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宝训》研究
徐小跃
《禅林宝训》四卷，由宋临济宗妙喜(宗杲)和竹庵(士圭)两禅师共集。此书不久散失过半，南宋东吴(今苏州)僧人净善于南宋淳熙年间，游历江西云居山时，从老僧岳山祖安处得到散失过半的《禅林宝训》。由于年代长久，书已被虫蛀，破损严重。自得此书以后，净善用了十年时间在诸多《语录》、《传记》中仅寻得五十余篇。因此，他又重新从先辈黄龙惠南、佛照德光、简堂行机诸老遗语中收集资料，通过节录、整理、分类，终于编成现存的《禅林宝训》。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诸宗部五，由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发行，另载《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七十九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禅林宝训》的注释本有：《禅林宝训音义》一卷，明代大建较定；《禅林宝训合注》四卷，清代张文嘉较定，张文宪参阅；《禅林宝训拈颂》一卷，清代行盛着，超记录；《禅林宝训顺朱》四卷，清代德玉撰；《禅林宝训笔说》三卷，清代智祥述，张照撰，心赋附。
一、《禅林宝训》源流考
如上述，现存三百篇的《禅林宝训》是取材于各种《语录》、《传记》、《文集》以及诸老遗语。从时间上说，它是上至南岳下十一世的黄龙惠南禅师，下至南岳下十六世的佛照德光、简堂行机等诸老言行的总录。也就是说，此间众多禅师的《语录》、《传记》、《文集》以及遗语共同构成了《禅林宝训》一书的源头。
正因为《禅林宝训》一书来源于不同的语录、传记、文集，也就决定了它的体例不是单一性的。例如里面所载既有语录体的各种《语录》，又有笔记体的《林间录》，又有传记体的《禅林僧宝传》，还有文集形式的《镡津文集》、《丛林盛事》，另外还有《行状》、《壁记》、《石刻》等等形式。由此，从体例上来说，不能简单地将《禅林宝训》归属于某一种形式，毋宁说它是多种体例形式的汇集，因而形成了一种独特形式，即记载禅师嘉言善行的言行录。
虽然由三百篇而集成的《禅林宝训》是按照重新编辑者所得先后去排列各篇次序，而不是按照古今先后的时间顺序去排列次序。但是，它仍然很好地向人们展示了宋代禅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状况。
《禅林宝训》所收录的禅师共有一百多，他们大多分属从五家之一的临济宗演化出来的杨歧方会和黄龙惠南两个支派的传人。这里我们有必要结合禅宗的发展史及其思想演变情况对《禅林宝训》思想作一番追本求源式地探讨。
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禅宗指的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后期禅宗指的是从慧能两大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之下相继演化出的“五家”禅宗，它们形成于唐末五代。分别言之，首先是百丈怀海的弟子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了沩仰宗；其次是黄檗希运的弟子临济义玄开创了临济宗；出自清原系统的云岩昙晟的弟子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成立了曹洞宗；再其次是雪峰义存的弟子云门文偃建立了云门宗；法眼禅师清凉文益也于五代时创建了法眼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禅宗就此形成了。五家中，沩仰宗衰亡最早；法眼宗至宋中叶即告衰亡；云门宗大振于宋初，第三代雪窦重显着有《颂古百则》，此时宗风颇盛，至南宋该宗就逐渐衰落；曹洞宗传承八代后，出现了宏智正觉，他倡导“默照禅”，是赵宋一代禅学之一大代表；五家中最盛的是临济宗，其传承系谱是：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石霜楚圆的弟子黄龙惠南开创黄龙宗；另一个弟子杨岐方会开创杨岐宗。后来人把这两宗与上述的五家合称禅宗“五家七宗”。黄龙惠南嗣法的第一代弟子中，着名的有晦堂祖心、宝峰克文等人。在黄龙第二代弟子中，以克文门下的兜率从悦、泐潭文准和清凉慧洪最为着名。杨岐方会嗣法的第一代弟子中，以白云守端最为着名，而守端嗣法弟子中以五祖法演最为着名。临济的黄龙派在两宋之际走向衰落，进入南宋不久便法系断绝，杨岐派逐渐取代黄龙派而成为临济正宗。杨岐派的兴盛，以法演门下“三佛”的出现为其标志，他们是佛鉴慧勤、佛眼清远和佛果克勤，其中以佛果克勤影响最大。克勤的嗣法弟子，以大慧宗果和虎丘绍隆最有影响。以上所列禅师，其言行事迹在《禅林宝训》中都有所反映。从传法世系上说，五家七宗以及黄龙、杨岐嗣法子系均出于慧能门下，属南宗禅。
由慧能开创的前期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教外别传”，它讲究的是修行与知解的相互呼应。对于这一至简至要的教外别传之道，“初无他说，前辈行之不疑，守之不易。”[(1)]《禅林宝训》对此段历史作了这样的记载：少林初祖，衣与法双传，到了六世大鉴慧能就不传衣给后嗣者。由于取得修行与知解的相互呼应，世袭家业，祖道愈加光耀，子孙更加繁盛。从曹溪禅宗源流分化为五个宗派。虽盛水的器皿有方有圆，但水的体性则是相同的，它们各扬佳声，力行己任。[(2)]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由一花(曹溪禅宗)开出的五叶(五宗)都是推行和坚守“不立文字”原则的。甚至可以说，在五宗那里，把主张不拘泥于文字经典的倾向推到了极端。
