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是必然的因果規律。因此，“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心”這一佛教徒最根本的倫理觀念和行爲准則，以及慈悲、廉潔、清淨、誠信等優秀精神品質和道德實踐，都將給生命的重複博弈帶來長遠而真實的利益。佛教“自利利他”的人生觀可以說正是對這一宇宙人生根本法則的最大運用。這樣的人生價值取向，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可以說，就是追求人生生死輪回重複博弈中的利益最大化。
同時，佛教的自利利他不僅僅局限于有情世界(指衆生)，而且也擴展至整個無情世界(指山河大地)亦即整個自然界，因爲，佛教認識到不僅衆生身心狀態的好壞由過去世善惡業的果報(衆生之身心稱爲正報)所決定，而且身心之外的物質世界亦即整個自然界的狀態好壞也無不由衆生過去世的善惡業的果報(山河大地、生存環境稱爲依報)所決定。衆生的身心與整個自然界實際上具有一種相互依托、相互影響、不可割舍的必然聯系。所以，佛教認爲山川草木也有佛性。衆生對整個自然界也必須珍愛，否則要遭其報應。
因此，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自己；虐待大自然，就是虐待自己。這是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因緣、因果關系。現代人的環境保護意識和經濟學的“綠色GDP”之說，與佛教的這種認識和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
佛教的這種根植于叁世因果觀之中的倫理道德觀念，其背後實際上隱含著一種深遠的智慧、一個深邃的睿智，因此，無論什麼人、什麼民族、什麼社會，只要能把這種智慧和倫理道德觀念融入他的生命，融入他的生活，就必定會給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帶來最長遠、因而也就是最大化的利益。(“人有遠慮，則無近憂”)用佛教的術語說就是“功德無量”。
因此可知，所謂道德，其實就是行此道，得此益；是正順因果。所以，有道無得，非是真道；有得無道，非是真得。唯有順緣起大道，得真實長遠利益，才是真正的有道有得，才是真正的道德。
佛教是慈悲與智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宗教；慈悲與衆生佛性相應，智慧與諸法因緣相應，如大鵬之有雙翼，必致高遠。
(二)中國文化的瓶頸——比較與顯現
佛教的根本思想是這樣的殊勝，所以，曆史上，當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時，日本的統治者就把佛教作爲當時最先進的人類文化，奉爲治國安邦的指針，從那以來，日本民族從佛教那裏獲益良多。而在中國，佛教傳入雖然比日本早得多，但由于曆史上的專製統治者始終把佛教作爲非主流文化，作爲一種茶余飯後的消遣以及可有可無的擺設，因而使其深受專製文化製約，不能充分發揮其所蘊含的深睿智慧和積極精神，使中華民族無法運用這個智慧法寶有效揚棄自己文化中的糟粕，令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不得不說，在曆史上中華民族從佛教那裏獲益甚少。
《釋氏稽古略》卷四引《十叁朝聖政錄》說：“甲申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入朝。因言其國傳世八十，曆年叁千二百矣，帝謂輔臣曰：中國自唐末五代分裂，不但其君朝成夕敗，臣亦誅死相尋。朕兢兢求治，冀上穹鑒，爲子孫長久計，卿等亦保世祿。”
說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來中國求法，回國前入朝拜見太宗，言談之中提到其國天皇已經傳世八十代，曆時叁千二百年了(這裏面雖有很大水分，但自聖德太子時期到那時，也有五百年了)。宋太宗聽了十分感慨，對輔臣們說：“中國自唐末分裂以來，經曆了五代十國，不但其君王朝成夕敗，其臣子也跟著他們一起喪身辱命。所以朕兢兢業業治理國家，以圖感動上蒼，好讓我的子孫皇運長久，也讓你們這些王公大臣們永保世祿。”這件事情，《宋史》也有相同記載。
自那以來，一千零二十多年過去了，日本國依然還是那一系天皇，而中國已不知又改換了多少朝代；在這些改朝換代的天翻地覆中，又不知有多少生靈塗炭。其中緣由，豈不值得深思？
中國人大都知道，在曆史上，日本人從中國學走了很多東西，但一般卻不知日本人從中國學東西，是進行了非常慎重的選擇的。比如說，他們全盤而徹底的學習並接受了佛教，而且奉若圭臬，乃至發揚光大；但對于中國人自己所尊奉的那些所謂“治國安邦”的“大法”，比如郡縣製度、科舉製度，則淺嘗辄止；而諸如太監(宦官)製度這一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製度和婦女纏足等文化陋習則根本未學。爲什麼他們對這些東西淺學便舍，或者幹脆不學？筆者以爲是因爲佛教所賦予他們的智慧，使他們更深刻地了解了人性，因而徹底揚棄了這些中國文化的糟粕。
爲什麼說這些東西是中國文化的糟粕呢？
衆所周知，大一統的郡縣專製政體是秦始皇所創，並成爲他之後中國社會的核心政治製度。在秦以前，夏、商、周都實行諸侯分封製。他們維護諸侯之間和平共處的方法，夏、商已難得其詳，但周朝有“周公製禮”。
