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師與上海佛教
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 李向平
釋真禅(1916—1995)是我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大德高僧之一，嗣法于“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並一生致力于傳弘禅宗心法與華嚴教理。真禅法師早年童真人道，求法于江浙一帶的著名大叢林與各所佛學院；中年在國家極“左””思潮逐漸泛濫成災的大環境下，始終維護一方道場；晚年則弘法于全國各處佛教聖地，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積極推動我國漢傳佛教與藏傳、南傳佛教的聯誼與溝通。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的弘法足迹遍及日本、東南亞、西歐、北美與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將“佛教”這一人類文化的精華推廣于世界各個民族。
本文主要論述通過改革開放以來，身爲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的真禅法師，在上海地區所從事的弘法利生活動，關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業、弘揚文化傳統，爲上海佛教事業之發展、逐步構建了上海地區“都市佛教”之發展形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一、弘揚近代佛教傳統，重建人間佛教風骨
20世紀以來，上海佛教可謂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民國年間，是佛教由傳統而近代的轉型時期，同時也是得風氣之先的上海佛教繁榮時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傳統佛教史上無地位作用的舊姿態，順應時代之發展，一躍而爲近代中國佛教改革、振興的弄潮兒。就其要者而言，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全國性的佛教領導機構，如中華佛教總會與中國佛教會均成立于上海。它們分別成立于1912年與1929年，以“聯合全國佛教徒，實現大乘救世精神”，“促進人群道德，完全國民幸福”爲宗旨，並以倡明佛學、普及教育、組織報館、整頓教規、提倡公益和振興實業爲任務，爲近代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核心。
其二，在發展近代中國佛教文化事業方面，成就巨大。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僧人和佛教居士，彙集上海，創設各種文化團體，建立近代佛學院，開辦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化刊物，並聚衆講學，研求義理，注釋經典，刻印藏經，撰寫並出版各類佛教史著及佛學論著。近代中國許多著名的佛教人物、規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機構、意義重大的佛事活動以及中外佛學交流、漢藏佛教之溝通中心，都在上海。
其叁，本著利樂有情、普度衆生及積極救世的佛教思想，在舉辦公益慈善事業方面，于全國佛教界有重大的推動作用，如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醫院、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佛教醫院、佛光療養院、佛教平民診所等組織，或辦理施粥票、赈濟災區難民，或救濟本市災民、收容外地來滬難民，施送棉衣及施診給藥等等，使近代佛教産生了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
近代上海佛教的突出發展，不僅在當時推動了中國佛教的複興，即便是對解放以後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也影響深遠。當代上海佛教的發展，亦即是繼承了這一余緒，又順應時代社會新要求而重新進步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上海佛教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解放初期，在國民經濟亟待恢複、國家經濟建設急需資金的情況下，上海市人民政府爲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便已調撥資金，對上海市的古寺名刹予以修複，如玉佛寺、龍華寺、靜安寺等海上名刹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修葺，古寺重光，一層新顔。同時，在國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和鼓舞下，上海佛教界的講經弘法各項宗教活動，也得以恢複而正常開展。1952年12月，上海佛教缁素爲祝願世界和平，爲世界祈求福佑，在玉佛寺內啓建講經水陸道場，發起上海佛教史上規模空前的和平法會。法會延請了近代中國佛教禅宗尊宿虛雲老和尚主法，並請圓瑛、應慈、持松、葦航等十大法師莅會，輪流講經說法，爲期49天。
緊接著，虛雲老和尚率僧衆在玉佛寺打禅七；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也在玉佛寺爲上海佛教四衆弟子摩頂加持；上海佛教協會舉行了隨喜參加南傳佛教國家紀念釋尊涅檠，2500周年的慶典；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佛教協會名譽會長、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也在玉佛寺開講《華嚴經》。
1963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陪同錫蘭總理西麗瑪奧·班達拉奈克夫人光臨上海玉佛寺，延請玉佛寺64位法師爲她已故丈夫、前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誕辰64周年舉行紀念法事。
