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
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 李向平
释真禅(1916—1995)是我国现代屈指可数的大德高僧之一，嗣法于“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并一生致力于传弘禅宗心法与华严教理。真禅法师早年童真人道，求法于江浙一带的着名大丛林与各所佛学院；中年在国家极“左””思潮逐渐泛滥成灾的大环境下，始终维护一方道场；晚年则弘法于全国各处佛教圣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积极推动我国汉传佛教与藏传、南传佛教的联谊与沟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弘法足迹遍及日本、东南亚、西欧、北美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将“佛教”这一人类文化的精华推广于世界各个民族。
本文主要论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身为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在上海地区所从事的弘法利生活动，关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业、弘扬文化传统，为上海佛教事业之发展、逐步构建了上海地区“都市佛教”之发展形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弘扬近代佛教传统，重建人间佛教风骨
20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佛教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繁荣时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传统佛教史上无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弄潮儿。就其要者而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国性的佛教领导机构，如中华佛教总会与中国佛教会均成立于上海。它们分别成立于1912年与1929年，以“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并以倡明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和振兴实业为任务，为近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核心。
其二，在发展近代中国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成就巨大。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僧人和佛教居士，汇集上海，创设各种文化团体，建立近代佛学院，开办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刊物，并聚众讲学，研求义理，注释经典，刻印藏经，撰写并出版各类佛教史着及佛学论着。近代中国许多着名的佛教人物、规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机构、意义重大的佛事活动以及中外佛学交流、汉藏佛教之沟通中心，都在上海。
其三，本着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及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在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于全国佛教界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如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所等组织，或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或救济本市灾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施送棉衣及施诊给药等等，使近代佛教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近代上海佛教的突出发展，不仅在当时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复兴，即便是对解放以后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当代上海佛教的发展，亦即是继承了这一余绪，又顺应时代社会新要求而重新进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上海佛教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解放初期，在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便已调拨资金，对上海市的古寺名刹予以修复，如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等海上名刹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修葺，古寺重光，一层新颜。同时，在国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和鼓舞下，上海佛教界的讲经弘法各项宗教活动，也得以恢复而正常开展。1952年12月，上海佛教缁素为祝愿世界和平，为世界祈求福佑，在玉佛寺内启建讲经水陆道场，发起上海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和平法会。法会延请了近代中国佛教禅宗尊宿虚云老和尚主法，并请圆瑛、应慈、持松、苇航等十大法师莅会，轮流讲经说法，为期49天。
紧接着，虚云老和尚率僧众在玉佛寺打禅七；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在玉佛寺为上海佛教四众弟子摩顶加持；上海佛教协会举行了随喜参加南传佛教国家纪念释尊涅檠，2500周年的庆典；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也在玉佛寺开讲《华严经》。
1963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锡兰总理西丽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光临上海玉佛寺，延请玉佛寺64位法师为她已故丈夫、前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诞辰64周年举行纪念法事。
1976年10月，在历经了十年浩劫以后，上海佛教界也和全国佛教界一样，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上海佛教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机。首先是一批重要寺庙归还僧人，由僧人负责管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教，还俗的僧人陆续返回寺庙。其次是逐步健全了寺庙管理制度，如寺庙中各部门、堂口的执事制度的渐次完善，传统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库房、衣钵寮)的恢复以及十方丛林规约的健全和实施。在此基础上，僧众的宗教活动也日渐规范化，如每月规定朔望两日，云集禅堂坐香、斋堂诵戒。每逢腊月，杜门谢客，齐集禅堂打禅七。再次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展开，如开办佛学院，培养年青僧材。创设佛教刊物，弘传佛教思想，举行说法讲经活动，提高缁素信众的文化素养。再次是随着改革开放，以佛教界为主体的国际友好交流活动日益增多。
自从近代上海佛教界明确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要求佛教徒不要一味沉溺于来生幸福的追求，专门去祈求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而是要以佛教的伦理来改良社会，服务人类，净化人间，因了世人的需要，建成一条人人可行、改善向上的进步道路。在这之后，中国佛教一直朝着建立“人间佛教”的方向努力，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近十余年来，当代上海佛教正是在此“人间佛教”的思想指导下，爱国爱教，积极从事弘法利生的社会公益活动和文化事业活动。
1979年，在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以后，真禅法师在僧俗各界的一致推举之下，就任玉佛寺住持，成为了这所闻名中外的沪上名刹自建寺以来的第十任方丈。从开始住持玉佛寺的那天起，真禅法师就开始考虑如何筹集基金，积极准备进行全面的寺院修缮工作。他先是将“文化大革命”期间转移到上棉一厂仓库的法器、文物、佛经陆续取回，同时修理殿宇的门窗，整修佛像。这一年，在真禅法师的主持下，玉佛寺开始恢复。同时，通过各种方式，真禅法师调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离散的僧众，请他们回到玉佛寺来。到1981年为止，陆续返回玉佛寺的僧人，总数已达120余人。为了更好地管理寺庙，在真禅法师的倡导下，玉佛寺渐次恢复了丛林制度，各部门、各堂口的执事制度，也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了。
玉佛寺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传统的丛林制度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这一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随着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正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师在谈到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时曾经说到：“寺庙的管理，有一套传统的丛林制度，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但是，时代在进步，现代化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必须吸收。所以，我们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传统丛林制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办法。”
1985年，真禅法师在玉佛寺进行了开坛传戒活动。这也是玉佛寺建寺以来的第一次戒期，共有得戒弟子600余人，分别来自于全国24个省市。在此期间，真禅法师还举行了玉佛寺全堂佛像的开光仪式，前来瞻礼的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这一年的10月，真禅法师又被推举为千年古刹静安寺的住持。静安寺举行了真禅法师升座典礼，寺宇整修一新，佛像也重新庄严。参加升座典礼的诸山长老和佛门道友、来宾等一共数百人。从此以后，静安寺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也加快了修复工作的步伐。真禅法师对寺院的各执事说：“一座佛教寺庙，有它自己的活动方式。它除了作为出家人自身修持的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外，还担负着接待海内外信徒、香客和游客前来进香、瞻礼和旅游的任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接待国际友人、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今天的寺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担负着一种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更好、更出色，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适合于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寺庙管理制度。”正是如此，真禅法师在玉佛寺和静安寺积极地推行这套以传统丛林制与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现在，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两座寺院的实行过程中正在不断的完善、改进之中。
真禅法师还在玉佛寺亲自率领僧众进行自身的修持，创立了良好的道风。真禅法师以身作则，坚持进行自身的修持。他常常讲，作为一个出家人，只有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才能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众生。因此，除了寺院内部的一些重大佛事活动均由他亲自主持之外，平时他还尽量挤出时间，和僧众一起上殿做早晚功课，起到了带头示范的良好作用。
上海玉佛寺的僧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佛教禅学的实践活动，所以特别地注意寺院道风的整肃。因此，玉佛寺全体僧众，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课二次，坚持过堂用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全寺僧众集中到禅堂坐香，斋堂诵戒。腊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众到禅堂举行禅七，为期七天，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华严佛七法会，为期七天，由真禅法师分别选讲《华严经》中的《普贤行原品》、《十地晶》、《三昧品》等。清明和冬至节，分别举行佛七法会，为期七天。每逢佛、菩萨诞辰，则举行祝诞普佛法会。几十年以来，这些佛教修学活动在上海玉佛寺，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成为上海佛教发展的制度基础。
真禅法师在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期间，还召开了上海市佛教协会正副会长…
《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