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居士佛教的发展
于凌波
【 一、杨仁山首开风气组织居士社团 】
两千五百年前，印度原始佛教的僧伽Sangha，是由四种人组成的，那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前二者是出家众，後二者是在家众，出家众着杂染之衣、称为缁众，在家众着白色服装，称为白衣(印度古代习俗，高贵种姓身着白色服装)。优婆塞、优婆夷，在中国称为男居士、女居士。居士梵语迦罗越，意思是居家学道之士。在中国， 居家学道者代不乏人，例如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社念佛，刘遗民、雷次宗等就是白莲社的社员。南北朝时代的的傅翕，唐代的裴休、白居易，宋代的张商英、明代的袁了凡以及清代的彭绍升、魏源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居士。不过这些大居士，都是个别的居家修学。到了清季末年，研究佛学在士大夫阶层成为一种风气，学佛的人多了，进一步组织社团，扩大影响，这就形成了「居士佛教」－－最早的居士社团，是石埭杨仁山居士在南京成立的「佛学研究会」。
杨仁山(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名文会，仁山其字，晚年人尊之为深柳法师，安徽池州石埭县人。他的父亲朴庵公，道光十八年进士，与曾国藩同榜，在北京任官。咸丰二年，仁山十六岁时，朴庵公带他回家乡完婚。这时洪秀全已在广西金田村起事，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自岳州顺流而东，咸丰三年攻下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这时仁山一家受战事影响，由安徽避乱杭州。同治二年，仁山的父亲朴庵公病逝，家庭生活担子落在仁山身上。曾公念旧，檄委他主持米谷局事。同治三年曾国荃攻克南京，太平天国灭亡。隔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当时南京城残破不全，委任杨仁山「董江宁工程之役」。这样，杨仁山负起了修复南京城及两江总督衙门的重任。
他先前在杭州时，以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仰佛教，在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及至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於佛学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洪杨之乱过後，江南文物荡然无存，社会上欲买一本佛经而不可得。同治五年，仁山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以後四十馀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馀卷，先後流通经书百万馀册，这对於当时没落的佛教，有着振蔽起衰的作用。仁山晚年，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瑞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着者。
光绪三十四年，仁山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祗洹精舍，招了十多名僧俗青年，施以新式的佛学教育。民国时代的几位高僧，如太虚、智光、仁山等，都是出自祗洹精舍的学僧。
宣统二年，杨仁山在南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佛学社团－－「佛学研究会」，这是社会上高级智识分子学佛的组合，名流学者如夏穗卿、陈三立、张尔田、沈增植、欧阳渐、梅撷云、荆若木、黎端甫、李证刚等皆为会员。公推老居士为会长，会 址即设在金陵刻经处内。「杨仁山居士事略」中称：「宣统庚戌，同人创立佛学研究会，推居士为会长。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 宣统三年辛亥岁的八月十七日，杨仁山老居士因病辞世，世寿七十五岁。老居士一生对佛教的贡献，以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设立祗洹精舍培育僧材，及组织佛学研究会这三件事最为显着。在百年前民智未开时代，这些全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有了金陵刻经处，才有入民国後各地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的设立；有了祗洹精舍，才有入民国後各地佛学院的设立；有了南京的「佛学研究会」，才有民国後各地相继成立的佛教社团。
【 二、上海是居士社团的中心 】
在杨仁山居士逝世後的二十馀年间，全国各地的刻经处、佛经流通处，僧学堂，及居士组织的佛教社团，如雨後春笋似的相继成立。以江南地区而言，最早受到杨仁山居士影响而组织佛学社团的，是浙江嘉兴的范古农居士。范古农是浙江嘉兴人，宣统二年自日本学成归国，在嘉兴创办嘉兴商业学校，自任校长。他於每星期日上午为学生讲佛学，他任校长十六年，佛学课程从不间断。他在嘉兴组织「佛学研究会」，会址设於嘉兴精严寺内，每月集会两次，由古农演讲佛法，青年学子及社会人士向化者甚众。古农以嘉兴佛学社为基础，以後数年间，於平湖、嘉善、海盐，以及杭州、绍兴、松江、上海等地，都成立了佛学研究会，古农於寒暑假期间，奔走各地，到佛学社讲经说法。
