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才能够真正开始并实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释道实际上只是傀儡，在后面操纵这些傀儡的是法家思想。由于法家误认人性为恶，所以，其思想是功利主义的，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因此，以此为精神基础而建立的郡县皇权专制政体也是极尽其功利而没有道德底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文化实际上尚且处于一个尚未真正启蒙的状态。因此，中华文明从未孕育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宗教，也从未能够把所引入的佛教或其他宗教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器物可以购置，科技可以学习，但制度的模仿却总是不伦不类，而学习和改造文化的道路也始终充满了崎岖、坎坷与挫折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日本人。在历史上，日本人借助佛教所赋予的智慧，更深入地了解了人性，所以，虽然从中国学走了很多东西，但那些用起来不如意、收效不好的东西，诸如郡县制度、科举制度，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弊端，不再使用；而诸如太监制度、妇女缠足这样愚蠢之极、亵渎人格的文化糟粕，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为止采用的都是诸侯分封制度，那是真正的裂土分权，那里面有很深的信任，是一个真正的信任机制。他们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军事权、立法权、税收权，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但是，诸侯跟幕府，跟天皇，又能保持很好的相互信赖关系。明治维新虽然废除了幕府、诸侯制度，也曾一度“废佛毁释”，但最后毕竟还是采取了保护信教自由的政策，佛教没有受到彻底的破坏，因此，他们的文化基础没有大的改变，他们的人文素质没有大的改变，他们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和信赖关系没有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很快，很容易，效率高而成本低。所以，今天，日本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才能够名列前茅。
当然，由于明治维新把“神佛分离”政策贯彻到底，将佛教排除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因而破坏了日本神道一千数百年来“神佛习合”、“本地垂迹”的理论基础，导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大行其道，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暴烈不羁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封建制向工业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民主制社会的过渡，其实质就是人的创造力不断提高、人性尊严不断觉醒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向着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普遍的方向过渡。而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废佛毁释，废除了封建制及其文化依托，由君主立宪而转向军国主义(军事法西斯专制)道路，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强烈的蔑视人性尊严、压抑人的创造力、向郡县皇权专制方向过渡的倾向，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大倒退，因此，其最终的失败也就是预先所注定的了。
圣德太子所奠定的将佛教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国策，曾经给日本带来了一千数百年的相对富强和安定，而一旦背此道而驰，则走向了无视人性尊严和因果报应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既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民族招来了灭顶之灾。这正好证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日本人民所必须吸取，而其他国家也应该借鉴的重大历史教训。
当然，一千数百年来，佛教在日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大乘佛教的思想和伦理观念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伦理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因而能有效地保护其人文水土，特别是二战以后制定了和平宪法，直接导入了民主政体，使其文化倒退还没有走得太远就重新返回文化发展的轨道，因而使其佛教的人文生态获得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这一切无不为其明治维新后向工业强国过渡，乃至为其二战之后的迅速复兴、经济崛起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人文支撑。
三、结语——突破文化瓶颈，
走出历史怪圈总之，通过如上的文化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确认，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自古以来，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无知、对人性的误解、对人性的缺乏敬畏，以及基于对人性的无知、误解和缺乏敬畏而作的短视的制度设计和失衡的利益安排。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文化瓶颈。并由此而形成了历代王朝重蹈覆辙式的兴亡轮替的历史怪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推行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国策，实际上是迈开了史无前例的一步。而这一步，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预示了突破文化瓶颈，把中华民族引出历史怪圈，引向长治久安光明前途的征兆。
然而，要想真正迈向这个光明前途，中华民族还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突破文化瓶颈，弄清人性的实质，在体悟人性的基础上敬畏人性，彻底弥补我们民族文化的先天不足。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有效而妥善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安排。
所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应该把对人性的误解这个文化死结打开，应该对佛教所揭示的“佛性缘起”这样的宇宙人生的实相和根本法则有所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对人性抱有信心，相信人性的神圣，人格的平等，相信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善待。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才能真正重新举起文化的旗帜。
如果困扰了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这个文化瓶颈能够获得突破，迷失人性的严重文化先天不足能够得到弥补，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境界将会获得飞跃性的提高，将会使中华民族在平稳走完学习西方文明三阶段的同时，彻底改善和充实自身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物质层次、物质精神相互涉入交融的层次、精神文化层次)，永远告别历史怪圈。
附录——两点补充说明：
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因为长期的和平致使人口增加；人口增加，致使资源匮乏；资源匮乏而分配方式不善，于是引起争夺；于是群雄混战，争雄天下——无非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养活过量增加的人口而已。
所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认为是：
和平——人口增加——资源匮乏——分配不合理——人心不平——争夺资源——天下大乱——人口减少，天下疲惫，希望和平——和平——人口增加……如此而循环往复……
因此，郡县皇权专制制度的起源就容易理解了。那就是，郡县皇权专制体制，是军事体制。因为，1、高度集中的权利，有利于军事行动。2、猜疑的文化传统致使权利、利益不能公允地分级下放。而这个制度弊端的根源就是文化的不发达(因而才会有这种悖逆人性的分配制度)。
二、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虽然不是由于如上的原因，但却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威胁而决心强国，以及为了参与列强的殖民战争。但是由于日本有信任文化的基础，因此，1、可以成功进行君主立宪；2、迅速过渡为工业化国家；3、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分配的不合理，使国家能够上下一心，秩序井然；4、军部能够有过大的权利，乃至能够左右最高层的决策。
注释：
①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参见庞朴《文化概念及其他》(同上)。
③新浪网2004年8月21日报道：【中新社上海8月20日电】中国制度经济学派着名学者……林毅夫今天在沪大胆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有望赶上美国，但必须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才有可能。他是在……全球首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向数百名海内外学者、官员发表以上看法的。
④《大智度论》卷十一：“诸法因缘生，是法说因缘，是法因缘尽，大师如是说。”(《大正藏》25，p.136.3)《中论》：“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大正藏》30，p.34.3)
此中，因，指主要之起因；缘，指令因成就之助缘。
⑤《大般涅槃经》卷第五(昙无谶译)：“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决定。决定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正藏》12，p.395.3)
⑥《大般涅槃经》卷第六(昙无谶译)：“智者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乘经典。”(《大正藏》12，p.402.3)
卷第九：“譬如王使善能谈论巧於方便奉命他国。宁丧身命终不匿王所说言教。智者亦尔。於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说大乘方等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大正藏》12，p.419.1)
⑦《中阿含经》《舍梨子相应品象迹喻经第十》：“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大正藏》1，p.467.1)
《杂阿含经》卷十二：“我今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云何为因缘法。谓此有故彼有……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所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来自觉知。成等正觉。(《大正藏》2，p.84.2)
《大般涅槃经》(昙无谶译)：“善男子。如来亦尔。於诸众生犹如良医。知诸烦恼体相差别而为除断。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大正藏》12，p.410.3)“所谓佛性。非是作法。但为烦恼客尘所覆。若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能断除者。即见佛性成无上道。”(同p.411.2 ~ p.411.3)
“如是字义能令众生口业清净。众生佛性则不如是假於文字然後清净。何以故。性本净故虽复处在阴界入中。则不同於阴入界也。是故众生悉应归依诸菩萨等。以佛性故等视众生无有差别。(同p.414.1)
“善男子。佛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所作非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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