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被破坏的。纸质的佛经在会昌法难中虽然会受到相当的损失，但总有不少佛经被一些虔诚的佛教徒所偷偷地保存下来。如僧藏奂“时内典焚毁，梵夹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22]。 再如《宋高僧传》卷七《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附元堪传》云：
“及武宗澄汰之际，禀师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阐释门，重茸旧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时经行俨然。前置《法华妙经》积字传唱，《摩诃止观》久而敷扬。”
更主要的是佛经主体《大藏经》避过了法难。“会昌废佛以后，唐朝的皇家官藏仍保持着废佛前的形态：以《贞元录》为依据，但陆陆续续有所增补” [23]。此藏及另一部保存下来的《开元录》在晚唐、五代、北宋被屡屡更造，使得佛教的法源滔滔不绝。宋代以后，很多属于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都失传了，与此相比，由会昌灭法所造成的佛经失传，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僧人在法难虽然遭到冲击，大批被迫还俗，但其中不少人实际上仍是穿着俗衣的僧徒。此类事迹在《宋高僧传》中甚多，兹举数例如下。卷十二《唐长沙石霜山庆诸传附洪諲传》云其：
“俄而会昌中例遭黜退，众人悲泣者、惋叹者，諲晏如也。……时于长沙遇信士罗晏，召居家供施。盖諲执白衣比丘法，初无差失，涉于二载，若门宾焉。大中初，除灭法之律，乃复厥仪，还故乡西峰院”。
同卷《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云其：
“属会昌澄汰，变素服，内秘之心无改。遇大中初年例重忏度，于盐官齐丰寺讲说”。
卷十七《唐京兆福寿寺玄畅传》云其：
“会昌废教矣。时京城法侣颇甚傍徨，两街僧录、辩章，同推畅为首，上表论谏。遂着《历代帝王录》，奏而弗听。由是例从俗服，宁弛道情，龙蛇伏蛰而待时，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厌代，宣宗在天，坏户重开，炎岗息炽。畅于大中中，凡遇诞辰，入内谈论，即赐紫袈裟，充内外临坛大德”。
这些僧人的宗教意志都十分坚决。如“武宗六年，扬州海陵县还俗僧义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为我剃须发，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 [24]。还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暂时改换一下外面装束而已，一旦有机会来临，就会立即再穿僧衣。《唐会要》卷四十八“寺”部云：
“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如此诏下，还俗的僧人们当然更会闻风而复籍。如僧日照“属会昌武宗毁教，照深入岩窟，饭栗饮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兴佛法，率徒六十许人还就昂头山旧基，构舍宇” [25]。 再如释神建“贞元八年示寂，其徒以肉身就加塑饰，生气宛然。武宗会昌中汰天下浮屠教，诸僧遂移其身小帆山，出佛洞中。宋元符、崇宁朝两赐师号，为□虚大圣，遇水旱祷辄应”[26]等等。
大中时代的复教浪潮如此猛烈，“恐数年之间天下二十七万髡如故矣”。僧尼总数不会低于会昌之前。其数目之多甚至使当时宰臣们担心，“虑士庶等物力不逮，扰人生事” [27]。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昌灭佛使大批僧人还俗，本意是让他们回复为农业劳动力，并“递归本贯，充入色役” [28]。但这些僧人多已久离农业劳动。他们不愿意，且在短时间内也不习惯，有的甚至无法(如没有土地)参加农业生产。于是造成如此情况：“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29]。因此法禁一开，他们便争先恐后地纷纷回复旧业了。
其二，由于会昌灭法“最主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 [30]。在此之前，虽有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对佛教进行猛烈的攻击。然“而以其纯为文人，率乏理论上之建设，不能推陈出新，取佛教势力而代之也” [31]。“总观韩愈辟佛的言论，纯从效用上观察，不从思想上立论，所以非常肤浅” [32]。此会昌灭佛的发动，是几乎没有思想意识动员为准备的，尤其是在社会基层的群众之中。它只是对佛教的外在形态进行了冲击，而丝毫动摇不了佛教徒们的思想信仰，如一块会昌五年所立的墓志铭中声称墓主“奉释仰道，虽缁衣黄冠，不能嘉也”[33]。此等即所谓“形仪虽变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 [34]，灭佛只能激起他们的反感。《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引《传神录》有这样一个说“唐武宗”的故事：
“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周穆王)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记算，当与西海君同日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月，帝果晏驾。”
