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个问题，指出了法相和唯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产生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③(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载《葛兆光自选集》第1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对法相宗的唯识思想，任继愈先生指出：“法相宗还用类似西方哲学史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方法，来论证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众多感觉经验的复合体，……法相宗比佛教其他学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了有所谓物质世界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现实世界的一切；只有进入真如世界后，“识”才失去它的作用。……进入真如世界，只能说它是用更高级的精神境界代替了低级的的活动，而不能说精神活动不起作用。相反，倒是把精神活动抬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相宗继大乘空宗之后，提出了新的补充，目的在于防止大乘空宗所造成可能发生的新偏差。”所以“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现实世界非真正存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教哲学体系。”“单就认识的作用和过程来说，法相宗的认识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就他们建立的第八识永远存在，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它又是“客观”的、多元的精神性的微粒，又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对唯识新说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是在《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之辩证法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充实修订出版的新书。作者认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佛教看来是色心的关系。色心的“体”，以“依”义来发挥；色心的“用”，以“变”义来发挥。“依”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变”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由此辩证的思想作为前提，在实践方面才有舍染趣净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净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而舍染趣净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的对立斗争的过程，舍染趣净的结果是得到转依。现象是无常变易的，本体是常住不变的，现象是虚妄的，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染污的，本体是寂净的，这就是玄奘哲学思想的特点。

　　韩镜清先生是目前仍在从事唯识宗研究的老学者之一。他是着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学生，又随欧阳竟无和韩清净、周叔迦等人学习佛学。1977年元月韩镜清退休后开始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有关《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唯识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种。

　　现在，中国内地佛学界对唯识宗的研究正在重新开始注重。1992年7月，中国内地成立了玄奘研究中心，一批从事唯识学研究的学者都参加到这个中心里，唯识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着名学者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等人的博士生徐绍强、魏德东、程恭让、张自强等人毕业论文都是以唯识学为内容而撰写的，表明了唯识学的研究正在复兴。在僧界，已恢复的闽南佛学院注重唯识学的研学，曾经聘请了田光烈等人专讲唯识，该院的《闽南佛学院学报》是现今大陆刊出唯识学文章较多的一份佛学刊物。居士胡晓光在《法音》上发表的系列唯识学研究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力度，特别是对本世纪以来的唯识学理论既有总结，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一定的意义。在四川佛教界，王恩洋的一批弟子遵行师说，也在努力弘扬唯识学。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皆以唯识学作为本院的特色教育。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韩廷杰的《成唯识论校释》一书，对研究唯识宗将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佛教史的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与佛教界不同的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主要以佛教史为其特色。汤用彤先生在这方面成绩斐然。他所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本盖世的佛学名着，此书在资料的搜集与考证是独具特色的，分析虽然不多，但却点到了实处，是一本众所承认的经典著作，现已为每个治佛教者必备、必读之书。因而此书出版的60年间，一版再版。陈寅恪虽然写的佛学论文不算多，但他的研究很有特色。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他所作的关于敦煌写经的研究，外国人不能不服。陈垣先生的佛教史学的著作也是佛学研究中的得意之作，他的著作《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先后重版。《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研究晚期佛教史的最重要著作，陈寅恪评价此书云：“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①(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华书局1964年版。)此外，这一时期在佛教史学作出成绩的还有周叔迦及其弟子苏晋仁先生、高观如先生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极有见地的的佛教史论，这些论文有不少被编入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相关卷之中。僧界中巨赞法师的佛教史论文颇有力度，他发表的《如是斋琐议》，因考据精到，曾引起陈垣先生的注意，打听其人。太虚大师对佛教史的分期予以新解，将佛教史判摄为：第一大行大隐时期；第二大主小从时期；第三大行小隐密主显从时期。此三期与学术界所说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阶段相对应。印顺法师也对印度佛教作了深入的研究。

　　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任继愈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佛教思想史，是这方面研究的领头人，并对以后的大陆的佛学研究起到重大的影响。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方法运用的开山作和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用阶级分析和二分法，梳理了佛教的历史和思想，也给后人研究佛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思考模式，毛泽东同志对此评价很高，称他的成果是“凤毛麟角”。他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人参与撰写的《中国佛教史》则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主要成果。此书是当代中国佛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工程，计划出版8卷本，现在已出版了3卷。从已出版的几卷内容来看，本书在历史和思想教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作者不迷信过去的历史记载，对已有的历史资料都重新做了考证，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做了挖掘。作者认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佛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宗教体系，但“它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细微，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它使人们不断思考，推动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活动，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宝库。

　　属于这一类型的著作还有郭朋先生的佛教思想史系列。他着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国佛教简史》、《坛经对勘》、《坛经校释》、《坛经导读》、《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与张新鹰、廖自力合作)、《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等书。已发表的有关佛教的论着共11部，13册，总字数450万字。因之不管在著作的数目上，还是在发表的字数上，他的成就都在我国佛学研究的领域中占有领先的地位，为当代我国佛学学者中着述最丰的一人。他所撰写的佛教断代史系列，勾勒出中国佛教的基本线索和各个时代的特点。他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的，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中心，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因此了解了隋唐佛教，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佛教。在中国近代佛学思想中，虽然有继承以往佛学思想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具有鲜明不同以往佛学思想的新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既有某些目睹时艰，忧心国事的志士仁人想从佛学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苦心探索，又有“西风东渐”在佛学内的若干反映，以及某些佛学大师基于紧迫的时代感，以改革者的姿态，力图给予佛学思想创新。此外，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也都为中国大陆的佛学代表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吕澄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书，这是吕先生佛学研究的精华，代表了他的学术高峰期的成熟之作，也是传世的佛学名着。可惜的是这二本书的内容过于简练，学者认为，如果当年吕先生以此书作为提纲，再将其内容展开，那么就一定是一本内容详细的高质量的佛教史书。此外，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作为大学生教材，有一定的可读性，此书对中国佛教的叙述，特点在于“从而摆脱了印度佛教中心论的旧传统”，“由此也改变了把汉地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唯一代表的习惯说法，使之更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高振农的《中国佛教》则对近现代佛教的基本特点、变化和佛教活动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时人评价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佛教这一历史现象作了描述，较多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的面貌。

　　90年代起，学术界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已经出版的书有游有维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复兴思潮的研究》、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何建民的《佛法与中国社会的调适》、徐荪铭的《世纪佛缘》等，这么多人来关心世纪佛教，这是因为本世纪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历史中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地位。中国社会“二千年不变”的传统思想理路，到了本世纪至少被打破了一部分，佛教则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要给自己找一个定位或新出路，因此研究或总结世纪佛教，既是总结过去，无疑也隐含了给未来的佛教找一个发展的方向，或者说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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