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樂壞”，而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沒有討論清楚人性、人心的實質。(被後世尊爲聖人的大儒孔子，也沒有說清楚人性是怎麼回事。其後輩諸儒則或說性善［孟子］，或說性惡［荀子］，究竟如何，也沒有定論。)而秦漢以後，在以法家和儒家思想爲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裏(內法外儒)，人性的問題也始終沒有得到澄清，人本主義思想一直不能複活，因而也就始終沒有機會糾正秦始皇所犯下的錯誤。因此可以說，秦漢以來中國政治不安定(無論哪個朝代都不能長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是文化問題。所謂文化問題就是迷失人性的問題。筆者認爲，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瓶頸之所在。
(叁)破解曆史怪圈——以佛教智慧撥雲見日
爲什麼說迷茫了對人性的認識，就是中國文化的瓶頸所在呢？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到佛教文化的參照系中觀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性的問題，佛教早就搞清楚了。
佛教既不會輕視人的存在，也不會說人性必定是善是惡，因爲佛教說佛性，說因緣，說因果，說緣起性空，人性自然不能例外。那麼，人性的“佛性緣起”將會是怎樣的情形呢？那就是：人，你善待他，他就會善待你；你惡待他，他就會惡待你。你信任他，他就會信任你；你不信任他，他就會不信任你。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因果報應，分毫不爽。
因此，人性的實質是“佛性緣起”的問題，而不是善惡的問題。探討人性的善惡，實際上是一個僞命題。
因此，無論認定“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都不能形成對人性的敬畏，而只會造成對人格的亵渎：如果認定人性惡，那麼就會從一開始便把人當作惡人精心提防，並堂而皇之地縱容自己的惡念惡行，是從一開始就亵渎；如果認定人性善，就會因爲人世間層出不窮的罪惡而對人性失去信心(找不到惡的源頭和消解的途徑)，或變得憤世嫉俗，或變得玩世不恭，乃至爲建立烏托邦而禍害世間，其結果還是造成對人格的亵渎。所以，佛教徹底覺悟和揭示了人性的“佛性緣起”的屬性，是對人格尊嚴的最大彰顯和最大尊重，是對人類最偉大、最深遠的貢獻。
另外，關于人性平等的問題——人性是否平等？爲什麼平等？——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同樣沒有明確的解答。法家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儒家對此態度暧昧甚至自相矛盾(後世的主流儒家思想以不平等的倫理觀念爲主，費孝通《鄉土中國》稱之爲“差序格局”)。但佛教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卻是清清楚楚的。佛教認爲人的一切(乃至諸法)都是緣起性空的、相互彼此的，“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具有可以成佛的素質，亦即與佛同等的素質、一種無限的潛能)，所以人性是平等的、尊貴的、不可思議的、應當敬畏的，所以，人不可以欺壓人，人不可以歧視人，社會必須有公正，否則必有報應。
《老子》裏有句話長久以來被哲學家們誤解：“天地不仁以萬物爲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刍狗”。以往的解釋是：“天地無所謂仁慈，所以以萬物爲刍狗；聖人也無所謂仁慈，所以以百姓爲刍狗”，(刍狗是祭神用的草狗，如今日的紙錢之類，價值卑微)這是多麼冷酷而殘忍的解釋！其實這句話應該解釋爲：“天地是不會對那種以萬物爲刍狗的做法仁慈的，聖人是不會對那種以百姓爲刍狗的做法仁慈的”(或者：當天地麻木不仁了才會以萬物爲刍狗，當聖人麻木不仁了才會以百姓爲刍狗)，也就是說，天地會對“以萬物爲刍狗”予以報應，聖人會對“以百姓爲刍狗”予以懲罰，這才是天道，才是王道，(才會有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奚爲後我？——《孟子· 梁惠王章句》：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這樣解釋，才符合天理人性。
所以，《老子》接下來講：“天地之間其猶槖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這不正是在譬喻“因果報應”嗎？不正是講“有壓迫，就有反抗”嗎？天地之間是什麼？是人！是大自然！而人和大自然就像一個風箱，“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風箱雖然是中空的，但它不屈，如果你壓迫它，它就會反抗，而且加多大力，就會有多大力的反抗。所以，人對人、對大自然都應該敬畏，應該以人爲神聖之存在，而不可以人爲刍狗；應以大自然爲神聖之存在，而不可以大自然爲刍狗。
