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乎在印度是不可能有的。……从以上两方面来看，我认为《起信论》这部书，确实不是印度人的撰述，而是出于中国人的手笔。……或许是中国禅宗的先驱者某一禅师所作。其所以要托名而不署真实姓名，很可能是作者本人当时在佛教界还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唯恐署了真实姓名，会影响到此《论》的广泛流传，所以抬出印度大乘学者马鸣和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真谛作为作者和译者，目的是使自己创造的理论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二、唯识宗的研究
《大乘起信论》争论的背景是在唯识学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特点，就在于对唯识学的研究与阐扬，因此唯识学成为本世纪上半叶佛学理论中的又一个主要内容。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不同，《大乘起信论》的争论是关于它的真伪，涉及的是“真如缘起”的学术问题，事关到它的权威性。唯识学是舶来品。玄奘及其弟子在唐朝皇帝的支持下，法相宗曾经风光一时，但是没有多久，即开始衰败。近代唯识学的兴起，与皇帝无关，也与达官贵戚无涉，应是历史时代所造就。张曼涛在《现代佛学丛刊·唯识学概论(三)》之《编辑旨趣》中认为：“而影响思想界最深的，则又可说，只有唯识最为出色。在现代中国几个可数的思想家中，无不跟唯识学发生过关连。主要者如熊十力、梁漱溟、景昌极、梁启超、章太炎等莫不如是。即使是深受西洋哲学影响，而不以东方哲学为意的，如金岳霖、张东荪等，亦对唯识学深表崇意。此原因何在？就在唯识学跟近代西方传来的学术思想，有相当相似的关连，如科学观念、哲学系统，都是有体系、有组织的学问，这与以往中国传统学问中，不重体系、不重组织，完全不同。而在中国，甚至包括印度，能与西方哲学相匹敌，组织化、系统化，从一个观念，而引导出许多连琐观念、系统观念，在整个东方各家学说中，就唯有唯识最具此种精神，因此，西方文化传来的结果，竟不料掀起了一阵唯识研究的高潮。……几乎所有研究佛学的，莫不以唯识为第一研究步骤。”这是一般学术界公认的说法。不过，葛兆光又从“顺着讲”的思路，加以了新的补充。他根据日本东本愿寺南条文雄与杨文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考察了日本的史料，指出唯识学的传入，既有偶然，又有必然。当年杨文会到日本寻找中国已经逸佚唯识典籍，与南条通信，打听佛学在欧洲的情况，是想将佛教传播到欧美，但是通过南条的介绍，无意间将西方的先进治学方法传入，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后，开创了中国佛学研究的新纪元。①(参见《西湖却自东瀛来——日本东本愿寺与中国近代佛学的因缘》，载《葛兆光自选取集第138－15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唯识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学的显学，这些成果基本上体现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唯识学》专集中，有关研究目录还可以参见王学春编的《玄奘研究论着索引》。①(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本世纪上半叶研究唯识学的团体，除支那内学院外、还有北京韩清净领导的三时学会和太虚法师领导的武昌佛学院，其中学术界尤以前二者最为着名，时人称为“南欧北韩”。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则认为法相与唯识是两家。欧阳竟无曾说：“应分两门：唯识、法相。法相糅古，唯识创今。法相广大，唯识精纯。……唯识门者，始研《摄大乘论》，终读《成唯识论》，中间开钥，有《二十唯识》、《百法明门》。……法相门者，略于《杂集》，广于《瑜伽师地》，中间《五蕴》、《庄严》。”②(《内院院训释·释教》)而以太虚为代表的武昌佛学院反对这种说法。太虚专门着《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阅〈辨法相与唯识〉》等文。他说：“今以法相唯识连称，则示一切法，……皆唯识所现。……现有二义，一，变现义，如色法等。二，显现义，如真如等。法相唯识之所现，而唯识所现，即一切法相；唯识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必宗唯识。所现一切法甚广，然所变所现一切法之所归，则在唯识，故示宗旨所在，曰法相唯识。”③(《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七册第1166页。)“近人(引者按，指欧阳竟无)别法相与唯识为二宗，判若鸿沟，徒生枝节，无当圣言。”④(《太虚大书全书》第十八册，第1406页。)“乃观竟无所出分法相与唯识为二宗之因喻，在彼皆为相违，而适以成此法相必宗唯识义也。”⑤(《太虚大书全书》第十八册，第1476页。)所以他认为法相唯识只是一家。
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会长。韩清净在唯识学的最大贡献是对《瑜伽师地论》全本做了深入的研究，撰成《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一书，其中“乃复发见文句舛误者固多，章节错简者亦有。非唯传写之讹，亦乃原译之失。推厥所由，其源远矣。”学人评价此书：“《记》将瑜伽奥义，以独具之灼见阐发无疑。尤为难得者，论中前后相关之处一一指出，使读者瞻此顾彼，探寻有方。范古农老居士生前读其部分初稿，赞叹备至，誉为本世纪末，汉文内典中之尽人作品，其价值可想见矣。”韩清净“从知法知义，名句文立基，分段分科分句，用新式标点佛经是第一人，主张建立佛教训诂章句学。他志愿成立瑜伽学院造百论师；欧阳居士理想建立中国研究规模之那烂陀寺，二公同为远继千年以前奘师胜业，竭尽毕生精力。”①(黄绍明《北三时学会简介》，《佛教文化》1993年第1期。)