发展到极端的事物极易走向自身的反面，禅宗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唐五代那些旨在表达“不立文字”和强调自证自悟所采用的各种隐语、比喻、暗示甚而呵骂打掐、推拿棒喝、与夺斩截来绕路说禅的言行和方法，经过门人、弟子笔录，汇集各种“公案”，而成《语录》、《灯录》。从此，禅宗由“不立文字”而变成了“不离文字”，诚如《文献通考》所云：禅宗“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3)]可见，禅宗至宋，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即走向了早期禅宗的反面。而这一趋势，不是到《灯录》、《语录》就停止了，它还在继续着，其标志就是《颂古》、《评唱》、《击节》等形式的出现。
所谓“颂古”就是拈出“古则”(亦即“公案”)，并以韵文对此加以解释、评颂。据有关资料记载，以这种形式解释“公案”的，首推临济僧人汾阳善昭。他曾收集古人公案一百条，作成《颂古百则》。之后不久，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又广宏其音，大显其旨，也作《颂古百则》。由此，禅宗风气日趋浮华，早期禅宗那种浑淳、平易、大全的本旨渐被消融。对此，《禅林宝训》多有批评。
同样，禅宗学风变质的步伐并没有随着“颂古”之风的兴起而就此停止，它继续朝着浮华不实的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在“颂古”基础上出现的“评唱”、“击节”。
由于“颂古”本身的意蕴含蓄，不易理解，有些禅师认为有必要对颂古进行再解释，进行重新“评唱”和“击节”。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当推北宋禅僧法演门下“三佛”之一的佛果克勤(宋徽宗赐号“圆悟禅师”)。他写了两部书：一部叫做《碧岩录》(也称《碧岩集》，十卷)，一部收做《击节录》(二卷)。《碧岩录》是对云门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评”而“唱”之)；《击节录》即是对雪窦的《拈古百则》加以“击节”(“击”而中“节”)。二者都是对雪窦“颂古”和“拈古”的注释。《碧岩录》的问世，在禅宗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讲“公案”、逗“机锋”的《灯录》、《语录》阶段，发展到“注释”公案、机锋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宋代禅学的“文字禅”达到了炽盛的程度，完全失去禅宗“不立文字”这一至简至要“教外别传”的本色。《碧岩录》对当时禅学丛林的冲击是很大的，虽然也遭到诸如灵源、佛鉴等长老的反对，但终不能扭转那股评唱之风。由于日积月累，丛林已习染成弊。在此情况下，身为《碧岩录》作者佛果克勤的大弟子，也即《禅林宝训》编辑之一的妙熹宗杲禅师，勇敢地站出来，对此说进行了坚决反击。《禅林宝训》是这样记载的：“绍兴初，佛日(即宗杲)入闽，见学者牵之不返，日驰月骛，浸渍成弊，即碎其板，辟其说，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拨剧，摧邪显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复慕。然非佛日高明远见，乘悲愿力救末法之弊，则丛林大有可畏者矣。”[(4)]
从菩提达磨倡导的“无相之旨”，到曹溪慧能的“不立文字”，到“一花开五叶”的“各擅佳声，力行己任”，发展到汾阳善昭和雪窦重显的“颂古”，圆悟克勤的“评唱”，以及以宗杲为代表的一批长老的“救末法之弊”，这就是《禅林宝训》向我们展示的禅宗发展的进程。宋代禅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宗杲欲“救末法之弊”的方法是推行一种与文字禅对立的“看话禅”，即参究“话头”。所谓“活头”，指的是“公案”中禅师的答语。看话禅不像以往的“颂古”、“评唱”注重意解理会，注释“公案”，论量古今，而是单参一个“话头”，目的是通过个人历久真实的参究以获得对禅境的直观体验，建立自信，追求自悟。看话禅的兴起标志着宋代禅学向着简捷、践行的方向转化。
为拯救文字禅给丛林学者造成的“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5)]的种种弊端，《禅林宝训》的作者力斥文字禅的危害，并举起道德仁义的大旗，尽择先师有关的嘉言善行，以正世人耳目，以此丛林之风，终于给宋代禅学界吹进了一股令人欣悦的清风，也使后人领略到宋代禅师们的另一番风情。
二、《禅林宝训》内容简介
《禅林宝训》是一部文理悠闲平易，全无玄虚怪妄之痕迹的书籍。通过平易、简练、易懂的语言，深刻再现了禅宗作为佛法心宗所奉行的戒、定、慧等细行，更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现了历来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高风亮节。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入道，消除势力人我之心，同归道德仁义。山樵在《禅林宝训笔说·序》转述了清代僧人晓岱对《禅林宝训》一书特点地概括：“是书也，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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