1976年10月，在曆經了十年浩劫以後，上海佛教界也和全國佛教界一樣，獲得了新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叁中全會以來，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上海佛教的發展又出現了新的轉機。首先是一批重要寺廟歸還僧人，由僧人負責管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離教，還俗的僧人陸續返回寺廟。其次是逐步健全了寺廟管理製度，如寺廟中各部門、堂口的執事製度的漸次完善，傳統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庫房、衣缽寮)的恢複以及十方叢林規約的健全和實施。在此基礎上，僧衆的宗教活動也日漸規範化，如每月規定朔望兩日，雲集禅堂坐香、齋堂誦戒。每逢臘月，杜門謝客，齊集禅堂打禅七。再次是佛教文化事業的展開，如開辦佛學院，培養年青僧材。創設佛教刊物，弘傳佛教思想，舉行說法講經活動，提高缁素信衆的文化素養。再次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佛教界爲主體的國際友好交流活動日益增多。
自從近代上海佛教界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的主張，要求佛教徒不要一味沈溺于來生幸福的追求，專門去祈求對于西方極樂世界的往生，而是要以佛教的倫理來改良社會，服務人類，淨化人間，因了世人的需要，建成一條人人可行、改善向上的進步道路。在這之後，中國佛教一直朝著建立“人間佛教”的方向努力，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爲己任，爲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近十余年來，當代上海佛教正是在此“人間佛教”的思想指導下，愛國愛教，積極從事弘法利生的社會公益活動和文化事業活動。
1979年，在黨的宗教政策落實以後，真禅法師在僧俗各界的一致推舉之下，就任玉佛寺住持，成爲了這所聞名中外的滬上名刹自建寺以來的第十任方丈。從開始住持玉佛寺的那天起，真禅法師就開始考慮如何籌集基金，積極准備進行全面的寺院修繕工作。他先是將“文化大革命”期間轉移到上棉一廠倉庫的法器、文物、佛經陸續取回，同時修理殿宇的門窗，整修佛像。這一年，在真禅法師的主持下，玉佛寺開始恢複。同時，通過各種方式，真禅法師調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離散的僧衆，請他們回到玉佛寺來。到1981年爲止，陸續返回玉佛寺的僧人，總數已達120余人。爲了更好地管理寺廟，在真禅法師的倡導下，玉佛寺漸次恢複了叢林製度，各部門、各堂口的執事製度，也逐步健全和完善起來了。
玉佛寺的管理製度，實際上是采取了傳統的叢林製度和現代化民主管理製度相結合的辦法。這一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隨著其在實踐過程中的不斷完善，正越來越顯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師在談到玉佛寺的管理製度時曾經說到：“寺廟的管理，有一套傳統的叢林製度，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但是，時代在進步，現代化的民主管理製度，有許多優點，我們必須吸收。所以，我們玉佛寺的管理製度，采取了傳統叢林製和現代化民主管理製相結合的辦法。”
1985年，真禅法師在玉佛寺進行了開壇傳戒活動。這也是玉佛寺建寺以來的第一次戒期，共有得戒弟子600余人，分別來自于全國24個省市。在此期間，真禅法師還舉行了玉佛寺全堂佛像的開光儀式，前來瞻禮的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這一年的10月，真禅法師又被推舉爲千年古刹靜安寺的住持。靜安寺舉行了真禅法師升座典禮，寺宇整修一新，佛像也重新莊嚴。參加升座典禮的諸山長老和佛門道友、來賓等一共數百人。從此以後，靜安寺在真禅法師的領導下，也加快了修複工作的步伐。真禅法師對寺院的各執事說：“一座佛教寺廟，有它自己的活動方式。它除了作爲出家人自身修持的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外，還擔負著接待海內外信徒、香客和遊客前來進香、瞻禮和旅遊的任務。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接待國際友人、僑胞和港澳臺同胞的任務十分繁重。因此，今天的寺廟，實際上是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它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同樣擔負著一種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要把這個任務完成得更好、更出色，必須要有一個健全的、適合于開展正常宗教活動的寺廟管理製度。”正是如此，真禅法師在玉佛寺和靜安寺積極地推行這套以傳統叢林製與現代民主管理製相結合的製度。現在，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製度，在兩座寺院的實行過程中正在不斷的完善、改進之中。
真禅法師還在玉佛寺親自率領僧衆進行自身的修持，創立了良好的道風。真禅法師以身作則，堅持進行自身的修持。他常常講，作爲一個出家人，只有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才能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衆生。因此，除了寺院內部的一些重大佛事活動均由他親自主持之外，平時他還盡量擠出時間，和僧衆一起上殿做早晚功課，起到了帶頭示範的良好作用。
上海玉佛寺的僧衆，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理解佛教禅學的實踐活動，所以特別地注意寺院道風的整肅。因此，玉佛寺全體僧衆，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課二次，堅持過堂用齋。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全寺僧衆集中到禅堂坐香，齋堂誦戒。臘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衆到禅堂舉行禅七，爲期七天，四月初一至初八，舉行華嚴佛七法會，爲期七天，由真禅法師分別選講《華嚴經》中的《普賢行原品》、《十地晶》、《叁昧品》等。清明和冬至節，分別舉行佛七法會，爲期七天。每逢佛、菩薩誕辰，則舉行祝誕普佛法會。幾十年以來，這些佛教修學活動在上海玉佛寺，已經製度化、規範化、經常化，成爲上海佛教發展的製度基礎。
真禅法師在擔任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期間，還召開了上海市佛教協會正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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