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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大佑《净土指归集》卷2，《续藏经》108，第79页

　　[37] 宗晓《乐邦遗稿》卷2，《大正藏》47册，第242－243页。

　　[38] 宗晓《四明教行录》(1202年)卷1，《续藏经》100，第446页。

　　[39]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87页。

　　[40] 赞宁《大宋僧史略》，下卷，《大正藏》卷54。

　　[41] 《乐邦文类》卷26。

　　[42] 《佛祖统记》卷26。

　　[43] 马克斯·韦伯语。他认为中国民间社会缺乏这个“团体的神”，故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无法由宗教来组织。

　　[44] 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迅速发展，往往是在一种信仰的饥饿状况中置入了民间宗教的新教义，进而发展为

　　全家老少参加的巨大宗教教团，成长为公权力也无法取缔的势力。因此，这不是“缓慢形成”的，所以只能以宗教狂热性高涨的“集团性改变信仰”来说明，由此“唤起某种连带感，集团性的宗教感情得到扩展”。“在信者作为全体接受拯救的意义上，是集团性的”信仰的狂欢，圣俗形成两极化，只有陷入饥饿状态的人们，因信仰新型宗教教义而获得再生。这个集团性改变信仰，乃是集团性拯救的前提条件。参三石善吉《中国的千年王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7－38页。

　　[45] 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0－294页。

　　[46]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47]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页。

　　[48]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1、104、320页。

　　[49] 黄育梗《又续破邪详辨卷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

　　局1982年，第122页。

　　[50] 民间佛教之中，常常可以见到史料中所记载的“异僧”，能行神迹，驱逐虎豹，转动巨石，“一郡皆呼为

　　圣”，“使百姓礼拜忏悔……。” 见《太平广记》，卷九十一。这种神异为“圣”的传统宗教行动方式，往往是中国信仰革命、社会革命、动员社会的一个前提。其小者，和尚不怪，信徒不拜；其大者，是革命者的自我神化，自为神验，神化救世主。

　　[51] 如佛教的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又称“三阳劫变”观念，深刻渗透了佛道两教融和的痕迹。它渊源于佛教

　　大乘救世说。西晋竺法护首译的《弥勒下生经》及鸠摩罗斯译《弥勒下生成佛经》已有端倪。 但它又逐渐与民间道教的天道变易说、谶纬经学的五行终始说与后来的末法思想等等结合。参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619页。但其间还有儒教天命观念的渗透、整合，如道教的劫变观念，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者等。所谓“心世界”的改变，几同于天命信仰的改变。

　　[52] 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6－298页。

　　[53] 雍正皇帝曾在一个上谕中昭示：“邪教非世俗寻常僧道之谓，不可借此多事，即此严禁邪教，亦不可长大

　　声势，以骇众心。”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浙江巡抚黄叔琳折；引自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其中，邪教于世俗寻常僧道是对立而言的两种宗教类型。

　　[54]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2，《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

　　[55] 《宋史记事本末》卷二三，“贝州卒乱王则”，中华书局1977年，第279－280页。

　　[56] 郑志明《无声老母信仰渊源》第一章“导论”，台湾文史出版社1985年。

　　[57] 《大明律》十一，礼一。

　　[58] 光绪三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严禁邪教告示》，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8年，第906页。

　　[59] 据统计，明代成化到隆庆(1465－1527年)1百多年间，民间教门武装起事到达四十五起，其中千人以

　　上十二起之多；从万历年间到天启年间(1573－1627年)，五十年间教门起事达到三十二起，千人以上的七起。参王净《明代民间宗教反政府活动的诸种表现与特征》，《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60]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30页。

　　[61] 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2－73页。

　　[62] 三石善吉《中国的千年王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1页。

　　[63] 黎熙元《神的体系与乡村人的社会视觉》，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64]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9－370页。

　　[65] Ｓ·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66] 民间教派是建立在小传统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各种形式的宗教，多在创造各种不同概念的社会价值，

　　并藉以直接的达到目的。民间秘密宗教具有补偿性的特点。它一方面提出劫变思想，一方面又创造一个避风港。民间秘密宗教是一种自立救济的宗教团体。它是以宗教信仰作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个教派多为世俗化的佛道教宗派衍生而来，杂糅了儒释道的思想，多以尊崇孔子使传教活动及宗教团体活动合理化，藉此吸收信众，对社会教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民间秘密宗教也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合同式地方社会共同体，也是一种泛家族主义普及化的虚拟宗族。庄吉发《民间秘密宗教的经费来源与经费运用》，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53－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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