後来南京、无锡等地也慕名来请，他是有请必往，从不拒绝。这时，江浙一带最受信徒敬仰的大德，出家众有谛闲、印光、太虚诸法师；在家众除了在南京讲学的欧阳竟无居士外，再有就是在各地弘化的范古农居士了。由於古农的广为弘化，以後江南地区的佛教社团，莫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影响。而最早受到影响的，是上海的信佛居士佛教。
自清朝末年开始，十里洋场的上海就是江南佛教中心。并且，上海有所谓「名流居士」这个名称。这些人有社会名流、教育学者、或商场闻人，以至於退休或下野的军政要人。他们热心於社会慈善事业，护持佛法，对社会及佛教均有相当的贡献。上海开埠以来最早的佛教居士团体，是「上海佛教居士林」。民国八年，上海名流居士关昼之、王与楫、沈辉等，发起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宗旨在於：「集在家善信，薰习佛法，力行善举，宏扬佛教，自利利他为宗旨。」成立之初，推王与楫为第一任林长，并在爱义文路自建了演法堂、图书流通部等房舍，并成立了莲社、放生会、布教团、慈善布施团等组织。演法堂分别请法师讲经、居士演讲；莲社的主要活动是定期集会念佛。布教团的工作是到各地弘法；慈善布施团的工作是救济灾民难民，慈善布施的工作做的最有成效，民国九年华北五省大水灾，简照南居士独捐银元十万元赈济灾民，其他善行不胜枚举。至於图书流通部，是关昼之、沈辉、游知止等在居士林中所设置，主要功用是流通佛书经典。
民国十年，关昼之与王与楫辑、沈辉等计议，以上海是华洋杂居之地，龙蛇混杂，浊恶冠於全国，非另辟念佛道场，专修净业，不足以化导末法时代的众生。经过协商，於民国十一年将居士林一分为二，关昼之、沈辉等在爱义文路原址，成立「上海佛教净业社」；而王与楫与李经纬、朱石僧等，另行组织「世界教居士林」，林址迁至海宁路锡金公所 。成 立之初，选出周舜卿为林长，丁云轩为副林长，林长下分设宏化、总务两大部门，由王与楫、李经纬分任部长。宏化部下设宣讲团、编辑部、图书馆、莲社、禅定室、放生会等机构；总务部下设款产处、会计处、交际处、文牍处、庶务处等机构。
民国十三年举行第二届改选，施省之当选林长，王一亭、周肇甫当选副林长，林长之下分设各部门办事。後来由於林友日多，会务日繁，原有房舍不敷使用，乃有另建新林址之议。乃募得基金四万馀元，在闸北新民路购得两亩多土地，乃开工兴建新林址。此後林务日益开展，弘化事业也日益增进。另一方面，由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而成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先组织了董事会，推举施省之为董事长，关昼之、黄涵之等为董事。社章规定暂不设社长，即以董事管理社务。演法堂经常请法师讲经说法，当时大德如谛闲、印光、兴慈、月禅、静修等，都曾在社中讲经或开示。又自普陀山请得法师，长驻社中领众念佛。每逢佛诞节令，举办佛七、放生等活动，由是信仰入社者日多，以至於原社址不敷使用，後来乃迁社址於常德路的「南园」。南园本为简照南居士与其弟简玉阶的私产，占地广大，有水木清华之胜，园西南隅有佛堂名曰「菩提精舍」，後来捐出来做为净业社的社址，并改名为觉园。
民国二十三年，班禅大师(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确吉尼玛)莅临上海，上海的名流居士段祺瑞、屈映光、王一亭、史量才、陈元白、韩大载，及赵夷午、叶香金等，组织了一个修学密乘的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奉班禅大师为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请持松法师为导师。持松法师在觉园上海净业社的静室，为赵夷午、叶金香等传法，历时一载有馀。又在上海清凉寺，为蒋维乔居士等授十八契印。这个团体人数不多，对社会影不大。影响较大的是晚期成立的上海佛教青年会，而创立青年会的中心人物是方子藩居士。
【 三、居士社团蓬勃发展 】
方子藩浙江宁波人，出身於佛教家庭。他一向在上海工作，因而接触了许多佛教大德，也与学佛的青年朋友相聚研究佛学。他们讨论组织一个以青年为对象的社团，扩大影响，来接引更多的青年学佛。乃於民国三十五年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方子藩为主任委员，郑颂英、张孝行为副主任委员。罗永正、陈海量、赵朴初、王兆基、蔡惠明等为筹备委员。他们积极推动筹备工作，是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方子藩为理事长，余伯贤、郑颂英、叶竹青为副理事长，以及陈海量、李行孝、蔡惠明 、罗永正等为理事。同时发行会刊「觉讯」。佛青会在方子藩的领导下，活动范围颇为广泛，包括着弘法、修持、福利、康乐等方面。在弘法方面开设有星期佛学讲座，上海许多知名的法师和居士，都在讲座作过演讲。
民国七年，上海名流居士王一亭、章太炎、蒋作宾、陈元白等，共成立居士弘法团体，名曰「觉杜」，以出版专着、编发丛刊、演讲佛学、实习修行为宗旨。由太虚法师主编「觉社丛刊」，此丛刊即「海潮音」月刊的前身。此外，还有蒋维乔、江味农、朱光琪、范古农等组织的「省心莲社」，范古农晚年曾驻会弘法。在杭州方面，居士弘法团体有「杭州佛学会」、「佛学联合会」、「莲池海会」，主要人物为吴璧华居士；嘉兴的居士弘法团体为范古农主持的「嘉兴佛学会」，如皋有潘海观主持的「佛教利济…
《百年来居士佛教的发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