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個問題，指出了法相和唯識兩者之間的繼承關系，以及産生這場爭論的曆史背景。當然也有人認爲這種說法“似乎並不准確”。③(葛兆光《十年海潮音》載《葛兆光自選集》第17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對法相宗的唯識思想，任繼愈先生指出：“法相宗還用類似西方哲學史唯心主義經驗論的方法，來論證對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不過是衆多感覺經驗的複合體，……法相宗比佛教其他學說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徹底地全盤否定了有所謂物質世界存在，它把一切現象都歸結爲識的作用，“識”決定現實世界的一切；只有進入真如世界後，“識”才失去它的作用。……進入真如世界，只能說它是用更高級的精神境界代替了低級的的活動，而不能說精神活動不起作用。相反，倒是把精神活動擡到超越一切，至高無上的地位。”“法相宗繼大乘空宗之後，提出了新的補充，目的在于防止大乘空宗所造成可能發生的新偏差。”所以“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現實世界非真正存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佛教哲學體系。”“單就認識的作用和過程來說，法相宗的認識學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但是就他們建立的第八識永遠存在，不因個人死亡而消滅，它又是“客觀”的、多元的精神性的微粒，又是客觀唯心主義的。”

　　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對唯識新說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學研究》是在《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之辯證法因素》的基礎上，重新充實修訂出版的新書。作者認爲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在佛教看來是色心的關系。色心的“體”，以“依”義來發揮；色心的“用”，以“變”義來發揮。“依”就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色心諸事物的相互聯系與相互製約，“變”就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色心諸事物的運動變化與發展。由此辯證的思想作爲前提，在實踐方面才有舍染趣淨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淨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識，是一個對立的統一，而舍染趣淨不是自發的，而是一個自覺的對立鬥爭的過程，舍染趣淨的結果是得到轉依。現象是無常變易的，本體是常住不變的，現象是虛妄的，本體是真實的，現象是染汙的，本體是寂淨的，這就是玄奘哲學思想的特點。

　　韓鏡清先生是目前仍在從事唯識宗研究的老學者之一。他是著名學者湯用彤先生的學生，又隨歐陽竟無和韓清淨、周叔迦等人學習佛學。1977年元月韓鏡清退休後開始集中精力閉門整理有關《成唯識論》的所有疏注，對《成唯識論述記》進行校勘、補充和注釋，至1992年編成240萬字的《成唯識論疏翼》。同時從藏文大藏中翻譯有關唯識學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種。

　　現在，中國內地佛學界對唯識宗的研究正在重新開始注重。1992年7月，中國內地成立了玄奘研究中心，一批從事唯識學研究的學者都參加到這個中心裏，唯識學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著名學者黃心川、方立天、樓宇烈等人的博士生徐紹強、魏德東、程恭讓、張自強等人畢業論文都是以唯識學爲內容而撰寫的，表明了唯識學的研究正在複興。在僧界，已恢複的閩南佛學院注重唯識學的研學，曾經聘請了田光烈等人專講唯識，該院的《閩南佛學院學報》是現今大陸刊出唯識學文章較多的一份佛學刊物。居士胡曉光在《法音》上發表的系列唯識學研究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力度，特別是對本世紀以來的唯識學理論既有總結，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一定的意義。在四川佛教界，王恩洋的一批弟子遵行師說，也在努力弘揚唯識學。四川佛學院、重慶佛學院皆以唯識學作爲本院的特色教育。199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韓廷傑的《成唯識論校釋》一書，對研究唯識宗將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叁、佛教史的研究

　　本世紀上半葉，與佛教界不同的是：學術界的研究重點，主要以佛教史爲其特色。湯用彤先生在這方面成績斐然。他所撰寫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一本蓋世的佛學名著，此書在資料的搜集與考證是獨具特色的，分析雖然不多，但卻點到了實處，是一本衆所承認的經典著作，現已爲每個治佛教者必備、必讀之書。因而此書出版的60年間，一版再版。陳寅恪雖然寫的佛學論文不算多，但他的研究很有特色。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他所作的關于敦煌寫經的研究，外國人不能不服。陳垣先生的佛教史學的著作也是佛學研究中的得意之作，他的著作《清初僧诤記》、《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先後重版。《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研究晚期佛教史的最重要著作，陳寅恪評價此書雲：“而于先生是書征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①(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華書局1964年版。)此外，這一時期在佛教史學作出成績的還有周叔迦及其弟子蘇晉仁先生、高觀如先生等，他們發表了不少極有見地的的佛教史論，這些論文有不少被編入張曼濤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相關卷之中。僧界中巨贊法師的佛教史論文頗有力度，他發表的《如是齋瑣議》，因考據精到，曾引起陳垣先生的注意，打聽其人。太虛大師對佛教史的分期予以新解，將佛教史判攝爲：第一大行大隱時期；第二大主小從時期；第叁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時期。此叁期與學術界所說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叁階段相對應。印順法師也對印度佛教作了深入的研究。

