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是必然的因果规律。因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心”这一佛教徒最根本的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慈悲、廉洁、清净、诚信等优秀精神品质和道德实践，都将给生命的重复博弈带来长远而真实的利益。佛教“自利利他”的人生观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宇宙人生根本法则的最大运用。这样的人生价值取向，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可以说，就是追求人生生死轮回重复博弈中的利益最大化。
同时，佛教的自利利他不仅仅局限于有情世界(指众生)，而且也扩展至整个无情世界(指山河大地)亦即整个自然界，因为，佛教认识到不仅众生身心状态的好坏由过去世善恶业的果报(众生之身心称为正报)所决定，而且身心之外的物质世界亦即整个自然界的状态好坏也无不由众生过去世的善恶业的果报(山河大地、生存环境称为依报)所决定。众生的身心与整个自然界实际上具有一种相互依托、相互影响、不可割舍的必然联系。所以，佛教认为山川草木也有佛性。众生对整个自然界也必须珍爱，否则要遭其报应。
因此，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自己；虐待大自然，就是虐待自己。这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因缘、因果关系。现代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经济学的“绿色GDP”之说，与佛教的这种认识和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教的这种根植于三世因果观之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深远的智慧、一个深邃的睿智，因此，无论什么人、什么民族、什么社会，只要能把这种智慧和伦理道德观念融入他的生命，融入他的生活，就必定会给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带来最长远、因而也就是最大化的利益。(“人有远虑，则无近忧”)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功德无量”。
因此可知，所谓道德，其实就是行此道，得此益；是正顺因果。所以，有道无得，非是真道；有得无道，非是真得。唯有顺缘起大道，得真实长远利益，才是真正的有道有得，才是真正的道德。
佛教是慈悲与智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宗教；慈悲与众生佛性相应，智慧与诸法因缘相应，如大鹏之有双翼，必致高远。
(二)中国文化的瓶颈——比较与显现
佛教的根本思想是这样的殊胜，所以，历史上，当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时，日本的统治者就把佛教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人类文化，奉为治国安邦的指针，从那以来，日本民族从佛教那里获益良多。而在中国，佛教传入虽然比日本早得多，但由于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始终把佛教作为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以及可有可无的摆设，因而使其深受专制文化制约，不能充分发挥其所蕴含的深睿智慧和积极精神，使中华民族无法运用这个智慧法宝有效扬弃自己文化中的糟粕，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不得不说，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从佛教那里获益甚少。
《释氏稽古略》卷四引《十三朝圣政录》说：“甲申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入朝。因言其国传世八十，历年三千二百矣，帝谓辅臣曰：中国自唐末五代分裂，不但其君朝成夕败，臣亦诛死相寻。朕兢兢求治，冀上穹鉴，为子孙长久计，卿等亦保世禄。”
说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来中国求法，回国前入朝拜见太宗，言谈之中提到其国天皇已经传世八十代，历时三千二百年了(这里面虽有很大水分，但自圣德太子时期到那时，也有五百年了)。宋太宗听了十分感慨，对辅臣们说：“中国自唐末分裂以来，经历了五代十国，不但其君王朝成夕败，其臣子也跟着他们一起丧身辱命。所以朕兢兢业业治理国家，以图感动上苍，好让我的子孙皇运长久，也让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们永保世禄。”这件事情，《宋史》也有相同记载。
自那以来，一千零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国依然还是那一系天皇，而中国已不知又改换了多少朝代；在这些改朝换代的天翻地覆中，又不知有多少生灵涂炭。其中缘由，岂不值得深思？
中国人大都知道，在历史上，日本人从中国学走了很多东西，但一般却不知日本人从中国学东西，是进行了非常慎重的选择的。比如说，他们全盘而彻底的学习并接受了佛教，而且奉若圭臬，乃至发扬光大；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所尊奉的那些所谓“治国安邦”的“大法”，比如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则浅尝辄止；而诸如太监(宦官)制度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制度和妇女缠足等文化陋习则根本未学。为什么他们对这些东西浅学便舍，或者干脆不学？笔者以为是因为佛教所赋予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人性，因而彻底扬弃了这些中国文化的糟粕。
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呢？
