会”的普及与存续
不杀生戒透过什么方式，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人之中呢？
首先，皇帝和诸候、士大夫等，举办“唱导”这种活动。那是学僧升高座，平易地说佛教教理的聚会。通常说是始自庐山的慧远(西元三三四～四一六年)涅槃
(注23)，但不该突然从慧远开始，根据我个人意见，此事萌芽于其师释道安(注24)。此“唱导”，在唐代，变成“俗讲”(以俗人为听众的说法)。
在另一方面，一般人士在什么场合得知五戒及不杀生戒等呢？资料很少，因此不能明确判断，但最大的机会是“八关斋会”吧。此仪式起源于印度，从中国佛教的最初期就被移入，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也还继续不辍。
它是遵守八个戒，一个月六次(涅槃8、14、15、23、29、30日)，从早晨到次日早晨，一天一夜，过精进洁斋生活的聚会。“八戒”，是前在家的“五戒”加上第六戒，即“不以花装饰身体，不洒香水，不歌舞，不听乐曲，不作乐”、第七戒即“只睡地板，不睡高床”，和第八戒即“午后不用餐”而成的。
可是，在成为“八戒”的场合，在家五戒中的“不邪淫戒”，改…
《中国思想与大乘佛教(许洋主)》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