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被破壞的。紙質的佛經在會昌法難中雖然會受到相當的損失，但總有不少佛經被一些虔誠的佛教徒所偷偷地保存下來。如僧藏奂“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爲《大藏》”[22]。 再如《宋高僧傳》卷七《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附元堪傳》雲：
“及武宗澄汰之際，禀師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茸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俨然。前置《法華妙經》積字傳唱，《摩诃止觀》久而敷揚。”
更主要的是佛經主體《大藏經》避過了法難。“會昌廢佛以後，唐朝的皇家官藏仍保持著廢佛前的形態：以《貞元錄》爲依據，但陸陸續續有所增補” [23]。此藏及另一部保存下來的《開元錄》在晚唐、五代、北宋被屢屢更造，使得佛教的法源滔滔不絕。宋代以後，很多屬于傳統文化的經史子集都失傳了，與此相比，由會昌滅法所造成的佛經失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僧人在法難雖然遭到沖擊，大批被迫還俗，但其中不少人實際上仍是穿著俗衣的僧徒。此類事迹在《宋高僧傳》中甚多，茲舉數例如下。卷十二《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附洪諲傳》雲其：
“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惋歎者，諲晏如也。……時于長沙遇信士羅晏，召居家供施。蓋諲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于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複厥儀，還故鄉西峰院”。
同卷《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雲其：
“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秘之心無改。遇大中初年例重忏度，于鹽官齊豐寺講說”。
卷十七《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雲其：
“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傍徨，兩街僧錄、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谏。遂著《曆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甯弛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宣宗在天，壞戶重開，炎崗息熾。暢于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
這些僧人的宗教意志都十分堅決。如“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爲我剃須發，衣僧衣叁事。”弟如其言” [24]。還俗對他們來說不過是暫時改換一下外面裝束而已，一旦有機會來臨，就會立即再穿僧衣。《唐會要》卷四十八“寺”部雲：
“大中元年閏叁月敕，“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爲政之源。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複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如此诏下，還俗的僧人們當然更會聞風而複籍。如僧日照“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岩窟，飯栗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構舍宇” [25]。 再如釋神建“貞元八年示寂，其徒以肉身就加塑飾，生氣宛然。武宗會昌中汰天下浮屠教，諸僧遂移其身小帆山，出佛洞中。宋元符、崇甯朝兩賜師號，爲□虛大聖，遇水旱禱辄應”[26]等等。
大中時代的複教浪潮如此猛烈，“恐數年之間天下二十七萬髡如故矣”。僧尼總數不會低于會昌之前。其數目之多甚至使當時宰臣們擔心，“慮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 [27]。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會昌滅佛使大批僧人還俗，本意是讓他們回複爲農業勞動力，並“遞歸本貫，充入色役” [28]。但這些僧人多已久離農業勞動。他們不願意，且在短時間內也不習慣，有的甚至無法(如沒有土地)參加農業生産。于是造成如此情況：“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作俗形，無衣可著，無物可吃，艱窮至甚，凍餓不徹，便入鄉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者，皆是還俗僧” [29]。因此法禁一開，他們便爭先恐後地紛紛回複舊業了。
其二，由于會昌滅法“最主要的原因在經濟方面” [30]。在此之前，雖有韓愈上《谏迎佛骨表》，對佛教進行猛烈的攻擊。然“而以其純爲文人，率乏理論上之建設，不能推陳出新，取佛教勢力而代之也” [31]。“總觀韓愈辟佛的言論，純從效用上觀察，不從思想上立論，所以非常膚淺” [32]。此會昌滅佛的發動，是幾乎沒有思想意識動員爲准備的，尤其是在社會基層的群衆之中。它只是對佛教的外在形態進行了沖擊，而絲毫動搖不了佛教徒們的思想信仰，如一塊會昌五年所立的墓志銘中聲稱墓主“奉釋仰道，雖缁衣黃冠，不能嘉也”[33]。此等即所謂“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 [34]，滅佛只能激起他們的反感。《太平廣記》卷一一六引《傳神錄》有這樣一個說“唐武宗”的故事：
