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陈剔，衙前虞侯吴允中”，“湖州乌程县丞陆恪”“当州军事衙前散将沈颢”等一大批州县要吏，更还有“中大夫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国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绹”，“大中大夫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国苏特” [47]这样地方高级主官。尤其是令狐绹，当时是宰相之子，自己后来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辅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册拜司空。……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 [48]，系一代权贵。这证明密宗在当时不止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有着强大的政治后援。武宗的灭佛并没有使它在这二方面受到什么显着的损害。如何看待北宋以后密宗传受系统的消衰，此非本文讨论的范围[49]，本文在上面仅要指出的是会昌灭法与它并无多大干系。

　　密宗如此，其他宗的情况更是若此。说它们的兴衰被武宗灭法所左右，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当然，包括会昌法难在内的所谓“三武一宗”的灭佛对佛教有着不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在于从政治及经济上对整个佛教的限制，使其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不能成为一种与封建政体相对抗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于这几个皇帝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用思想意识的力量来铲除佛教，因此佛法不仅没有被灭掉，反而刺激了它的传播。这就是湖州唐代陀罗尼经幢给我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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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2] 《宋高僧传》卷十七《护法总论》，第435页。

　　[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页。

　　[4] 吕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九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

　　[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湖州府天宁寺石幢”条，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62页。

　　[6] 周学浚《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十六至五十四。其中还列举湖州府内各地所存陀罗尼经幢多座。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78页。

　　[8]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归安县精舍寺”条。精舍禅院为精舍寺之前身。

　　[9] 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七，“山阴县天衣寺”条。

　　[10] 该《志》与《嘉泰吴兴志》一样，寺曾被毁则一定有记。如同上书同卷“山阴县秘云寺”条：“大同十年将军毛宝舍宅建，会昌毁，大中五年重建。”

　　[11] 郑遥等纂《景定严州续志》卷九，“分水县古迹”。

　　[12] 参见拙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之复兴》，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13] 《唐会要》卷四十八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9页。

　　[1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96页。

　　[15] 分见东初《隋唐时代的佛教》、罗时宪《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佛教》，均载《中国佛教史论集(二)――隋唐五代篇》，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第57、188页。

　　[16] 龙慧《略述中国佛教的教难》，载《中国佛教通史论述》，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17] 《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第527页。

　　[18] 同上书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90页。

　　[19] 见潜说友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四“治平寺”条。

　　[20] 《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德清县三德院”条引岑硕诗。

　　[21] 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中译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249页。

　　[22] 《宋高僧传》卷十二《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第276页。

　　[23] 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第三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24]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9页。

　　[25] 《宋高僧传》卷十二《唐衡山昂头峰日照传》，第274页。

　　[26] 胡崇伦修，马章玉增修《康熙仪真县志》卷九《神建传》。

　　[27] 《唐会要》卷四十八“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奏”，第1000页。

　　[2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80页。

　　[29]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95页。

　　[30]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九章，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31] 《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40页。

　　[32]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第五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3] 见《唐故河中府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叙》，载《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1页。

　　[34] 《续补高僧传》卷六《唐龟洋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35] 《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引《传记附录》“王义逸”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21页。

　　[36] 《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第527页。

　　[37] 文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273、2274页。

　　[38] 文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277页。

　　[39] 《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875页。

　　[40] 徐硕修《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六《崇福田记》。

　　[4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7页。

　　[42] 胡适《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载《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43] 《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2页。

　　[44] 仁同《中国佛教大乘八宗》，载《佛教各宗比较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45] 印顺《中国禅宗史》，台中广益书局1971年版第232页。

　　[46]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金石略五”。

　　[47]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金石略五”。

　　[48] 《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附子绹传》。

　　[49] 密宗在宋以后流传的情况，可参见拙着《汉传密教》第三、四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会昌灭佛后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兼论武宗灭法对佛教的影响》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