在“南欧北韩”的领导下，当时着名的唯识学者还有吕澄、王恩洋、范古农、唐大圆等人。特别是王恩洋，一生撰写文章和著作共200余(篇)本②(董夏年《王恩洋先生着述目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而唯识学的著作占其全部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总计有34(篇)本著作，占有其本人的全部佛学著作的80％，可以说代表了王先生的佛学的特点。这些唯识学著作在当代唯识学的成果中也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有着自己的风格。所以有学者指出，“恩洋先生治学，则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③(于凌波《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先生的佛学研究特点和其在佛学界中的地位。正是因为有民国时期一大批治唯识学的学者努力，使唯识学的研究成果累累，因此在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中国应有法相四大家，他们是：东有范古农、南有欧阳竟无、西有王恩洋、北有韩清净。
唯识学成为本世纪中国佛学最有成就的学问，主要体现在对法相唯识教义的阐发和经典的整理两个方面。就教义而言，对唯识学的名相概念作了现代阐释，使深奥难懂的佛家义理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而又通俗的理解，这对普及佛法，促进佛学与现代西方学说接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经典而言，许多唯识经典得到了整理，特别是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时代就注意对古籍版本的考证和梳理，从日本引进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佚的古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法相唯识的经典。欧阳竟无和吕澄、王恩洋等人将这些经典进一步作了注疏和研究，这些成果已在《内学》和“支那内学院丛刊”里反映出来。北方的三时学会虽然对唯识经典作了不少的研究，但是刊印后流传甚少，世人难以了解。现在韩清净《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出版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印象。僧伽界的成果除了太虚法师等人对唯识学的阐述之外，最重要的就算得上法尊法师、观空法师等人将藏文本的唯识典籍及其他著作译成汉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唯识学的研究虽然明显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断绝。在《现代佛学》上还可以经常见到有关唯识学的文章，像学者王恩洋、郭朋、游侠等人撰写的论述唯识经典或介绍欧阳竟无先生法相学的文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以玄奘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唯识学研究的延续。重要的成果除了上述的韩清净的百卷汇编之外，还有金陵刻经处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王恩洋的《瑜伽宗综述讲义》(有单篇论文出版，全书现还未出版)和韩镜清计20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现已出版《唯识学论着九种》一书)，等等。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的学者之一。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的“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部分，集中论述了唯识宗的思想。他说：“由于它(引者案，指大乘佛教)集中地分析了世界各种(心的和物的)现象，所以叫法相学派；就它前一特点(分析现象的特点)说，叫法相学；就后一特点说，把世界的存在、变化归结为识的作用，叫做唯识学。前人有人把这一派分别开来，称无著一派为法相学，世亲一派为唯识学。我们从它的体系上看，所谓法相学是唯识学的开始，但没有完成；所谓的唯识学是法相学的继续，完成的只是法相学的体系。所以称为法相学，或法相唯识学。把这一套学说完整地从印度搬到中国，并建立宗派，加以传播，是唐代玄奘开始的，窥基继续的。法相和唯识截然划分，至少玄奘等人没有这种看法，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必加以区分。”①(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195～19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旧中国曾有一度抬头的法相唯识之学，也不是由于法相宗本身有什么真理，而是在当时学术界复古主义的逆流影响下，有中国的考据，也有洋考据。有汉学家的章句之学，也有洋章句之学。那时的法相唯识之学曾热闹过一阵，正是当时复古主义用烦琐的唯心主义对抗新思潮而出现的一股逆流。他们以佛教烦琐哲学向当时的唯物主义进攻。”②(同上第239页。)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唯识法相学争论的一个总结性的看法，跳出了佛教的圈子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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