　　5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任繼愈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研究佛教思想史，是這方面研究的領頭人，並對以後的大陸的佛學研究起到重大的影響。他撰寫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是這一方法運用的開山作和代表作。在這本書裏他用階級分析和二分法，梳理了佛教的曆史和思想，也給後人研究佛教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思考模式，毛澤東同志對此評價很高，稱他的成果是“鳳毛麟角”。他主編，杜繼文、楊曾文等人參與撰寫的《中國佛教史》則是這一指導思想下的主要成果。此書是當代中國佛學研究中的一個大工程，計劃出版8卷本，現在已出版了3卷。從已出版的幾卷內容來看，本書在曆史和思想教義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作者不迷信過去的曆史記載，對已有的曆史資料都重新做了考證，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次做了挖掘。作者認爲，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密不可分，佛教雖然屬于唯心主義宗教體系，但“它的邏輯分析、心理分析相當細微，辯證法思想也相當豐富”。它使人們不斷思考，推動了中國哲學的思辯活動，豐富了中國思想的寶庫。

　　屬于這一類型的著作還有郭朋先生的佛教思想史系列。他著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國佛教簡史》、《壇經對勘》、《壇經校釋》、《壇經導讀》、《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與張新鷹、廖自力合作)、《印順佛學思想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等書。已發表的有關佛教的論著共11部，13冊，總字數450萬字。因之不管在著作的數目上，還是在發表的字數上，他的成就都在我國佛學研究的領域中占有領先的地位，爲當代我國佛學學者中著述最豐的一人。他所撰寫的佛教斷代史系列，勾勒出中國佛教的基本線索和各個時代的特點。他認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是爲隋唐佛教作准備的，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的中心，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因此了解了隋唐佛教，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國的佛教。在中國近代佛學思想中，雖然有繼承以往佛學思想的一面，但更爲重要的是它還具有鮮明不同以往佛學思想的新時代特征。這些特征既有某些目睹時艱，憂心國事的志士仁人想從佛學思想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的苦心探索，又有“西風東漸”在佛學內的若幹反映，以及某些佛學大師基于緊迫的時代感，以改革者的姿態，力圖給予佛學思想創新。此外，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方立天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也都爲中國大陸的佛學代表作品。值得一提的還有呂澄先生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二書，這是呂先生佛學研究的精華，代表了他的學術高峰期的成熟之作，也是傳世的佛學名著。可惜的是這二本書的內容過于簡練，學者認爲，如果當年呂先生以此書作爲提綱，再將其內容展開，那麼就一定是一本內容詳細的高質量的佛教史書。此外，杜繼文主編的《佛教史》作爲大學生教材，有一定的可讀性，此書對中國佛教的敘述，特點在于“從而擺脫了印度佛教中心論的舊傳統”，“由此也改變了把漢地佛教作爲中國佛教唯一代表的習慣說法，使之更符合佛教發展的曆史實際”。高振農的《中國佛教》則對近現代佛教的基本特點、變化和佛教活動作了較系統的論述，時人評價該書從文化史的角度，對中國佛教這一曆史現象作了描述，較多地反映了中國佛教的面貌。

　　90年代起，學術界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研究取得了衆多的成果，已經出版的書有遊有維的《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郭朋的《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高振農的《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麻天祥的《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李向平的《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複興思潮的研究》、于淩波的《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鄧子美的《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何建民的《佛法與中國社會的調適》、徐荪銘的《世紀佛緣》等，這麼多人來關心世紀佛教，這是因爲本世紀的佛教在中國佛教曆史中處于一個很微妙的地位。中國社會“二千年不變”的傳統思想理路，到了本世紀至少被打破了一部分，佛教則在這個動蕩的社會中要給自己找一個定位或新出路，因此研究或總結世紀佛教，既是總結過去，無疑也隱含了給未來的佛教找一個發展的方向，或者說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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