然而，敬畏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畢竟是淡薄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人性向來缺乏切實的體察和敬畏，所以才會有法家思想主導下的郡縣皇權專製製度的徹底建立，把人放在一種絕對不公正、不平等、無尊嚴的位置上。而且即使這個不公正、不平等、無尊嚴的位置也極不安定。聖旨即法律，使天子之下的一切王公大臣、黎民百姓都有可能朝不保夕。人無恒産則無恒心，天子之下(基礎)不得安定，那麼天子自身自然也就不得安定。這也是郡縣製爲核心的專製體製非常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能夠明白這個道理，就可以明白爲什麼中國古人站在人性惡的立場上來搞郡縣專製政治，其結局必然是失敗。因爲，郡縣製是對人猜忌的心理的製度化，是“人性惡”觀念的製度化，是從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心理出發而設計的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官僚製度，這種製度必然會搞惡性權力製約，薄獎賞而濫刑罰，其結果，必定催化岀更多更大的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製度(最典型的就是科舉製)，因而會導致淘汰忠良，進用奸佞，使君臣上下相互猜忌，相互欺詐，最後導致天下官員相互傾軋，相互掣肘，使國家的政治管理成本無限膨脹，政權危機四伏。
所以，這個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的製度，它的初衷就錯了，它從一開始就已經把天下官員都放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上，其結果必然就是天下官員都離心離德，站到其對立面上，上下博弈，使政權無法有效運行。另一方面，傳統郡縣專製政治由于畸形的製度設計和利益安排，還必定會搞“愚民政治”，欺壓百姓，造成民心背離，民怨沸騰。其結果必然會造成政治極不安定，人心極爲渙散。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每當政權崩潰，則必然會伴隨以天下大亂。
而且，郡縣皇權專製這個起源于猜忌和背叛心理的“疑人用，用人疑”的“不信任”機製，自漢代獨尊儒術開始，又與強烈要求忠誠、服從和胸懷大志的儒家思想倫理觀念相互交織，擠壓和扭曲人心和人格，逐漸造就了一種由虛僞、欺詐、猜忌和背叛交織在一起的黑暗的官場文化。隋唐以後，這種黑暗的官場文化又透過官本位的科舉製度，以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形式向整個文化領域滲透，全面毒害中國文化，使官本位的中國人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深刻而廣泛的相互不信任共識，積澱爲一種深厚的自私自利的不信任文化，最終把中華民族變成了軟弱無力的一盤散沙。這就是，背叛的邏輯産生背叛的製度，背叛的製度導致背叛的結局。這就是佛教所揭示的因緣法則、“因果報應”。因緣法則、因果報應是宇宙人生的普遍法則和根本規律，它不僅決定個人的命運，也同樣決定國家、民族的命運。當然，當我們依據因緣法則來觀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的時候，往往需要一個幾百年、甚至一、二千年的時間跨度，方才能夠觀測出一個比較完整而清晰的輪廓和軌迹。
有鑒于此，筆者認爲，我們是否可以嘗試構建這樣一個理論框架來解釋文化問題呢？即：因爲世間一切製度都是針對人群而設計的，所以，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來說，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關重要的。因爲，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將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對其最基本的組成要素——人——的價值判斷，並基于這一價值判斷來進行社會製度的設計和社會利益的安排。因此，如果把人性是怎麼回事(人性的本質)弄錯了，把人的價值判斷錯了，那麼就會從根本上把製度設計錯，使利益安排失衡。如果從根本上把製度設計錯了，使利益安排失衡了，那麼，社會秩序必然走向混亂和崩潰的失敗也就等于預先注定了(這可稱之爲“內在自我毀滅基因”)。中國傳統的郡縣皇權專製政治總是注定不能長治久安的根本原因，顯然就在于此。它形成了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來始終輪回于其中而無法自拔的曆史怪圈，造成了二十五個王朝重蹈覆轍式的興敗輪替。而作爲其根源的文化瓶頸，則正是對人性的錯誤認知和對人的價值的錯誤判斷。
如果我們將這個理論架構進一步向前推衍，那麼，接下來的結論應該是：一個文化對人性本質的認識和把握，將決定該文化對“人的終極價值”的判定。唯有這個終極價值的判定，才能對該文化輻射範圍內的人類的倫理道德構成強製性的約束，形成一個道德底線，並直接影響該人類社會的製度設計(政治)和利益安排(經濟)。一般來說，一個文化的終極價值往往由該文化中所産生的宗教來提供(判定)，因此，人類倫理道德基石的使命往往由宗教來承擔。所以，一個文化所孕育出的宗教往往既凝結了該文化的精華，同時也成爲衡量該文化的境界高低的指標。
哲學雖然也可以提供某種終極價值，但哲學所提供的終極價值由于是思辨性的而不是超驗性的，是個性化的而不是普世化的(受個人資質的決定性影響和限製)，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因此，哲學所能提供的“終極價值”也就畢竟難以成爲人類普世倫理道德的足夠堅固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在人類文化和人類社會中的價值和作用是永遠不可替代的。
當然，從另一面來看，一個宗教一旦被定式化，它也會失去活力，反過來成爲束縛人類精神的枷鎖。因此宗教也需要伴隨著人類的不斷覺醒和文明的不斷進步而不斷升華，因爲人類社會需要對自身內在的矛盾不斷進行調整，需要自己的文化也相應地不斷調整和升華。因此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無不發生過宗教改革運動，所有現代國家都提倡政教分離，以及西方世界在近現代所取得的偉大的社會進步的成就，必須在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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