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乐坏”，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没有讨论清楚人性、人心的实质。(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大儒孔子，也没有说清楚人性是怎么回事。其后辈诸儒则或说性善［孟子］，或说性恶［荀子］，究竟如何，也没有定论。)而秦汉以后，在以法家和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内法外儒)，人性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人本主义思想一直不能复活，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机会纠正秦始皇所犯下的错误。因此可以说，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不安定(无论哪个朝代都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就是迷失人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瓶颈之所在。
(三)破解历史怪圈——以佛教智慧拨云见日
为什么说迷茫了对人性的认识，就是中国文化的瓶颈所在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佛教文化的参照系中观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性的问题，佛教早就搞清楚了。
佛教既不会轻视人的存在，也不会说人性必定是善是恶，因为佛教说佛性，说因缘，说因果，说缘起性空，人性自然不能例外。那么，人性的“佛性缘起”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那就是：人，你善待他，他就会善待你；你恶待他，他就会恶待你。你信任他，他就会信任你；你不信任他，他就会不信任你。如响应声，如影随形。因果报应，分毫不爽。
因此，人性的实质是“佛性缘起”的问题，而不是善恶的问题。探讨人性的善恶，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因此，无论认定“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不能形成对人性的敬畏，而只会造成对人格的亵渎：如果认定人性恶，那么就会从一开始便把人当作恶人精心提防，并堂而皇之地纵容自己的恶念恶行，是从一开始就亵渎；如果认定人性善，就会因为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罪恶而对人性失去信心(找不到恶的源头和消解的途径)，或变得愤世嫉俗，或变得玩世不恭，乃至为建立乌托邦而祸害世间，其结果还是造成对人格的亵渎。所以，佛教彻底觉悟和揭示了人性的“佛性缘起”的属性，是对人格尊严的最大彰显和最大尊重，是对人类最伟大、最深远的贡献。
另外，关于人性平等的问题——人性是否平等？为什么平等？——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同样没有明确的解答。法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儒家对此态度暧昧甚至自相矛盾(后世的主流儒家思想以不平等的伦理观念为主，费孝通《乡土中国》称之为“差序格局”)。但佛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是清清楚楚的。佛教认为人的一切(乃至诸法)都是缘起性空的、相互彼此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具有可以成佛的素质，亦即与佛同等的素质、一种无限的潜能)，所以人性是平等的、尊贵的、不可思议的、应当敬畏的，所以，人不可以欺压人，人不可以歧视人，社会必须有公正，否则必有报应。
《老子》里有句话长久以来被哲学家们误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往的解释是：“天地无所谓仁慈，所以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也无所谓仁慈，所以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祭神用的草狗，如今日的纸钱之类，价值卑微)这是多么冷酷而残忍的解释！其实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天地是不会对那种以万物为刍狗的做法仁慈的，圣人是不会对那种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仁慈的”(或者：当天地麻木不仁了才会以万物为刍狗，当圣人麻木不仁了才会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会对“以万物为刍狗”予以报应，圣人会对“以百姓为刍狗”予以惩罚，这才是天道，才是王道，(才会有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奚为后我？——《孟子· 梁惠王章句》：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这样解释，才符合天理人性。
所以，《老子》接下来讲：“天地之间其犹槖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不正是在譬喻“因果报应”吗？不正是讲“有压迫，就有反抗”吗？天地之间是什么？是人！是大自然！而人和大自然就像一个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风箱虽然是中空的，但它不屈，如果你压迫它，它就会反抗，而且加多大力，就会有多大力的反抗。所以，人对人、对大自然都应该敬畏，应该以人为神圣之存在，而不可以人为刍狗；应以大自然为神圣之存在，而不可以大自然为刍狗。
然而，敬畏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是淡薄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性向来缺乏切实的体察和敬畏，所以才会有法家思想主导下的郡县皇权专制制度的彻底建立，把人放在一种绝对不公正、不平等、无尊严的位置上。而且即使这个不公正、不平等、无尊严的位置也极不安定。圣旨即法律，使天子之下的一切王公大臣、黎民百姓都有可能朝不保夕。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天子之下(基础)不得安定，那么天子自身自然也就不得安定。这也是郡县制为核心的专制体制非常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来搞郡县专制政治，其结局必然是失败。因为，郡县制是对人猜忌的心理的制度化，是“人性恶”观念的制度化，是从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心理出发而设计的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必然会搞恶性权力制约，薄奖赏而滥刑罚，其结果，必定催化岀更多更大的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因而会导致淘汰忠良，进用奸佞，使君臣上下相互猜忌，相互欺诈，最后导致天下官员相互倾轧，相互掣肘，使国家的政治管理成本无限膨胀，政权危机四伏。