这类传说在当时颇为流行。还如说有一个叫王义逸的“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后来“脑发痈，三日而卒。”并通过他的口说出：“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 [35]。这些传闻的流播，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徒们的情绪，其结果更会坚定他们卫护佛教的信念。前文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了僧徒们身在俗界心在佛，一旦禁令松弛，更不用说是宣宗下诏复教了，便会重操旧业。
其三，大中年间一度还俗的僧众们重披袈裟、复兴佛业是在民间得到相当多的同情，尤其是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大中初，天下寺刹中兴，(僧清)观入京，请大钟归寺鸣击，并重悬敕额，则集贤院学士柳公权书题也。柳复有《诗序》，送其东归。复请《藏经》归寺” [36]。又如在大中三年“通议大夫前守曹州刺史上柱国清河崔耿撰”的《唐故朝散大夫守陕州大都督府左司马上柱国上谷寇公墓志铭并序》中说寇家“有女子子三人，长奉释氏为比丘尼”[37]，似乎是值得称道的。另大中四年“承奉郎前行沂州承县尉上柱国陈圆撰”的《唐故天平军节度使随军将仕郎试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中，也盛称墓主“外叼释教，内究典坟；滋味道业，乐在孤寂”[38]。他们都是道地的士大夫。毫无疑问，这些同情和支持加速了还俗僧复业与佛寺重建的速度。
鉴于上述的因素，会昌灭法在迫使僧众返农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也完全失败了。何况正式下令禁佛灭法的时间不到一年，也就是说那些被迫还俗的僧尼离开寺庙的日子还很短，更由于不少僧徒在还俗时乃“执白衣比丘法”，所以僧众作为传法的载体并不因这短暂的法难而受到较大的影响。
综合上面对僧、经、寺庙碑幢在会昌灭佛中的遭遇的分析，可见武宗灭法对于佛教的打击并没有一些僧史描绘得那么大，甚至可以说反而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从会昌法难到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当中虽然经受了另外一次的挫折，即周世宗的灭法，但佛教发展更甚于前。当时仅江南僧尼人数就达458854人(其中僧397615人，尼61239人)[39]，几乎为武宗灭佛前的一倍，所谓“天禧承平，合僧尼几四十万，闽浙占籍过半焉” [40]。对此王夫之感慨地说：“(会昌灭佛后)然不数年而浮屠转盛，于是所谓黄檗者出，而教外别传之邪说充塞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兴，故曰难也” [41]。法难，对佛教来说真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三)
会昌灭法在近世学术界引起重视的，还因为是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它成了佛教各宗兴衰的一个关键，促成了禅宗的发达和其他宗的没落。如胡适先生云：“(会昌灭佛)尽管残忍而又野蛮，但对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的，可能倒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因为他们根本无须依靠庞大的财产和堂皇的建筑。实在的，他们甚至对于经典也不必依赖”[42]。周叔迦先生云：“会昌灭法，经籍全被焚毁，丧亡殆尽，各宗一时顿衰，唯有禅宗不籍经教，不立文字，更得到发展，于是先后有五家之成立[43]”。在所谓衰落的诸宗中，说是以密宗为甚。如仁同先生云：“(会昌法难)后，所谓瑜伽(即密宗)者，但有法事而流为市井歌呗”[44]。
然此种说法有失片面。因为佛教诸宗的兴衰主要在于其内因，在于其思想仪规是否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短暂的政治打击仅是很次要的因素。就拿禅宗来说，它之发展主要在于它的中国特色最明显，此各家早有所论。何况禅宗在会昌前已成汹涌之势，诚如印顺法师所言：“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 [45]。禅宗在唐宋以降显得比较兴旺，除了其他的原因外，天台、华严诸宗都在广义的范围内奉行禅道，也在客观上有力地壮大了禅的声势。天台、华严等宗在唐以后乃有其兴盛期，此处暂且不论，即使是密宗，会昌之后照样兴旺不衰，湖州那批唐陀罗尼经幢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那些经幢表明当时密宗乃风行于民间。如唐咸通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所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建立幢主”是“乡贡进士赵匡符”。他誓“念火轮金刚真言一万五千遍，念佛顶尊胜陀罗尼一万六千遍，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一万三千遍，……念龙树菩萨化身一切法陀罗尼五万遍，念天王心真言十万遍，念欢喜咒十万遍，念天厨陀罗尼三万遍，右匡符所念前件经咒及舍钱建立此幢” [46]。一个乡贡进士在数量上能念那么多经咒，即使有所夸大，也突出地反映了密宗在当时民间的普及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经幢的刻石题名情况来看，它包含着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不仅有僧尼和一般的男女信徒，而且有“专勾当军事押衙…
《会昌灭佛后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兼论武宗灭法对佛教的影响》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