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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大佑《淨土指歸集》卷2，《續藏經》108，第79頁

　　[37] 宗曉《樂邦遺稿》卷2，《大正藏》47冊，第242－243頁。

　　[38] 宗曉《四明教行錄》(1202年)卷1，《續藏經》100，第446頁。

　　[39]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587頁。

　　[40] 贊甯《大宋僧史略》，下卷，《大正藏》卷54。

　　[41] 《樂邦文類》卷26。

　　[42] 《佛祖統記》卷26。

　　[43] 馬克斯·韋伯語。他認爲中國民間社會缺乏這個“團體的神”，故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無法由宗教來組織。

　　[44] 中國民間宗教組織的迅速發展，往往是在一種信仰的饑餓狀況中置入了民間宗教的新教義，進而發展爲

　　全家老少參加的巨大宗教教團，成長爲公權力也無法取締的勢力。因此，這不是“緩慢形成”的，所以只能以宗教狂熱性高漲的“集團性改變信仰”來說明，由此“喚起某種連帶感，集團性的宗教感情得到擴展”。“在信者作爲全體接受拯救的意義上，是集團性的”信仰的狂歡，聖俗形成兩極化，只有陷入饑餓狀態的人們，因信仰新型宗教教義而獲得再生。這個集團性改變信仰，乃是集團性拯救的前提條件。參叁石善吉《中國的千年王國》，上海叁聯書店1997年，第37－38頁。

　　[45]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90－294頁。

　　[46]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禅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7頁。

　　[47] 李贽《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2頁。

　　[48] 蔔正民《爲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1、104、320頁。

　　[49] 黃育梗《又續破邪詳辨卷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叁輯，中華書

　　局1982年，第122頁。

　　[50] 民間佛教之中，常常可以見到史料中所記載的“異僧”，能行神迹，驅逐虎豹，轉動巨石，“一郡皆呼爲

　　聖”，“使百姓禮拜忏悔……。” 見《太平廣記》，卷九十一。這種神異爲“聖”的傳統宗教行動方式，往往是中國信仰革命、社會革命、動員社會的一個前提。其小者，和尚不怪，信徒不拜；其大者，是革命者的自我神化，自爲神驗，神化救世主。

　　[51] 如佛教的叁佛應劫救世觀念，又稱“叁陽劫變”觀念，深刻滲透了佛道兩教融和的痕迹。它淵源于佛教

　　大乘救世說。西晉竺法護首譯的《彌勒下生經》及鸠摩羅斯譯《彌勒下生成佛經》已有端倪。 但它又逐漸與民間道教的天道變易說、谶緯經學的五行終始說與後來的末法思想等等結合。參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619頁。但其間還有儒教天命觀念的滲透、整合，如道教的劫變觀念，所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者等。所謂“心世界”的改變，幾同于天命信仰的改變。

　　[52]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96－298頁。

　　[53] 雍正皇帝曾在一個上谕中昭示：“邪教非世俗尋常僧道之謂，不可借此多事，即此嚴禁邪教，亦不可長大

　　聲勢，以駭衆心。”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7輯，浙江巡撫黃叔琳折；引自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9頁。其中，邪教于世俗尋常僧道是對立而言的兩種宗教類型。

　　[54] 黃育楩《破邪詳辯》卷2，《清史資料》第3輯，中華書局1982年。

　　[55] 《宋史記事本末》卷二叁，“貝州卒亂王則”，中華書局1977年，第279－280頁。

　　[56] 鄭志明《無聲老母信仰淵源》第一章“導論”，臺灣文史出版社1985年。

　　[57] 《大明律》十一，禮一。

　　[58] 光緒叁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嚴禁邪教告示》，引自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8年，第906頁。

　　[59] 據統計，明代成化到隆慶(1465－1527年)1百多年間，民間教門武裝起事到達四十五起，其中千人以

　　上十二起之多；從萬曆年間到天啓年間(1573－1627年)，五十年間教門起事達到叁十二起，千人以上的七起。參王淨《明代民間宗教反政府活動的諸種表現與特征》，《南開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60]蔔正民《爲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30頁。

　　[61] 歐大年《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2－73頁。

　　[62] 叁石善吉《中國的千年王國》，上海叁聯書店1997年，第61頁。

　　[63] 黎熙元《神的體系與鄉村人的社會視覺》，香港《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叁期，2002年6月29日。

　　[64] 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9－370頁。

　　[65] Ｓ·斯普林克爾《清代法製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1頁。

　　[66] 民間教派是建立在小傳統基礎上的一種社會製度。各種形式的宗教，多在創造各種不同概念的社會價值，

　　並藉以直接的達到目的。民間秘密宗教具有補償性的特點。它一方面提出劫變思想，一方面又創造一個避風港。民間秘密宗教是一種自立救濟的宗教團體。它是以宗教信仰作爲群體整合的主要方式，各個教派多爲世俗化的佛道教宗派衍生而來，雜糅了儒釋道的思想，多以尊崇孔子使傳教活動及宗教團體活動合理化，藉此吸收信衆，對社會教化産生了重要的作用。民間秘密宗教也是一種以經濟利益爲紐帶的合同式地方社會共同體，也是一種泛家族主義普及化的虛擬宗族。莊吉發《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來源與經費運用》，林富士主編《禮俗與宗教》，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353－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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