所以，这个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的制度，它的初衷就错了，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天下官员都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其结果必然就是天下官员都离心离德，站到其对立面上，上下博弈，使政权无法有效运行。另一方面，传统郡县专制政治由于畸形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安排，还必定会搞“愚民政治”，欺压百姓，造成民心背离，民怨沸腾。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政治极不安定，人心极为涣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权崩溃，则必然会伴随以天下大乱。
而且，郡县皇权专制这个起源于猜忌和背叛心理的“疑人用，用人疑”的“不信任”机制，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又与强烈要求忠诚、服从和胸怀大志的儒家思想伦理观念相互交织，挤压和扭曲人心和人格，逐渐造就了一种由虚伪、欺诈、猜忌和背叛交织在一起的黑暗的官场文化。隋唐以后，这种黑暗的官场文化又透过官本位的科举制度，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式向整个文化领域渗透，全面毒害中国文化，使官本位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而广泛的相互不信任共识，积淀为一种深厚的自私自利的不信任文化，最终把中华民族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一盘散沙。这就是，背叛的逻辑产生背叛的制度，背叛的制度导致背叛的结局。这就是佛教所揭示的因缘法则、“因果报应”。因缘法则、因果报应是宇宙人生的普遍法则和根本规律，它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同样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当然，当我们依据因缘法则来观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几百年、甚至一、二千年的时间跨度，方才能够观测出一个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和轨迹。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构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文化问题呢？即：因为世间一切制度都是针对人群而设计的，所以，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人——的价值判断，并基于这一价值判断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利益的安排。因此，如果把人性是怎么回事(人性的本质)弄错了，把人的价值判断错了，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把制度设计错，使利益安排失衡。如果从根本上把制度设计错了，使利益安排失衡了，那么，社会秩序必然走向混乱和崩溃的失败也就等于预先注定了(这可称之为“内在自我毁灭基因”)。中国传统的郡县皇权专制政治总是注定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此。它形成了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始终轮回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的历史怪圈，造成了二十五个王朝重蹈覆辙式的兴败轮替。而作为其根源的文化瓶颈，则正是对人性的错误认知和对人的价值的错误判断。
如果我们将这个理论架构进一步向前推衍，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应该是：一个文化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将决定该文化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判定。唯有这个终极价值的判定，才能对该文化辐射范围内的人类的伦理道德构成强制性的约束，形成一个道德底线，并直接影响该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政治)和利益安排(经济)。一般来说，一个文化的终极价值往往由该文化中所产生的宗教来提供(判定)，因此，人类伦理道德基石的使命往往由宗教来承担。所以，一个文化所孕育出的宗教往往既凝结了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成为衡量该文化的境界高低的指标。
哲学虽然也可以提供某种终极价值，但哲学所提供的终极价值由于是思辨性的而不是超验性的，是个性化的而不是普世化的(受个人资质的决定性影响和限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哲学所能提供的“终极价值”也就毕竟难以成为人类普世伦理道德的足够坚固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在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当然，从另一面来看，一个宗教一旦被定式化，它也会失去活力，反过来成为束缚人类精神的枷锁。因此宗教也需要伴随着人类的不断觉醒和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升华，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对自身内在的矛盾不断进行调整，需要自己的文化也相应地不断调整和升华。因此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无不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所有现代国家都提倡政教分离，以及西方世界在近现代所取得的伟大的社会进步的成就，必须在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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