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65)曾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缣」赎罪。于是，刘英派遣郎中令，送黄缣、白纨三十匹，到国相处希求赎罪。并说：
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明帝对于刘英之举，则下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依蒲塞、桑门之盛馔。
此文应当是佛教传入后，出现信仰佛教者，悔罪思想的最早文献。又《魏书》〈释老志〉中，也记载帝王设斋行道的资料。如太和元年(477)北魏孝文帝「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此处的设斋行道，应有消斋祈福，除罪免难之意味。
接着，记载佛教初期，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文献的《牟子理惑论》。其中亦谈到「持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牟子于汉灵帝驾崩(189)后，曾因天下大乱，而避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于后作此论，证明儒、释、道之观点一致，并更加推崇释教。由此引文，可知持五戒者，当于六斋日行忏悔法，故当时应有忏悔法门之修持。再者，东晋政治家郗超(336-377)，在其着的《奉法要》一书中，也叙述到：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现在当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
此处明显言及，以三自归礼拜佛、法、僧三宝求忏悔。这种礼拜三宝以求忏悔的仪礼，广见于后世许多忏仪中。故依此著作年代的早远来判断，这「归依礼三宝」应该是最早运用于忏悔礼拜，并且已具有仪轨形式之记录。
此外，从《梁高僧传》中，可以发现许多僧人修忏或制忏的记载。首先，于本章第一节：〈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兴起之时代背景〉中，在谈「时代及王室背景」时，已举〈释玄高传〉之例。文中有「高令作金光明斋」忏悔之记载。由此可知北魏时期已行〈金光明斋法〉。值得一提的是，此忏悔法应是年代最早，具体依经典所制成之特定行法，与其它属于通泛性的忏悔方法不同。
接着，《梁高僧传》译经篇(上)的〈昙柯迦罗传〉记载，昙柯迦罗于魏
嘉平(249-253)年间至洛阳，见当时「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由此可知，三国年间的僧人，已有斋忏法事之举行，但不离传统儒家之祠祀求福，直至迦罗到时才大行佛法。
又有译经篇(中)的〈昙无谶传〉，记载僧人道进，欲向昙无谶(385-433)求受菩萨戒，谶令其竭诚忏悔。如文叙述：
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谶受菩萨戒，谶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谶求受，谶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
这是坐禅与礼忏并行，因忏罪清净，感于定中见佛、得戒的例证。又有义解篇〈释道安传〉，叙述道安法师设立僧制的记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约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约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引文中，除谈到道安法师为僧尼制定悔过法，与忏悔有关外。第一、二项之「上经、上讲、六时行道及唱时法」亦有讨论的必要。根据唐
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
赞叹部〉提到：
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决，则人皆习行。
另外，又在〈说听篇
仪式部〉引《三千威仪经》说，上高座读经应当先礼佛、礼经法上座......等五事，又已座有一、当正法衣安座，二、楗椎声绝当先赞偈呗，三、当随因缘读，......等五事之规定。故〈道安传〉及《法苑珠林
呗赞篇》所谈的「上经上讲」，应是指上高座读经的意思。而且于读经前，需先唱呗赞叹，此情形与《僧传
唱导篇》所谈相似。僧佑在唱导篇之后评论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致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
所以，汤用彤先生则认为「中宵行道，请宿德说法警众，为唱导之原始，而亦后世忏文之先声也。」因此，道安法师所立僧尼之三轨范，应可谓后世忏悔仪轨之滥觞。
又《梁僧传》卷十二，亡身篇〈法进传〉，谈到法进的弟子僧遵，以忏悔为业：「善十诵律，蔬食节行，诵法华胜鬘金刚般若，又笃厉门人常忏悔为业。」 又有释法宗，「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释普明「以诵忏为业」；释法意「乃竭诚礼忏，乞西方池水，经于三日恳恻弥至，忽闻空中有声扑然着地」；帛法桥「少乐转读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
以上是僧人修习忏悔法门之记载。至于僧人制作忏仪、忏文等记载，则有释昙光：「光乃回心习唱，制造忏文，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此外，《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列出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如前述)。又有《珠林》卷八十六〈忏悔篇〉，记载昙迁法师(384-482)所撰〈十恶忏文〉，以及灵裕法师(518-605)撰之〈总忏十恶偈文〉。又卷四十二〈受请篇
施福部〉记载：晋
阙公则，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事迹。文中并提及，师事阙公则的苦行居士卫士度(西晋惠帝时人。惠帝于290-306年在位)善文辞，曾作〈八关忏文〉。另南朝末年隋初的三阶教，普行〈七阶佛名礼忏仪〉，其创教者信行(540-594)，曾撰〈昼夜六时发愿法〉。其中有〈礼佛忏悔文〉一卷，以称念五十三佛及三十五佛为礼忏方式。
此外，《佑录》卷十二，从僧佑撰之《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列出许多仪式、忏仪、愿文等记载，可知当时常用的行仪。尤其僧佑在序文中亦提及这些仪式已是日常所用，如文：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避甚乎。......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宋齐之隆实弘斯法，大梁受命导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
从引文得知，这些僧众常用的仪式，不但是平时惯用，而且已渐渐不知其源，因此僧佑大师才逐一列出，以「检阅事源讨其根本」。综观此目录，举凡安佛像、舍利塔、造精舍、绕塔、烧香、散花、供养、净发、剃度、着袈裟、割截衣、染衣、行般舟三昧、行斋法、盂兰盆会、忌日、放生、为亡者、布施者、新生儿、新舍等咒愿、行忏法......等不一而足。此中所列之忏法有〈弥勒六时忏悔法缘记〉(出弥勒问本愿经)、〈常行法五法缘〉(出五戒论)、〈普贤六根悔法〉(出普贤观经)、〈观世音菩萨所说救急消灭罪治病要行法〉(出观世音经)、〈虚空藏忏悔记〉(出虚空藏经)、〈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记〉(出彼经)、〈金光明忏悔法〉(出金光明经)等。由此可见，依据弥勒、观音、普贤、虚空藏、大方等、金光明等经所制定的忏仪，在南朝时期应是相当盛行，而且是僧众日用的仪轨。
依僧传或其它史料，了解僧众或居士礼忏、制忏情况后，以下将叙述王室中忏仪之运作现象。根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忏悔篇〉第九，记载南朝帝王、沈约及江总文等之礼忏文有：梁简文帝撰〈谢敕为建涅槃忏启〉、〈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沉约撰之〈忏悔文〉，江总文撰之〈群臣请陈武帝忏文〉，梁高祖撰之〈摩诃般若忏文〉，梁武帝撰之〈金刚般若忏文〉，陈宣帝撰之〈胜天王般若忏文〉，陈文帝撰之〈妙法连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无碍会舍身忏文〉等。从这些忏文看起来，除〈大通方广忏文〉有提到「读诵百日，右繞七匝，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正观，罄精恳之心」等仪式外，其它并无具体写出仪轨形式 。从每一忏文皆有「今谨于某处建如(若)干僧、如(若)干日大品忏、金刚般若忏......」等文看来，应是通用于各处，所行法会的疏文。所以，礼忏之僧数及时间，则以「若干」表之。依此礼忏文疏，并不能了解行此忏法之仪轨，或依经文之某特质制忏，做进一步分析。但从忏文所言修忏之目的可知，梁简文帝与陈文帝的修忏仍在于对除障、去病、祈求护念国土、广增福田等现世利益上。例如从梁简文帝的〈谢敕为建忏启〉：「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即…
《中国佛教早期忏罪思想之形成与发展(释大睿)》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