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唐初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其一，是由于两晋之后，佛教得到了普遍传播，高僧倍出寺塔林立，使佛寺建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有许多贵族官僚、富商巨贾以至公卿王侯，纷纷把自己的宅弟、王府舍作寺庙，以表对佛法的崇敬心情。如北魏正光初年(公元520年)的灵应寺，就是舍宅为寺的。
“时有隐士赵逸云，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十万。兼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旭侯王睿敬造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23
这些由贵族官僚捐献府弟、住宅而改建的寺院，往往是“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24，并且还会带有许多的楼阁和花木，这样一来也就无法再遵循“塔庙”的建筑模式了。
其二，中国固有的那种重重庭院的布局方式，已经有了深厚的传统基础，并非外来力量所能轻易改变的。历史证明，佛寺为了能起到很好的传教作用，就必然要利用原来从上到下各阶层久已习惯了的形式，才能收到效果。在初唐时期，由于佛教本身发展的需要，道宣律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书写并绘制了《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把中国早期，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变成为以佛殿为中心，塔寺并存重重庭院的布局形式。25
这一时期，功德最胜名传至今的，当属陕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寺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26寺成，太子亲幸。拜佛像幡华，敕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迎玄奘法师为上座。且于寺之西北建立浮图。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27
上面所描绘的，便是现存的西安大雁塔。首先建寺，在四年之后才建塔，且塔居于寺外，本身就说明此时的佛塔已不再是寺院的主体，而成为列在寺旁的建筑物了。
从以上所言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外来的建筑形制到了中国以后，正逐渐地被中国固有的传统所融化和吸收。至此，距离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 纵轴式：是中国佛寺布局的主要形式，现存的佛寺建筑，大多采用此种布局方式。唐中叶至五代时期，禅宗大盛，于是乎更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如果说在唐以前，佛寺的布局尚存在印度遗风的话，那么唐代以后，随着“伽蓝制度”的形成，佛寺的布局就完全被中国纵轴式的殿堂、院落所代替了。可以说，纵轴式的布局，完全是中国伽蓝制度的具体反映。
伽蓝，全译作“僧伽蓝摩”，意译作“众僧园”，是指僧众所居的寺院或堂舍。一所伽蓝，必须要具备七种主要建筑，被称为“伽蓝七堂”。最初此七堂是为表佛面之义，后来则以人体相配，来表示其各部分的功用。分别以人的头来表法堂；以心表佛殿；以阴表山门；以两手来表僧堂和库院；以两脚表西净和浴室(见图27)。然而，“七”所表是完整主义。佛寺内未必只限于七堂，凡大型寺院皆具有多重殿宇，如五台山之竹林寺有六院、大华严寺有十二院，皆不局于七堂之数。到了后世，一所伽蓝的完成仍遵循“七堂伽蓝”之制，但七堂的名称和配置，也就因时代或宗派之异有所不同了。今介绍一下禅宗伽蓝和讲寺伽蓝两种不同的配置：
禅宗伽蓝则须具有：(见图28)
佛殿：又称金堂或本堂，安置本尊佛像。
法堂：又称说法堂，相当于讲堂，位于佛殿的后方。
僧堂：或作禅堂、云堂、选佛场。系僧众坐禅或起居之所，中央安置文殊菩萨像。
库房：又称库院，调配食物之所在。
山门：又作三山，即具有表示空、无相、无愿三解脱之楼门。
西净：又作东司净房，指厕所。
浴室：又作温室，僧众温浴之处。
其中以僧堂、西净、浴室为禁语之所，故总称为三默堂。
讲寺伽蓝则须具有：(见图29)
塔：安置佛舍利。
金堂：又称本堂或佛殿，与塔共为伽蓝中的主体建筑。
讲堂：是僧众讲经办道的处所。
钟楼：俗称撞钟堂，为悬挂洪钟之处。
藏经楼：又作经堂，为纳藏一切经书的处所。
僧房：又作僧坊，即僧众起居之处。
食堂：又称斋堂，是僧众过斋的处所。
所谓纵轴式，就是将各主要殿堂井然有序地布置在一条轴线上，每个殿堂前面左右各配置一座佛殿，所形成三合或四合的院落。各组院落中，主体建筑的体量、造型，往往要结合所供奉主像在佛界中的地位而有所变化的一种布局形式。
早期的纵轴式布局，尚能依照伽蓝七堂之制，既便是有些改动，出并不是很大的。如北京西山的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虽然现存殿堂大多为清雍正时期所建，但其平面上依然还保留着唐代伽蓝的纵轴式布局(见图30)。近世的建筑学家刘士能先生来此调查后，曾概括地说：
“唐宋以来有伽蓝七堂之称。惟各宗略有异同，而同在一宗，复因地域环境，互有增省……现卧佛寺中院，除去后殿之外，前面各堂为数适七，虽不敢说这是七堂之例，但可藉此略窥制度耳。”28