什麼是禮？“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樂記》)，就是維護天下(諸侯國)和平共處的公共倫理——天下公理，所以說，“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就是說，禮的作用是維護國家和平、社會和諧，這是其最大價值所在。先王之道的最卓越之處就在于此。無論大國小國，都要依禮而行。當發生沖突時，應當本著“和”的理念而追求和平，爲此，如果雙方不用禮來自我節製的話，終究是不能實現和平的。因爲禮可以使天下諸侯國和平共處，生民免于戰爭塗炭，所以孔子說：“克己複禮爲仁”，也就是說，如果能依靠“禮”(天下公理)來使天下諸國相互尊重，彼此節製，不恃強淩弱，以大欺小，使天下太平無事，萬民安居樂業，那麼，這就是“仁”--世間最大的仁慈。所以，“仁”是個高尚的境界；禮而仁的文化，象征著一種相當高度的文明。
然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天下諸國以貪婪、殘暴之心相互征伐，相互兼並，恃強淩弱，以大欺小，弱肉強食，生靈塗炭。最後兼並爲六國，又由強秦滅六國而一統天下。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本可以重光傳統的王道文化，重建禮樂——天下公理——以維護天下和平。可他卻辜負了天下的期待，不僅沒有重建禮樂，反而獨攬天下，正式確立了郡縣製度，實行皇權專製，以霸道代替王道，以集權代替封建，以法術鉗製天下，以嚴刑奴役萬民。因此，天下不堪重負，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群雄紛紛響應，使秦數百年基業轉瞬之間轟然崩塌，灰飛煙滅——從秦始皇統一到秦朝滅亡，僅僅維持了十五年時間。
聖王之道，善察人性之本源，善循天下之公理，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賞罰公正，有禮有節，所以，不僅能裂土分權，封侯建國，而且還能建立以禮爲規則的信任機製，使天下長久和平。但秦始皇卻與此恰恰相反，不僅不能善察人性本源，不能善循天下公理，而且還認定人性險惡，“疑人用，用人疑”，賞罰不公，刑罰無度，因此不僅不能分權裂土，封侯建國，而且還徹底建立了毫無公理可言(一家私理，任意變幻)的不信任機製——郡縣皇權專製體製。這個體製對人心所産生的壓迫，必然會令當世之人感受到過分強烈的文化反差，激化出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因而導致國家迅速崩潰。(《史記》)
然而，後世的統治者(隋唐以降)不僅對此沒有充分的反省，反而爲了滿足郡縣專製對人才的需求，進一步創設了郡縣製的衍生製度——科舉製，將郡縣製的弊端發揮至極致。(至于宦官製度對人性之猜忌和人格之亵渎就更不待言了。因篇幅之限，對此問題的討論暫且從略。)可以說，諸如郡縣製度、科舉製度、宦官製度這些中國古代政體的核心製度，都是獨占的私欲和人與人之間嚴重信任危機的産物，特別是郡縣製和宦官製，它們是最典型的“疑人用，用人疑”的製度——它們被設計出來的動機和前提就是對權利的貪執和對他人的猜忌與背叛。
因此，作爲因果規律的必然結果，它勢必會導致更大的信任危機，導致更大的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背叛。所以，可以說，郡縣專製製度及其文化是一種自毀長城的製度和文化，自我顛覆，勢在必然。
而且，如果從經濟學的成本思維角度來看，這樣的製度肯定會是效率最低而成本最高的。因爲，由于對人不信任、對官員心存疑慮和猜忌，所以勢必要搞監督，搞監督的監督，乃至監督的監督的監督……因此必定會導致行政管理成本無限膨脹，最終高到國家財政無法承受。另一方面，除了經濟成本之外，還有把“好人變壞”、“淘汰忠良”、“進用奸佞”的政治成本。這是因爲，創設郡縣製度的前提是不信和猜忌，所以，盡忠職守、悲天憫人、胸懷大略的賢臣良將，由于他們出自天性的信天愛人，以天下爲己任，不苟且偷安，所以他們往往會因堅持個人的信念和原則而不善與朝廷博弈，因而被強製淘汰出局，或者被迫歸隱田園。因此，中國官場所形成的潛規則是：欲在官場中存活，必須胸無大志、八面玲珑、明哲保身，若要飛黃騰達，還必須學會善于與朝廷博弈，玩弄權謀，欺上瞞下，結黨營私，貪贓枉法，乃至魚肉百姓等等。雖然這些渎職惡行會導致政綱不舉、民心背離，但由于這些早在體製的預計之中(性惡觀念、專製製度)，所以，只要不明顯破壞體製的內部和諧，一般都會平安無事。然而，這樣一來的結果，必然會導致朝中無有賢臣良將，民心猶如一盤散沙，一旦國家有難，則參天廣刹往往轟然崩塌。回顧中國自秦始皇以來曆代王朝改朝換代的曆史，幾乎無一例外。
所以，秦始皇確立郡縣皇權專製政體，由天下公理轉向一家私理，與傳統的“王道文化”徹底決裂，這一選擇，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大倒退。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文化大倒退，當然是因爲春秋戰國以前的那種尚且能夠尊重人性、關照人心、熱愛和平的人本主義文化精神在春秋時期已經開始逐漸淪落，所謂“禮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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