众所周知，大一统的郡县专制政体是秦始皇所创，并成为他之后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制度。在秦以前，夏、商、周都实行诸侯分封制。他们维护诸侯之间和平共处的方法，夏、商已难得其详，但周朝有“周公制礼”。
什么是礼？“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记》)，就是维护天下(诸侯国)和平共处的公共伦理——天下公理，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就是说，礼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和平、社会和谐，这是其最大价值所在。先王之道的最卓越之处就在于此。无论大国小国，都要依礼而行。当发生冲突时，应当本着“和”的理念而追求和平，为此，如果双方不用礼来自我节制的话，终究是不能实现和平的。因为礼可以使天下诸侯国和平共处，生民免于战争涂炭，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如果能依靠“礼”(天下公理)来使天下诸国相互尊重，彼此节制，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使天下太平无事，万民安居乐业，那么，这就是“仁”--世间最大的仁慈。所以，“仁”是个高尚的境界；礼而仁的文化，象征着一种相当高度的文明。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天下诸国以贪婪、残暴之心相互征伐，相互兼并，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生灵涂炭。最后兼并为六国，又由强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本可以重光传统的王道文化，重建礼乐——天下公理——以维护天下和平。可他却辜负了天下的期待，不仅没有重建礼乐，反而独揽天下，正式确立了郡县制度，实行皇权专制，以霸道代替王道，以集权代替封建，以法术钳制天下，以严刑奴役万民。因此，天下不堪重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群雄纷纷响应，使秦数百年基业转瞬之间轰然崩塌，灰飞烟灭——从秦始皇统一到秦朝灭亡，仅仅维持了十五年时间。
圣王之道，善察人性之本源，善循天下之公理，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赏罚公正，有礼有节，所以，不仅能裂土分权，封侯建国，而且还能建立以礼为规则的信任机制，使天下长久和平。但秦始皇却与此恰恰相反，不仅不能善察人性本源，不能善循天下公理，而且还认定人性险恶，“疑人用，用人疑”，赏罚不公，刑罚无度，因此不仅不能分权裂土，封侯建国，而且还彻底建立了毫无公理可言(一家私理，任意变幻)的不信任机制——郡县皇权专制体制。这个体制对人心所产生的压迫，必然会令当世之人感受到过分强烈的文化反差，激化出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因而导致国家迅速崩溃。(《史记》)
然而，后世的统治者(隋唐以降)不仅对此没有充分的反省，反而为了满足郡县专制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创设了郡县制的衍生制度——科举制，将郡县制的弊端发挥至极致。(至于宦官制度对人性之猜忌和人格之亵渎就更不待言了。因篇幅之限，对此问题的讨论暂且从略。)可以说，诸如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宦官制度这些中国古代政体的核心制度，都是独占的私欲和人与人之间严重信任危机的产物，特别是郡县制和宦官制，它们是最典型的“疑人用，用人疑”的制度——它们被设计出来的动机和前提就是对权利的贪执和对他人的猜忌与背叛。
因此，作为因果规律的必然结果，它势必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导致更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背叛。所以，可以说，郡县专制制度及其文化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和文化，自我颠覆，势在必然。
而且，如果从经济学的成本思维角度来看，这样的制度肯定会是效率最低而成本最高的。因为，由于对人不信任、对官员心存疑虑和猜忌，所以势必要搞监督，搞监督的监督，乃至监督的监督的监督……因此必定会导致行政管理成本无限膨胀，最终高到国家财政无法承受。另一方面，除了经济成本之外，还有把“好人变坏”、“淘汰忠良”、“进用奸佞”的政治成本。这是因为，创设郡县制度的前提是不信和猜忌，所以，尽忠职守、悲天悯人、胸怀大略的贤臣良将，由于他们出自天性的信天爱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苟且偷安，所以他们往往会因坚持个人的信念和原则而不善与朝廷博弈，因而被强制淘汰出局，或者被迫归隐田园。因此，中国官场所形成的潜规则是：欲在官场中存活，必须胸无大志、八面玲珑、明哲保身，若要飞黄腾达，还必须学会善于与朝廷博弈，玩弄权谋，欺上瞒下，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乃至鱼肉百姓等等。虽然这些渎职恶行会导致政纲不举、民心背离，但由于这些早在体制的预计之中(性恶观念、专制制度)，所以，只要不明显破坏体制的内部和谐，一般都会平安无事。然而，这样一来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朝中无有贤臣良将，民心犹如一盘散沙，一旦国家有难，则参天广刹往往轰然崩塌。回顾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几乎无一例外。
所以，秦始皇确立郡县皇权专制政体，由天下公理转向一家私理，与传统的“王道文化”彻底决裂，这一选择，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大倒退。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大倒退，当然是因为春秋战国以前的那种尚且能够尊重人性、关照人心、热爱和平的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逐渐沦落，所谓“礼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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