延至后世，虽然寺院大多都保持着纵轴式的布局，但已完全打破“伽蓝七堂”的制度了，有一些大型寺院还并列着两条或三条轴线。河北正定隆兴寺保存下来的宋代佛寺布局，就是一个重要实例(见图31)。山门内为一长方形的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的大觉六师殿已毁，但尚存遗址。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处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和前面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所构成的形式瑰丽、气势宏伟的空间组合，这也是整个佛寺建筑群的高潮。最后还有一座三殿并列的弥陀殿，位于寺后。与佛香阁并列着还建有第二条轴线上的关帝庙，以及第三条轴线上的方丈院落。总观全寺建筑，皆含有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变主次分明，实可称得上是纵轴式布局的优秀典范。29
(三) 自由式：此种布局形式，是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多建于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只有少量的汉传寺庙具有这种布局。自由式布局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的寺院建筑往往都采用“都纲制度”。于是，便有了自由式布局的产生。其特点是，没有明显的主轴线，按照地形因地制宜来配置寺院中的各类建筑。
都纲，藏语称之为“杜康”，汉语音译为“都纲”，是指在一所寺院中佛殿与经堂合为一体的建筑模式。在都纲式佛殿中，不仅有佛像、供器及经橱，而且还要进行诵经、作法事等活动。而其它的宗教内容，如保存有活佛遗体的灵塔殿，以及转经廊、喇嘛塔、活佛公署等，都分布在它的周围。这种布局方式，到了明清时期仍然沿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形制。
早期的都纲式建筑，其形制均比较单一，其中以西藏日咯则的夏鲁杜康最为典型(见图32)。此寺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由当时喇嘛教的着名僧人布顿仁钦扎巴(1290～1364)兴建。其主体建筑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组成。中部凸起开设天窗， 以便采光，室内运用木柱、密梁、早顶的结构，并采用汉族形式的屋顶。这些结构手法，完全是元代内地的典型式样，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当时汉藏两族的交流与融合。30
后期的都纲式建筑，大多比较繁杂。一所大的寺院，也会由多个札仓所构成。例如，甘肃省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就由六个札仓所构成(见图33)。其中以铁桑浪瓦札仓(闻思学院)，最为着名。该札仓由庭院、前廊、经堂、佛殿四部分所组成。经堂很大，可同时容纳四千喇嘛念经；佛殿高而进深小，内供铜质佛像，旁边另一殿内放置活佛尸塔。在全寺范围内还建有活佛公署，印经院、讲经坛、塔和康村(喇嘛住所)等多种建筑物，皆能主次有序，变化自如地分布开来。31
到了明清时期，藏传佛寺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在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蒙古的统治，多采取怀柔政策，更加重视藏传佛教。这一时期，不仅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兴建了许多佛寺；并且还在青海、四川、河北、辽宁等广大汉族地区建造了一系列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富于创造性的佛寺建筑群。这其中以河北承德市的外八庙最具特色。
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见图34)，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当时是为了款待六世班禅，仿照札什伦布寺而建造。自庙前五孔桥开始，依次为庑殿式山门；方形御碑亭；东、西掖门；中部有三间四柱七楼式琉璃牌坊，坊后即主体建筑群大红台和妙高庄严殿。大红台系三层楼群，平面呈“回”字形，台上四角各筑有庑殿顶小殿四座，正中为面阔七间方形妙高庄严殿，高三层、重檐歇山顶，上覆鎏金鱼鳞形铜瓦，四条垂脊上共饰有八条飞腾生姿的鎏金铜权，金光闪烁、辉煌灿烂；后部建有由金贺堂和万法宗源殿组成的藏式院落；其最高处为八角七层琉璃宝塔，雕饰华丽、秀美庄重(见图35)。整座佛寺以大红台为中心，巧妙地将形体各异的汉、藏建筑融为一体，轮廓显明、疏密有致，实可称得上是自由式布局的得意之作。32
在这三种基本布局之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实例。如依山临壑的河南汝州风穴寺；悬建在峭壁山腰的山西浑源悬空寺；具有江南民居式样的江苏苏州柴金庵等，均能反映出中国佛寺灵活多样的布局特点。
四、 结束语
佛教，对整个信仰者的思想和生活均有着巨大而不可磨来的影响。佛教建筑，作为其传播的主要载体，在中间起着难以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或可认为，若无佛教建筑，佛教则不可能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国的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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