“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周穆王)陵下，聞人語于林間，意其盜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對曰：“李某(武宗名)坐毀聖教，減一記算，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魂。”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複見。後數月，帝果晏駕。”
這類傳說在當時頗爲流行。還如說有一個叫王義逸的“值武宗斥毀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後來“腦發癰，叁日而卒。”並通過他的口說出：“君歸爲我告其家，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辄留” [35]。這些傳聞的流播，不僅反映了當時佛教徒們的情緒，其結果更會堅定他們衛護佛教的信念。前文所舉的例子都說明了僧徒們身在俗界心在佛，一旦禁令松弛，更不用說是宣宗下诏複教了，便會重操舊業。
其叁，大中年間一度還俗的僧衆們重披袈裟、複興佛業是在民間得到相當多的同情，尤其是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這種支持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僧清)觀入京，請大鍾歸寺鳴擊，並重懸敕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複有《詩序》，送其東歸。複請《藏經》歸寺” [36]。又如在大中叁年“通議大夫前守曹州刺史上柱國清河崔耿撰”的《唐故朝散大夫守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上柱國上谷寇公墓志銘並序》中說寇家“有女子子叁人，長奉釋氏爲比丘尼”[37]，似乎是值得稱道的。另大中四年“承奉郎前行沂州承縣尉上柱國陳圓撰”的《唐故天平軍節度使隨軍將仕郎試左內率府兵曹參軍李府君墓志銘並序》中，也盛稱墓主“外叼釋教，內究典墳；滋味道業，樂在孤寂”[38]。他們都是道地的士大夫。毫無疑問，這些同情和支持加速了還俗僧複業與佛寺重建的速度。
鑒于上述的因素，會昌滅法在迫使僧衆返農這一點上，可以說是也完全失敗了。何況正式下令禁佛滅法的時間不到一年，也就是說那些被迫還俗的僧尼離開寺廟的日子還很短，更由于不少僧徒在還俗時乃“執白衣比丘法”，所以僧衆作爲傳法的載體並不因這短暫的法難而受到較大的影響。
綜合上面對僧、經、寺廟碑幢在會昌滅佛中的遭遇的分析，可見武宗滅法對于佛教的打擊並沒有一些僧史描繪得那麼大，甚至可以說反而刺激了佛教的發展。從會昌法難到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不到二百年的時間，當中雖然經受了另外一次的挫折，即周世宗的滅法，但佛教發展更甚于前。當時僅江南僧尼人數就達458854人(其中僧397615人，尼61239人)[39]，幾乎爲武宗滅佛前的一倍，所謂“天禧承平，合僧尼幾四十萬，閩浙占籍過半焉” [40]。對此王夫之感慨地說：“(會昌滅佛後)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于是所謂黃檗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興，故曰難也” [41]。法難，對佛教來說真可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叁)
會昌滅法在近世學術界引起重視的，還因爲是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即它成了佛教各宗興衰的一個關鍵，促成了禅宗的發達和其他宗的沒落。如胡適先生雲：“(會昌滅佛)盡管殘忍而又野蠻，但對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的，可能倒加強了他們的勢力，因爲他們根本無須依靠龐大的財産和堂皇的建築。實在的，他們甚至對于經典也不必依賴”[42]。周叔迦先生雲：“會昌滅法，經籍全被焚毀，喪亡殆盡，各宗一時頓衰，唯有禅宗不籍經教，不立文字，更得到發展，于是先後有五家之成立[43]”。在所謂衰落的諸宗中，說是以密宗爲甚。如仁同先生雲：“(會昌法難)後，所謂瑜伽(即密宗)者，但有法事而流爲市井歌呗”[44]。
然此種說法有失片面。因爲佛教諸宗的興衰主要在于其內因，在于其思想儀規是否適應中國社會的實際，短暫的政治打擊僅是很次要的因素。就拿禅宗來說，它之發展主要在于它的中國特色最明顯，此各家早有所論。何況禅宗在會昌前已成洶湧之勢，誠如印順法師所言：“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來” [45]。禅宗在唐宋以降顯得比較興旺，除了其他的原因外，天臺、華嚴諸宗都在廣義的範圍內奉行禅道，也在客觀上有力地壯大了禅的聲勢。天臺、華嚴等宗在唐以後乃有其興盛期，此處暫且不論，即使是密宗，會昌之後照樣興旺不衰，湖州那批唐陀羅尼經幢就有力地證明這一點。那些經幢表明當時密宗乃風行于民間。如唐鹹通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所立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的“建立幢主”是“鄉貢進士趙匡符”。他誓“念火輪金剛真言一萬五千遍，念佛頂尊勝陀羅尼一萬六千遍，念大悲心陀羅尼神咒一萬叁千遍，……念龍樹菩薩化身一切法陀羅尼五萬遍，念天王心真言十萬遍，念歡喜咒十萬遍，念天廚陀羅尼叁萬遍，右匡符所念前件經咒及舍錢建立此幢” [46]。一個鄉貢進士在數量上能念那麼多經咒，即使有所誇大，也突出地反映了密宗在當時民間的普及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些經幢的刻石題名情況來看，它包含著相當廣泛的社會階層，不僅有僧尼和一般的男女信徒，而且有“專勾當軍事押衙…
《會昌滅佛後的湖州唐陀羅尼經幢——兼論武宗滅法對佛教的影響》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